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收新疆-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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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这是至高无上的毕条勒特汗刚刚颁布的法令，尔等若不遵此法令，本老爷定然要把你们这些贱民全部抓进牢里去杀头！”
第四章 阿古柏为所欲为（二）
克格孜思的家人围在克格孜思的灵床周围大放悲声不止。
阿古柏在自己的占领区胡作非为残害百姓的时候，占据伊犁的俄国军队最高指挥官科尔帕科夫斯基，也正禀承考夫曼的命令，对伊犁周边进行着武力蚕食，驱赶大清国伊犁境内各衙门里的官员。
但此次俄国在伊犁要扩充占领区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当地的百姓和驻防的清军自发地同他们进行了有效的抵抗，使俄国人大伤脑筋。
当地百姓利用地形复杂的有利因素，或偷袭，或用土炮，或用火烧，一次又一次地使俄军惨败退走。
俄军于是把目光盯在了大清国设在伊犁周边各衙门的官员身上。
为达到能将大清国官员悉数驱逐出伊犁的目的，科尔帕科夫斯基先给荣全写了一封信，称：“贵国已决定将新疆伊犁交由我国代管，凡我国军队到达之地，请你命令你的官员自动撤走，我们可以不为难他们。如他们执意不撤，我们将按着我国大皇帝颁布的法令把这些官员送上法庭”。
科尔帕科夫斯基写这封信的同时，他的军队已由伊犁以北的果子沟等地出发，沿途占领了大河沿子西湖晶河等地的一些据点，并四处搜索居民，胁迫当地居民自愿接受俄国的管辖。
晶河被占领后，科尔帕科夫斯基马上又致信荣全，荒谬地宣称：“伊犁所属土尔扈特游牧，西湖晶河大河沿子居民，均自愿归顺我们……西湖人民，皆我们所属之内，我国大官无话，你们军营不可前往。西湖各村立有界限，贵国不可擅自派员管理，否则系属非法”。
驻在塔尔巴哈台的荣全，一面把俄国的无理要求尽快报给景廉和朝廷，一面向俄当局回公函逐条驳复。
荣全已看出俄国欲占新疆全境的意图，他迫切希望朝廷能改变主意，尽快对新疆用兵。
荣全已给景廉几次写信，希望景廉能说服朝廷，不要因为饷绌便放弃新疆而专顾海防，大清国可以对外借款。
景廉偏偏对新疆无丝毫的兴趣。
他把荣全写来的信全部弃置到废纸篓里，却给朝廷上折，连称朝廷做出的“移饷于海防”是明智之举，并再次重申李鸿章弹过的调子：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
景廉最后又说：“奴才近日患水土不服之症，头晕目眩，坐不能久，卧亦不能久，全然不能理事”。
折子拜发的当日，景廉又派快马携银票及搜刮来的大量和阗玉进京，走醇亲王奕譞的门子，以期离开新疆，进京供职。
其时，沙俄侵略军对清朝官员的驱赶已愈演愈烈。
在晶河，他们将中国政府任命的当地粮员吉喇图绿营把总官荣等人绑架至伊犁进行拷打，并声称如不按着俄国的命令将官署撤走，俄国就将囚禁他们一生。
吉喇图据理力辩并痛斥其强盗行径。
吉喇图的大义凛然使俄军恼羞成怒，他们残忍地将其杀害并将尸体深埋在地下，又严密封锁消息。
荣全得知吉喇图被绑架的消息后，马上派员向科尔帕科夫斯基提出交涉。
科尔帕科夫斯基则百般抵赖，矢口否认绑架之事。
荣全无奈，只好将吉喇图被绑架的事派快马紧急通报给景廉。景廉此时只顾自己的前程，不管其他。
景廉的做法更加助长了俄军的气焰。
吉喇图被绑架事件发生不过四个月，科尔帕科夫斯基突然致函荣全，竟然宣称：“经过查证，塔尔巴哈台系伊犁兼管，俄国已代替贵国代守伊犁，塔尔巴哈台自然也是俄国暂管地方，请贵将军接函后，快速将官署撤出塔尔巴哈台，以备我国接管方便”。
科尔帕科夫斯基已经狂妄到了满嘴喷粪的程度。
科尔帕科夫斯基的无理要求自然遭到了荣全的严辞拒绝。
科尔帕科夫斯基马上请求考夫曼，欲出兵强占塔尔巴哈台，让荣全吃一点苦头。
