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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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山海经》宋代版！《生物初步》引发的结果则是惊奇，人的心只是供用血液的？我们是用大脑思考？这实在有点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逻辑初步》在有学问的人眼里，被认为是“虽则不无道理，然亦名家之言矣，略胜古人，非正道之学”。这三部书正是导致“石学七书”又被称为“杂学”的主要原因。
但不管怎么样，朝廷在六月下旬明诏天下，以后公文、考试必须采用“标点符号”，允许使用“大食数字”记数，都是对石越某些倡议的认可。而紧接着对石越的第三次征诏，也不能说完全与“石学七书”的刊行无关。
石越却依然毫无新意的用一个老理由拒绝了这又一次征诏，完全不理会诏书中皇帝对他这个已经用了两次的理由进行了委婉的批评。
“这个石越真的不想做官？”年轻的皇帝未免觉得有点奇怪，才二十多岁就不想做官，实在少见，不过朝廷也极少征诏过二十多岁的“茂材”。
“陛下，臣不敢妄说，只是石越断非无意功名之人，否则不会在半年之内，刊发着作十本。”王安石其实很理解石越，想做隐士的话你出什么书呀？
“那为何又不愿接诏？”赵顼更加奇怪了。
“依臣妄自揣测，或者是对茂材制科不以为然。”王安石不负责任的说道。
“何以见得？”赵顼有点不快乐，茂材制科都不来应试，你石越又不是身有功名的人，难道想要我直接给你官职？
“这个臣也只是揣测。”
石越三拒朝廷制科的征诏，半年内十部书的刊行于世，终于让他名噪天下。
石越对于自己成为大宋的名人显得宠辱不惊。
“石学七书”出版之后，他的日子就渐渐悠闲。唐棣等人陆续放了外任，一个个到地方上任去了，他除了和桑充国谈谈学问，问一问印书坊的情况；便是与苏轼、王安礼、曾布等人把酒言欢，纵论古今；又或者在家里陪着桑梓儿品评诗词丹青……总之熙宁三年的七月，除了天气热一点之外，实在是石越过得最惬意的一段时光。
桑俞楚也非常高兴，因为家里出了进士，又住着一个石越，他如今的身份地位早已不同往日——有几个商人家中接钦使都接过三次？虽然他讲究喜怒不行于色，但是心中却也不免暗暗得意。不久他又接到唐甘南来信，说他在杭州一切顺利，那边的地方官也知道他唐家出了一个进士，唐棣和石越关系非常一般，石越又是皇帝屡诏不起的人，若有一天大用，那肯定是显宦，因此谁也不愿意这时候得罪唐家——加上唐甘南颇知上下打点之道，隔三差五各个官员都有礼物送到，自然更是对一切大开方便之门。唐甘南又在信中询问桑氏印书馆的情形，问他是否有意在杭州开设分店——不过这事还是要先听听石越的意见，无形中众人都开始唯石越马首是瞻了。
把唐甘南的信给石越看了之后，桑俞楚问道：“贤侄之意如何？”
石越略一思忖，说道：“江南读书风气日炽，印书坊也特别多，竞争定然激烈，这事还是给二叔自己处置吧。只需告诉二叔，若要印书，就可不拘一格，经史子集到佛道典藏，诗词曲艺到评话杂谈，只需有人买，便可以印。另外，我听说江南杭州颇多能工巧匠，二叔可以试试彩色套印，若能成功，定然受欢迎。”说着又介绍了什么是彩色套印。
桑俞楚连忙点头称是：“这是好主意。”
石越又笑道：“我们这边用的流水生产方式，也可以和二叔说说，便是做棉纺，未必不可以用这些方法。做生意，自然是成本越低越好的。”
“那是自然。”这一点桑俞楚深有同感。
说完这些，石越沉吟了一会，抬头注视桑俞楚，说道：“小侄也有一事正想和伯父商议。”
桑俞楚见到石越如此郑重的样子，便知道一定是有什么大事，他习惯性地摸了摸短须，微笑道：“贤侄请说——”
“我想创办一个书院讲学，这事还须伯父周全。”石越语调虽然温和，态度却是异常的坚定。
桑俞楚不由一怔：不去当官却想去教书，而且要办书院，这个石越的想法倒真是奇怪。他想了一会，才说道：“各地办书院，或有地方官支持，或有士绅合力资助，才能够维持一所书院日常的开销。士子们大抵并不富裕，多是平时耕种，闲时念书，半耕半读，方能勉强生活。以贤侄今日的声誉，创办一所书院倒并不困难……”
