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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7章

新宋-第2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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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便如此,李清也知道,还是有许多的西夏人看不起他,因为他们认为文焕没有勇气自杀。正如许多西夏人也同样看不起他李清一样。而文焕所要承受的压力要远大于当年的李清,因为他是武状元!深受皇恩的武状元,在许多人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生存的立场的!

如果他能绝食自杀,也许会赢来更多的尊重。

但是文焕毕竟是个年轻人,他的理想还没有开始。

也许他还指望能活着回到大宋。

许多人是这样的嘲笑这个只欠一死的武状元,但是李清对文焕,却有一种奇妙的感情。他不认为期望活着回到故土,是一件多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虽然李清也知道,即便文焕回去,面临的,也将是遍布天下的怀疑的目光。

“李郎君。”文焕的脸上,竟然泛出了一丝笑容:“你气色不是太好。”“李郎君”是一些西夏人对李清的称呼。

李清随意找了张凳子坐在文焕对面,淡淡问道:“可还习惯?”

文焕讥讽的望了李清一眼,话中带刺地说道:“我不似你,习惯不了。”

“是啊,你不似我。”李清定定望了文焕一会,突然叹了口气,举起手来,拍了拍手。两个亲兵立即端上一壶好酒、几盘小菜。李清指指酒菜,说道:“今日与君同饮。”

文焕心里一怔,以为是自己死期将至,当下端起酒壶,斟了一杯,一口喝了,又斟了一杯,却不管李清,又是一口喝干,笑道:“这酒不错,可惜有酒无友,好酒也没个味道。”

李清知道文焕心里甚是鄙薄自己,他早已习惯,也不介意,自己给自己斟了酒,也是一口喝掉,只觉得明明一壶史十三从汴京私带过来的烈酒,入得口中,却竟是一点味道也没有,倒似白开水一般。他一口气连喝数杯,方悠悠说道:“我知道状元郎看不起我,但状元郎可知道我是何人?!”

文焕冷笑道:“你不过是背祖忘宗的汉贼罢了。”

李清却不去理他,自顾自地说道:“你可知道大宋嘉佑二年麟州之战?我本是宋朝府州守军一军中小校,当年没藏讹庞大举出兵,击败郭恩,我便在此役中为夏人所擒。嘉佑三年夏人出兵攻吐蕃青唐城,虽然大败而归,但是我却因立下功勋,受到惠宗赏识。从此跟随惠宗左右,屡次与吐蕃、宋朝作战,颇立功勋,封为将军,妻以贵人之女。惠宗驾崩前,将我送至太子帐中——也就是当今夏主的帐中,托以护卫之重……自我入夏至今,已有整整二十年,我的长子,也有十二岁了!”

“好好的汉人,做了二十年的贼,又有何值得夸耀的!”文焕毫不客气的嘲讽道。

“你又知道什么?”李清淡漠的扫了文焕一眼,道:“你可知焦用是谁?”

文焕听到这个名字,似觉耳熟,一时却想不起来是谁,再看李清神态,不觉狐疑,当下默然不语,只是看着李清。

李清淡淡笑了笑,仿佛知道文焕必然不知,继续说道:“焦用本是狄武襄公旧部——我亦曾与你说过他——便是因为他触犯军法,韩琦欲诛杀之,狄武襄公亲为求情,说焦用是好男儿,韩琦却道:东华门外状元唱出者才是好男儿。竟诛杀焦用。当年我在宋朝,与焦用之族侄同居一营,此事是我亲耳听闻得来,当真让人寒心。”

这件事情,文焕本也听说过——不说在宋朝的耳闻,就是当初李清劝降他,也的确曾经提及此事,不料李清于此事耿耿于怀,还另有一层原因,至此时方知——文焕虽一时记不起焦用之名,但此时却也明白李清所说并非谎言,只是说道:“往者不可追,今日之大宋,有石学士建忠烈祠,早已不同以往。”

“当日你也这般说。”李清冷笑道:“但是我却终是难以相信。宋朝一向重文臣,张元殿试不第,遂降西夏,引景宗攻宋。自此以后,宋朝殿试不敢黜人。若由此观之,宋廷君臣,唯有打痛了他们,他们才能刻骨铭心。若有一降将能将宋朝打得不得安宁,或许宋廷从此能略重武臣,亦未可知。若说一个石越,便能让宋廷从此不重文轻武,谁能信之?”