但考夫曼却不准科尔帕科夫斯基出兵塔尔巴哈台。
考夫曼狡猾地说：“不能把大清国逼得太紧。如果把他们逼急了，他们会停止海防的建设而把兵力用到新疆上来。新疆早晚是我们的，但决不能急。”
英国人居心叵测
阿古柏和俄国人在新疆大肆盘剥蚕食，使英国人眼红心跳。他们在暗中支持阿古柏傀儡政权的同时，又想从越南下手，试图探寻出一条进入云南的通道。威妥玛于是从总理衙门索取了几份游历护照，并派使馆二等翻译马嘉理赶往云南……
尽管考夫曼有明确的指令，但科尔帕科夫斯基并未停止对伊犁周边的残扰。
在库尔喀喇乌苏，俄军侵入土尔扈特郡王贝子两牧场，将蒙古族郡王贝子等劫走，畜产及财物均被抢掠一空，毡帕铁锅以及喇嘛佛像经卷等悉数被其损坏。抢掠过程中造成四人受枪伤，一人受刀伤，一小儿被马踏死。
俄国对伊犁实行的统治更是残暴之极，俄国生生把伊犁变成了人间地狱！
俄国为防范伊犁百姓反抗，先在伊犁周围建起军事台站，间隔之近密如蛛网，后又大兴土木赶造碉堡营垒。
俄国管辖下的伊犁城，处处是关卡，村村设哨所。伊犁城被俄国打造成了一支生铁桶。
在实行军事殖民征服的同时，沙俄侵略者加紧进行政治上的殖民奴役。
他们完全废除了清朝政府在伊犁地区的行政设施，撤换和驱逐清朝政府委派的地方官员，将伊犁地区划归沙俄七河省省长科尔帕科夫斯基直接统治，由科尔帕科夫斯基出任伊犁驻军司令部司令。在驻军司令部之下，又特设专门处理伊犁事务的特别办公室，管理伊犁的行政事务。
清政府原在伊犁地区实行多年的伯克制度被取消了，按照考夫曼制定的土耳其斯坦地区管理草案，改成了沙俄直接指派的布鲁斯行政管理制度。
起初，沙俄在伊犁地区共设布鲁斯十四个，其中县级布鲁斯（相当于清廷原设的阿奇木伯克）四个，即固尔扎绥定博罗布尔噶苏和海努克。布鲁斯之下，设置哈只（相当于乡村政权）等，布鲁斯和哈只两级机构的官员，就分别称作布鲁斯和哈只。这些官员或由沙俄侵略者的官员兼任，或利用收买当地的头面人物或贵族顶名。
后来，为加强殖民统治，沙俄把侵占的地区划分为两个区，以伊犁河为界，伊犁河以北为北区，伊犁河以南为南区，由科尔帕科夫斯基直接任命行政长官，并仿照阿古柏的增丁方法加大对百姓的盘剥力度。
伊犁各族百姓在沙俄侵略者血腥残酷的殖民统治下，过着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百姓对沙俄制定的种种法令稍有不从，或流放西伯利亚，或就地被进行枪杀，极其凶残。
沙俄在伊犁地区榨取的各项赋丁，每年不下近百万两白银。百万两白银对伊犁十几万百姓来说，的确是个惊人的数字。
赋丁之外，还有徭役及其他闻所未闻的各种名目的勒索。
荣全把自己掌握的情况全部及时地报给景廉和朝廷。
大清国此时正在专注海防一项，对新疆一地暂时尚无法顾及。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二月一日晨，一份由英国驻京公使威妥玛签名的抗议书递进总理衙门。
抗议书抵达总理衙门的当日，李鸿章与德国军火商人费德兰正巧在天津达成了一项订造大型铁甲战船的意向性协议。称意向性协议是因为不是正式的协议，该协议的正式文本须送在京的各王大臣议定之后呈给慈禧太后，由慈禧太后点头后才能签署。
但李鸿章与费德兰将近四十几天的磋商总算有了些许眉目。
李鸿章很高兴，费德兰也兴高采烈。
当晚，李鸿章特意在西菜馆宴请德国驻华代理公使巴兰德（，）及费德兰等人。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李鸿章端起杯正要以主人的身份第四次敬酒，一名戈什哈忽然急匆匆闯进来道：“中堂大人，有旨递到，着您老即刻接旨！”
李鸿章一愣，但马上挥手让戈什哈退出，这才微笑着说道：“实在抱歉得很，老夫有点公事要办。各位先生权且慢用，老夫暂时告假离席片刻。”
巴兰德用生硬的中国话说道：“李中堂，您是国家的栋梁，您请自便，我们等着您办完公事再尽兴。”
李鸿章一边着人更衣，一边抱歉地说：“老夫一定回来，老夫一定回来！”
李鸿章匆匆走出去回北洋通商大臣署所接听圣旨。
