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2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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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丰稷显然无法接受石越的观点，不由高声争辩起来，“忠臣死于王事！文焕不能死节，已是不忠。投降敌国，便是附逆，附逆就是逆臣，人人得而诛之！石帅熟于经典，人称明达，岂可有此妇人之仁？大丈夫岂能无操守气节？我丰稷虽然不材，若异地而处，有死而已！”
“并非只有死节的人才是忠臣。”石越无可奈何的望着丰稷。他能理解丰稷的思想，但是在他心中却的确认为，即便文焕投降，也无可指摘。但是他很快知道，连潘照临与侍剑，也是站在丰稷一边的。从二人的眼神中，分明可以感觉出来。
石越的这种思想，与宋朝范仲淹、欧阳修以来尚气节的风尚，是背道而驰的。
“若不能死节，怎么可以称为忠臣义士？忠臣义士，未必会为国家朝廷牺牲生命，但是那只是没有遇到时机罢了！若必须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忠臣义士，又岂会退缩？下官不敏，却以为所谓忠臣者，文死谏、武战死！六字而已。”丰稷满脸通红，声音高亢，显是心情十分激动，“若文焕只是一寻常士卒，我尚能勉强接受他被俘甚至降敌，但这也已经是使宗族蒙羞之事。不过朝廷当有仁爱之心，不必苛求。但文焕却是食君禄、受国恩者，如今苟且偷生，投降敌国，若不除之，日后大宋朝志士，皆要羞提‘武状元’三字！”
石越不料丰稷越说越是上纲上线，似乎文焕不死，天理不容，而潘照临与侍剑神色之间，都有赞赏之意，不由大感头疼。明智的办法，是不必再为文焕辩护，这样的话，就不必要与一种强大的价值观念斗争——这种价值观，石越自己也曾经推波助澜。但他心里，却极反对将任何一种价值观推向极端。
投降的确是一件不名誉的事情，但其实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亦并非是不能被宽容对待的。普通的军民自然不必说，即便是文武官员与士大夫，即使就在宋朝，被俘后投降敌国的，也不是没有。这些人如果有机会重返故国，也大都会被原谅。若是在非常之时，出于对人才的重视，甚至还会不惜于重用反复无常的将领。只是，宽容地对待投降这种事，人们也许会默认这种行为，却绝不能容许有人来宣扬这种行为。
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虚伪。
而且，这个时候，正好是士林最尚气节的时候。石越也曾经有意无意地宣扬过气节，虽然他认为所谓的“气节”应当出于自愿而不是强迫，但是总会有道德洁癖的人，欲将此强加于人。
他并不怀疑丰稷在危难之时有杀身成仁的勇气，亦同意士大夫应当具有气节。但石越始终认为，所谓的道德，最好应当只是一种自我要求。尤其是过高的道德标准，更不宜强行加诸他人身上。他也认为，个人对国家、民族的义务是有限的。一个人愿意为国家与民族而牺牲，自然值得尊重。但是，却不应当用任何手段，强迫个人去牺牲。
但石越也明白，人类往往能以平常心对待一直是自己敌人的人；能够接受甚至是赞赏前半段是敌人而后半段不再是敌人的人；却往往无法原谅前半段是友军，后半段却是敌人的人。人类从来都不是有理智的生物，一个四十年不断的杀害自己的亲人朋友族人的人，比起一个曾经在二十年内竭力保护过自己的亲人朋友族人，而后二十年却变成敌人的人，似乎前者更容易被原谅与接受。
人类的本性如此，而“气节”则是一种容易蛊惑人心的东西。用它来要求自己固然很难，但它却能轻易地让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热血沸腾，忘乎所以，要求他人。
如果自己附和一下丰稷的议论，也许会加深人们对自己的好感。普通百姓也会看个热闹，感叹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士大夫阶层则一定有人会欣赏自己的爱憎分明……这是毫无道德风险的事情，在政治上，亦是最佳选择。