文焕哼了一声,扭过头去,不肯说话。

李清顿了顿,又继续说道:“你是武状元,你说宋朝不重文轻武,那你这个武状元,真比得上文状元?为何宋朝真正边关名将,除少数几人外,都是文进士出身?”

“百年之风,非一朝一夕所能完全扭转,但是今日之大宋,无论王相公还是石学士,都道重文不必轻武,早年矫五代之枉过正,现在已有改变。”

“重文抑武,是宋朝赵官家的祖训,又如何能凭王安石与石越的一张嘴便改变?”李清又给自己倒了杯酒,一口喝了,高声道:“我在宋朝之时,有功不能赏,拼死战斗,亦难以升迁,功勋再高,亦不免受气于腐儒;到了夏国,虽是汉人,但有功必赏,勇猛必奖,男儿提三尺宝剑,便可受君王恩宠,建功立业,封妻荫子!我问你,凭什么便要为那个不重视你、看不起你的朝廷卖命?”

文焕凝视李清良久,忽然脸上竟是露出同情的表情,他淡淡说道:“你生不逢时,没能遇上石学士,有些道理,你自然是不知道。”

“石越又有甚高明之见?”

文焕又看了李清一眼,缓缓说道:“凡王者之国,其国家,则不必先问臣民为国家做过什么,当先问国家为臣民做过什么?其臣民,则不必先问国家为臣民做了什么,当先问自己为国家做了什么!——这是石学士在白水潭学院讲过的一段话。”说罢,顿了顿,又义正辞严地说道:“我文焕既身为大宋之臣子,无论大宋是好是坏,是不是对得起我,我都只能忠于大宋。你以为朝廷重文抑武,使你受了委屈,便可以成为你背叛祖宗的理由么?难道你在西夏,便不曾受西夏羌人的歧视么?为何你可以背祖弃宗忍受西夏羌人的猜忌与歧视,却受不了父母之邦的一点委屈?”

这番话说出来,李清却是闻所未闻,一时间竟是百感交集,怔在当场。

文焕打量着面前的这个中年男子,心中也是波潮澍湃。在文焕看来,李清的行为是可耻的,身为大宋人,却甘为夷狄,这是文焕无法认可的事情;但是李清又未必不是可怜甚至是可惜的,文焕也知道,哪怕李清没有被俘,以李清的才华,在西夏能受到赏识,但是在大宋,却可能被生生埋没,士为知己者死,李清对夏主的感激,文焕自然能够理解——但可惜的是,李清的知己者,是一个错误的对象,而这一切,又并非李清本人所能掌握……在这个时刻,文焕甚至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只是带着复杂的感情,来观察着李清。文焕几乎忘记,他自己的命运,也不比李清好多少。

文焕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他的才华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他还没有来得及建立下可以彪炳青史的功勋!

文焕也不愿意投降西夏。他是大宋皇帝钦点的武状元,他们文家可以说深受国恩,他从小就知道什么是忠臣烈士!

文焕知道,如果投降,他就会身败名裂,成为家族的耻辱,被后人唾骂!但是他也知道,如果不降,西夏人迟早会用自己的人头,来当作鼓舞士气的工具。

二选一的难题,文焕亦不知道如何选择。

坐在翊卫司某间隐秘的小房子里面的两个男人,也许会有着极其相似的命运。

大宋,陕西路,京兆府,陕西路安抚使司。

陕西帅司衙门里里外外都张灯结彩,如同节日一般,进进出出的人们,脸上都洋溢着抑制不住的笑容,每个人的脚步,似乎都变得轻快许多。

似乎一切都是如此的顺利,喜事多得让人不可思议。

在平夏城,高遵裕击溃了梁乙埋的部队,并且俘虏了四万余人的俘虏。大宋朝的皇帝陛下,在紫辰殿接受了百官的祝贺,然后命令高遵裕挑选三千名俘虏押解至汴京,举行隆重的献俘仪式。封赏的命令虽然没有下达,但是一次大规模的赏赐,已经不可避免。在普通的百姓与一般士林的舆论看来,朝廷对于帅司石越、主帅高遵裕、副帅种谊、郡马狄咏等人的褒赏,将非常值得期待。战争的胜利还不止来自一处,在讲宗岭,一个叫何畏之的名不见经传的布衣,率领一群乡村弓箭社的准乡兵组织,偷袭讲宗岭,火烧讲宗城,将西夏讲宗城守将野利济的人头送至京兆府,更加让人感觉到不可思议!在此之前,陕西刺募十万义勇,西夏人也不过是当成黔之驴观之。而如今,不足一千名连乡兵都称不上的陕西儿郎,竟然将数倍于己的兵力把守的讲宗城给烧了,还砍下了西夏守将的人头!