旨曰：“本日据恭亲王宝洌蚬鸱颐孀啵⒐砑卫肀汇抟话福猛醮蟪加胗⑹雇茁瓯缏郏檬菇璐艘皇拢喾揭蟆Ｆ溆猩锌赏ㄈ谡撸稻昧吭首迹挥邪炎夹姓撸本党狻８檬刮此焖螅嵊谧蛉粘鼍┑扔铩４税妇芾硌妹磐醮蟪加胪茁攴锤幢缏郏Τ执筇澹窀檬瑰嵝谐鼍允且獯嬉Ｈ绺檬剐械痔旖颍詈枵乱榧按耸拢枚郊纯上嗷迹徒贪臁Ｈ绺檬沟浇蚝螅队闲校枚揭嘈胗胫钌蹋娇稍缌舜税福恢燎ㄑ印Ｇ沾恕！�
第五章 阿古柏为所欲为（三）
圣旨的后面附有威妥玛与恭王原议八条。
李鸿章接旨在手，不由仰天感叹一句：“事情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马嘉理被戕一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应追溯到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
道光五年三月，英国经过两次侵缅战争，已占据了下缅甸，然后便一面扩张势力，一面开始寻找侵入中国的道路，企图打开中国的“后门”，但一直没有得逞。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参加过侵缅战争的退役军官斯普莱（，）曾提出，从仰光起往东北沿萨尔温江经上缅甸可达中国的云南。斯普莱建议，可以沿这条路线修一条铁路。英国当局经过论证，否定了斯普莱的建议。后来，又有人提出了可以从缅甸的八莫也能通达云南的建议。英国人当时渴望能进入云南，于是英国当局于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派人对这条路线进行了实地探测；英国探路队一度到达了云南的腾越并肯定了这条路线。
英国的行为激起了法国人的兴趣。
法国在占领了越南的南部之后，于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利用云南当局急欲镇压回民起义的时机，派冒险家堵布益（，），借口代为采买军火，获得查勘红河的便利，亲身证实该河实为从云南经越南而出海的可航水道。
随后，堵布益在法国当局的支持下，组织武力横行红河之上，想一手包揽运货通商的利益，遭越南当局的拒绝。法国侵略北越以及经北越窥伺云南的阴谋暂时遭受挫折；但法国探测湄公河的行动引起了英国的极度不安。
云南的回民起义失败后，英国在印度和缅甸的殖民当局立即倡议组织新的探路队，再一次从曼德勒北上探测滇缅陆路交通。他们还要求英国驻华公使馆派一名通晓汉语熟悉中国情况的官员前来缅甸陪伴探路队入云南。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总理衙门索取三或四名英国官员欲从缅甸进入云南游历的护照；总理衙门明知英国在派员探测经缅甸进入云南之路径，遂以边境地方不靖外人恐有不测等理由相拒绝。
但威妥玛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总理衙门发放护照。
由于当时日本侵台问题正紧张交涉，恭王不敢得罪英国，所以就答应了威妥玛的请求并发放了护照。
威妥玛拿到护照后，马上派遣使馆翻译马嘉理前往云南去迎接英国的探路队。
马嘉理从上海动身，经汉口湖南贵州云南，于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一月十五日到缅甸八莫，与两天前经曼德勒来到八莫的柏朗等探路队会齐。
马嘉理时年五十岁，在华多年，会讲一口流利的华语。他深知道中国当时的国情：大清国的官员都怕外国人。
所以，探路队一进入云南地界，他不仅不去照会地方衙门，还向询问的百姓口出狂言，声称他所带领的军队就要攻占腾越城并将全城百姓斩尽杀绝。
这支队伍招招摇摇地来到蛮允，马上便被当地百姓上千人围住。
混战中酿成血案，马嘉理被乱棒打死，柏朗带着队伍仓皇后撤。
柏郎眼见马嘉理一命归天，当下也顾不得许多，率大队人马快速地便逃回缅甸境内才敢驻足，并将马嘉理死讯飞速报给国内。
消息很快由英国传进大清的京师，威妥玛一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