但是这样做，却是使一条生命陷入绝境。
而且这个人，是自己认识的，欣赏的年轻人。
从陕西房提出诛杀文焕的建议开始，大宋唯一能救文焕的，也许就只有石越一个人了。
除了石越，没有人会同情他。
他会身败名裂，会被石越一手主导创建的职方馆追杀至死。
但是这个人，却是曾经为了这个国家奋勇力战的战士！
石越沉默了，一时之间，他不知道要如何去选择……为文焕辩护肯定是“不智”之举，他将要为此承担巨大道德风险与政治风险，而且极可能是徒劳。他没有信心说服任何人。但是任其自然么？于心何安？！
石越并不是一个可以做到为了政治利益而漠视他人生命的人。
这一刻，石越忘记了自己的形象，他就坐在椅子上，低头托腮，皱眉沉思起来。丰稷与潘照临、侍剑面面相觑，三人只见石越的手指有节奏的不断敲打着桌面，咚、咚、咚……但是，这一次，即便三人心中对石越都有着程度不同的尊重，但是他们若扪心自问，却也无法接受石越的观点。
叛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投降敌国之人，自然就是叛臣！
这些，在三人心中，是不证自明的。
所以，他们甚至不知道石越为什么要为文焕辩护……汴京城。
“咚！”一只制作精美的太原铜制茶具被摔到了地上，崇政殿旁的一座偏殿内，赵顼的脸色紫青，双眼几乎要冒火，诚惶诚恐站在大殿中的是枢密使文彦博、都承旨曾孝宽、卫尉寺卿章惇，还有一个被特旨召来的职方馆知事司马梦求。所有人都低下了头颅，生怕皇帝把自己当成出气筒。“朕钦点的武状元，居然投降西夏！大宋朝第一个降敌的武状元！”赵顼咆哮如雷，紫金龙袍无风抖动，“诸卿，诸卿说说，要朕以后用何面目去主持武举？”
殿内一片死寂般的沉默。
“这还不算，石越的奏章！他鬼迷心窍不成？！居然敢说文焕无罪！”赵顼抓起一本奏折，一把摔到地上，恶狠狠地说道：“降敌无罪，何为有罪？！他连《汉书》都没读过么？！”
“陛下息怒。”司马梦求虽然品秩卑微，‘w…r…w…h…u。c…o…m‘但此时却不得不壮着胆子说话。
赵顼霍然停了下来，凝视司马梦求，良久，伸出手来，指着司马梦求，厉声道：“卿若为朕提来文焕人头，朕便可息怒！”
“陛下！”司马梦求跪倒在地，朗声说道：“臣敢不为陛下分忧？！但臣有下情禀报，请陛下容臣说完。”
赵顼逼视司马梦求，停了一会，方缓缓说道：“卿有何事？”
“臣尝读《太史公书》，读至《李陵传》，每每都折腕而叹息。若当时汉武帝不族李陵全家，焉知李陵不能为汉朝立下不世之奇功？”
“卿欲效司马迁为李陵说情之事？！”赵顼怒声道，这话语之中，已带威胁。
“臣不敢！”司马梦求再拜叩首，泣声道：“臣只是为陛下忧惧！”
“朕有何忧？朕有何惧！”
司马梦求抬起头，大胆迎视赵顼，朗声道：“万一陕西房的报告有误，文焕并非降夏，或者文焕降夏，另有隐情，而陛下错杀忠臣，有朝一日，真相大白，陛下宁不悔乎？！”
“陕西房是卿之属下，是否有误，卿反而不知？”
“陛下明鉴，细作不能保证他所有的报告都是准确的。文焕世受国恩，陛下钦点为武进士及第第一名，臣以为此事，不可不谨慎查证。陕西房知事此时正筹划大事，同知事经验不足，若有误判，累及陛下知人之明，臣等死不足惜，却连累陛下，受后世之讥。此事关系甚大，臣不敢不言于陛下！”
“那你速令陕西房去查明！文焕果有苦衷，朕岂不能容他？然若他贪生畏死，辜负国恩，降于敌国。职方馆不能诛之，朕亦当向秉常索回文焕，明正典刑！”赵顼恨恨说道，“石越尤为不识大体，若是降敌，岂可谓之无罪？令石越罚俸一年，以为惩戒。身为朝廷大臣，岂能如此妄言？”
“陛下圣明！”章惇待皇帝话音一落，立时沉声应道，又道：“司马梦求虽然言之成理，然而除恶不可太慢，慢则祸大而不易除之。臣以为当立下期限，从速查明此事。卫尉寺也可以判罪定刑，昭示天下，使叛逆者知惧。”
司马梦求忙欠身说道：“陛下，兹事重大，兼之陕西房事务日繁，臣敢请旨，许臣暂离汴京，去一趟兴庆府。若文焕果真降敌，臣当取其首级；若文焕果有苦衷，亦请陛下许其报效国家。”
“准奏！”
“谢陛下！”
司马梦求此时已是迫不得已，职方馆事务之烦，一日重过一日，本来他也无暇离京，但是这件事情，要真想查明文焕是不是别有隐衷，又岂是旁人可以查清的？文焕如若是假意降敌，若非司马梦求亲至，他又岂会信任旁人？