对于整个战斗的过程,民间的说书人各凭自己不知何处听来的细节,添油加醋,传得神乎其神,倒似是天兵天将下凡与西夏人打仗一般,连何畏之,在说书人的口中,也凭空多出来两头四臂。陕西民众普遍相信,作为星宿下凡的石越,用自己的某种异术,招来了一群天兵天将,方取得如此战果。而对于讲宗岭之战的渲染,也连累到平夏城之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许多人都坚信在那场战争中,远在京兆府的石越使用了他神秘的法术——否则不会有西夏俘虏明明事后一切正常,但在战斗中却坚信自己全身乏力,无法作战。

但这两场战争的胜利,还并非是陕西帅司张灯结彩的理由。石越之所以允许如此张扬的庆祝,是因为从汴京用快马接力送来的一封家书——在数日之前,石越已经成为一个名为“石蕤”的女孩的父亲。这对于石越来说,绝对是一件不亚于平夏城与讲宗岭之战的大喜事。

所以,这几日的石越,虽然表面上依然平静沉稳,但是步履却不自觉地变得又轻又快,在没有看见的时候,竟然还会莫名其妙的偷笑。

这种喜悦的情绪,甚至于让石越几乎忽略了另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从某种意义来说,应当也是大宋的喜事,只不过大部分的宋朝君臣,都不予以承认罢了——在六月初六,一个男婴在汴京平安出生,他的父亲,是当今皇帝赵顼,母亲,是来自高丽的王贤妃!子嗣一向艰难的赵顼又多了一个皇子,按理是应当让大宋的臣子们松一口气的,但是这个皇子的出生,却让汴京城中几乎所有的重臣,都吸了一口凉气!所有人都相信,这位皇子的出生,对于大宋的皇位继承问题,不仅仅毫无帮助,反而增添了无数不确定因素。

第五十五节

七月的汴京,热得让人恨不得把身上的皮都剥下来,汴京城的码头、城门却依然有无数的船只、车队以及百姓进出来往,为生计奔波忙碌着。这座人口繁多的巨大城池,是当时全球毫无疑问的消费中心,无论是奢侈品还是生活必需品,汴京城的需求,都非常的惊人。而这一切,全部有赖于发达的水陆运输业与相关的劳动者。

而在熙宁十年,与整个帝国水陆运输业相关的工程以及参与的民众,都达到了大宋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来的高度。

自从石越提出的官道修葺计划进来以来,大宋的君臣士民,认识到交通的发达对帝国的繁荣至关重要的人们越来越多。在官道修葺计划进行顺利,以及以杭州为中心的两浙路良好的交通道路网的刺激下,帝国一部分青壮派的低级官僚再也不甘寂寞,这些官员或者是所谓“学院党”出身,或者受到王安石、石越的双重影响,或者只是为了迎合上意,又或者竟是为了捞取私利,总而言之,熙宁十年宋朝官场最流行的话题之一,便是“修葺官路、浚清河道”。于是,整个帝国在熙宁十年的上半年内,除了少数名臣统领的路州之外,大至一路、小至州县军监,数以百计的工程开始进行,远远超过了石越与苏辙最初的计划,而这些修路与沟通水道的工程,绝大部分是毫无必要的,某些州县甚至沟通了一些根本不可能通航的河道,以作为地方官的“政绩”上报!至于这些工程所需要的费用,毫无疑问,财政并不宽裕的朝廷不可能给予实际上的支持,为了迎合上司的口味,这些官员们不得不将工程所需要的款项尽量报低,以显示自己的能力。至于实际需要的银钱,温和一点的就向商家富室强行借债,严苛一点的则擅自变相加税。至于强征百姓劳役,更加成为不可避免的手段——所谓的区别,不过是手段的温和与否,比如某些风评较好的官员,会采用地方分段承包的方式,将费用与劳役分摊到各村各族,以各村各族各管一段的方式来进行工程,建成之后,再立一个石碑,纪念表彰有功之人。这样的方法,本质上也是不付任何费用来役使民众,不过却较容易得到百姓的接受或者说不反感,较之简单粗暴的强征,相对来说自然要好许多。

虽然《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对这些行为都有所揭露,朝廷中也有一些谏官与御史进行攻击,但是皇帝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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