石越起先并没有想到这许多，他也在心里计议了一会，说道：“官府的支持且不去说它，开封府虽然会支持，但先不必计算在内。如今之计，先选一处好地方，置办学舍。附近的乡老对于在本地办学，当无反对之理，再拜会附近的士绅，请他们一起出资赞助。如此当无太大障碍？”不管多大困难，创办书院，他是志在必行。
桑俞楚知他误会，摇头笑道：“置办学舍等等，不必找别人，贤侄要做的事，我断无旁观之理。这笔钱不必劳动别人。这中间最大的困难是书院士子们的生活如何保障，以贤侄如今的名声，想来读书的士子们人数必然不少，要长期养活这许多人，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石越不料他担心却是这件事，不禁哑然失笑：“我这书院，与平常的书院有所不同。当日孔子给三千弟子讲学，难不成还要养活这三千弟子？各地书院半耕半读，那是因为其弟子都是附近乡党子弟，那都是有几分义学之意。朝廷办学校，那是为国家养材，所以要给这士子们发薪俸。我这书院，却另有规模。凡是来此学习的士子，每年交学费一贯，食宿、书本笔墨自理，须连学三年，方得卒业……”当下和桑俞楚细细说来，直把桑俞楚听得目瞪口呆——这样的书院也会有人来读？
虽然半信半疑，但是桑俞楚依然决定支持石越。便由石越和桑充国在开封城西南十里处叫“白水潭”的地方选了一个院址。那本是一处白姓家族的公地，几个小土丘上种着一片果树林子，附近有一个水潭，颇见清幽，而且离官道也不太远，石越与桑充国一眼就看中这地方。白家的族老听说要在这里办书院，也非常高兴。族里几个读过书的秀才都听说过石越的大名，和族长们一说起，那更无不答应的道理。他们愿意用半价出售那块地，条件就是在书院中顺便办一所义学，让白家的子弟免费上学，白家则付给先生的食宿与礼金。这个要求也是很寻常，石越寻思着自己虽然本意并不想办一所蒙学，但是也断没有拒绝的道理，便一口答应下来。
地址定下来之后，便开始建学舍。石越一心想着要早点建好，桑俞楚便也不计成本，青砖、石灰石、木材，全部购买。
看着那一堆堆的石灰石，石越不由有点纳闷：“这时候人们就兴用石灰粉刷房子了？”找了工匠询问，才知道这石灰石不单是用来做粘剂，也是用来整齐地面的，用石灰石和黄土整齐的地面，光滑无尘，几十年都如镜子一样平整。只是因此要花的人力物力，也不是一般人家能承受起的。
石越自小在农村长大，小时候家里烧红砖，盖房子、粉刷墙壁、用水泥砌地面，可以说他这一代人只要是农村的就无人不曾经历过。而且这些事情，多半是要自己动手帮忙做事的，挖黄土用砖模做砖的事情，他小时候不知道做过多少，土法烧水泥石越也相当熟悉——此时正好用得上，用石灰石混合百分之二十的黏土烧出来，便成为水泥，用水泥做粘合剂、或者粉刷地面，比起宋代人用石灰石与黄土砌地来，效率高出太多了。
他这点小发明，被那些工匠们惊为天人，几个秀才本来以为石越不过是关心校舍的建筑才整天泡在这里，他们不肯放过这个和名人交流的机会，时常过来请教，此时见到石越还有这种手段，无不佩服万分，一个个大呼“能者无所不能”。
如此在白水潭忙忙碌碌，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这院舍才一切妥当。
在这段时间里，石越、桑充国和白水潭的村民们也变得非常熟悉了，因为族长要求族里的男子轮班去给学院义务帮忙，而村民们来做事，也是完全当成给自己家里做事一样，尽心尽力——石越许久没有见过这种淳朴的场面了，所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他见当时便是中等人家，也是用土砖盖的房子——这土砖盖的房子自有其好处，但是最大的坏处就是不通光。白水潭毕竟是郊区，比不得汴京城里家家都烧炭，房子经柴火一熏，更显得阴暗。石越便教给他们烧红砖的方法，虽然成本比土砖要高，毕竟要用到煤，但是比起青砖来，却要便宜许多。兼之石越平时说话非常和气，谁家实在太穷，他也会忍不住动恻隐之心，随时送点钱物，一时间整个白水潭的村民对他都非常的喜欢，连方圆十里的人都知道白水潭来了一个很和气的大人物——这个大人物不仅仅学问让村里的秀才们佩服，而且就是盖房子烧砖这样的事情，竟连老师傅也比不上他——但凡传闻，必有夸大，村民们暗地里早就开始传说这个石公子其实是某某星宿下凡，专为扶助赵宋官家建太平盛世而来的。