本来区区一个文焕，哪怕他是武状元，司马梦求也没多放在心上，大宋的八品武官多的是，哪值得他来操心。但石越却非常不明智的插了进来，虽然石越的观点司马梦求无法苟同，但是事已至此，若能证明文焕不是真心降敌，那石越至少还可以消除此事的负面影响，甚至得到一个“知人之明”的美誉，并且在大宋朝的武官心中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易地而处，司马梦求却是知道，大部分武官是并不想战死的，那些慷慨死节者，有一部分固然是为了道德理想而心甘情愿就死，但另一部分，却是被道德所逼，相比起投降、被俘要受到的侮辱与歧视，甚至累及到家族的声誉，自然还不如战死的好。毕竟，在当时来说，大部分人都很重视自己的家族。这次文焕被传降敌，事情尚未得到证实，整个文家都已经抬不起头来，许多的亲朋好友，以前以有一个武状元的亲友而骄傲，现在却是羞于提起。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种社会力量是如此的强大，深入人心，石越却公开上奏章表示质疑，请求朝廷宽容对待那些力战被俘后降敌的将士，却是触犯了整个社会的忌讳。这件事若是在五代十国时期，也许是平常之事，但这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大谈气节、大讲华夷之防的时代，也是一个统一国家建国一百年以后的时代，一个深受国恩的武状元，向夷狄投降，大宋朝只怕难以宽容地对待他！
而且司马梦求也是从心底里认为：这样的人，只是贪生怕死的败类而已！
司马梦求跟随石越几年，素知石越行事，一向谨慎而目光长远，这时候忽然知道石越为文焕辩护，立时就想到石越必然另有极深的政治意味，虽然自己并不认同石越的这一观点，但是他与石越，不仅有知遇之恩，更是休戚与共，石越亦是自己实现抱负的寄托者，所以，他也只有站在石越一边的立场，来替石越灭火。
但这一次，他却没料到，石越只不过是在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而已。
因为石越认为，政治虽然主要看成败，但是政治也需要讲是非的。哪怕某些坚持在政治上会显得幼稚，也必须坚持。
癸丑科武状元文焕降夏的流言早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遍了汴京，而石越的奏章虽然没有明发邸报，但因这是一份普通的奏章，并没有刻意保密，竟也不知怎么便流传了出来。
顿时，初入夏季的汴京城，一片哗然。
这份奏章似乎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武状元文焕降夏的谣言，而《皇宋新义报》刊登了对石越罚俸一年的处分，又从侧面证实了这份奏章的真实性……引起争议的，不是文焕的投降——尽管这件事情未经证实，各大报纸的编撰们本着谨慎的态度，没有进行正面的攻击，但字里行间，已是显露出极度的轻蔑与谴责。这一点上，除了《海事商报》尚未得到消息外，《新义报》、《汴京新闻》、《西京评论》的态度，都是出奇的一致。真正有争议的，是石越的奏章！
整个汴京城，上至禁中政事堂，中至士绅学子，下至酒楼街头，都在议论石越这篇惊世骇俗的奏折——后世称为《论宣节副尉文焕无罪札子》。
没有人想到石越会为区区一个宣节副尉辩护，更没有人想到石越会提出如此“不可思议”的主张——“若力战而竭，被俘亦可谓之英勇；苟无所害于社稷，困于穷途，不得已降敌，亦不必视为叛臣！此辈虽少节义，然已无负于国家。”
难以接受！
这是整个汴京的第一反应。
但是上这篇奏折的，却是石越！几乎已取代王安石，被称为“孔孟之后第一贤人”的石越。是学贯古今又能推陈出新，言人不能言，道人所不及道的石越；是在大宋士林中举足轻重的石越！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你无法不重视他的观点。
这就是石越在熙宁十年，在大宋思想界真正的地位。
“子明这是什么意思！”桑府后园中，桑充国百思不得其解。王昉挺着大肚子，由几个婢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