以石越的本意，其实从来没有在乎诸如水泥、红砖这样的东西。之前棉纺、印刷，以及几部着作的发行，那都是他有意为之，他也相信这些东西是他扭转时代之轮所必需的助力，凭借着他对历史的了解，自然明白棉纱业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印刷业，无人不知道“谷登堡星系”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几部着作的发行，不仅仅是为自己博得一个地位，也是为了慢慢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这些都是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而有意为之的东西。但是水泥、红砖能改变什么，石越却是连想都没有想过——只不过当他亲眼看到自己“发明”的东西能够派上用场的时候，心里那种成就感，和写成一部书之后的感觉，却并无二致。
熙宁三年九月，整个人沉浸在一种“终于建好了”的喜悦中的石越，高兴地和白水潭的村民们一起庆祝着，他到这个时候才告诉苏轼、王安礼、曾布等人，他打算在白水潭办书院，本月就要开始招生，希望他们到时候能来书院讲学，并请他们推荐一些知名的学者。
石越并不知道，在白水潭筹办书院的两个月里，汴京朝廷内的新党旧党之争更加激烈了，司马光希望能够尽最后的努力劝说王安石谨慎行事推行新法，然而却被王安石大义凛然地驳回。他在经筵【给皇帝讲儒家经典的官职，称为“经筵官”】上给年轻的皇帝读他正在写的《资治通鉴》时，借题发挥，指着和尚骂秃驴，直说吕惠卿是巧言令色以惑国君的奸诈小人，把吕惠卿气得在心里头咬牙切齿。
与司马光冰炭不相容的吕惠卿屡次在皇帝和王安石面前借机挑拨，想除掉司马光，报一箭之仇；而司马光却毫不动摇地继续请求皇帝罢均输、青苗、助役三法，由此终于重重得罪了新党。本来因为司马光名声很大，连辽国人也知道他的名声，所以皇帝一直能够优容于他，但他屡次进谏，终于让求治心切的赵顼认定了他是新法最大的绊脚石，是王安石所说的“异党之赤帜”，也就是反对党的旗帜。而差不多同时，司马光也终于认定自己和执政大臣道不同不相为谋，皇帝已经不可能接纳自己的主张，便决心离开朝廷，于是主动向皇帝请求出外【朝臣到地方上任，称为“出外”。司马光于十月十九日面辞崇政殿，十一月十四日到任长安】，而此时正逢宋夏战事不断，西夏屡屡以数十万之众骚扰边境，宋朝边将战死者数以千计，新任参知政事韩绛刚刚被任命为陕西宣抚使，前去主持大局，新党遂趁机托言司马光是当世名臣，闻名于辽夏，建议让司马光出知永兴军——亦即是陕西，协助韩绛一道应付西北局面。这亦是一石双鸟之计，一则国难当头，司马光无法推脱，正好借机将司马光赶出权力中心；一则司马光到底不过是一介文臣，并不知兵，到了陕西，正好给人看笑话。
与司马光同样遭遇到大麻烦的是苏轼，有人突然诬告他贩卖私盐！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明显就是一种政治陷害，而阴谋的主角，又一次是新党。当苏轼穷困之时，三朝元老韩琦赠银三百两给苏轼，他也没有接受，此时居然被指控走私食盐、丝木求利，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而他不接受韩琦的赠银，也被说成是沽名钓誉之举。皇帝赵顼甚至当着司马光的面说：“苏轼不是好人。”
遇到这种百口莫辩的事情，苏轼也只能束手无策。他到底不过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官吏，虽然略有文名，却比不上司马光声名远播，这时的苏轼也只好心灰意懒，听天由命，偶尔写点诗文发发牢骚。
毫不知情的石越把自己的门帖递给苏府的管家时，才发现苏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