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风暴之迷-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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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
斯大林一人完全代表了党、政府、军队和立法机构，在他执政期间也就不需要
召开党和政府的大会了。列宁时代在6 年内召开了6 次全国性的党的代表大会、一
次代表会议和79次党中央全会。列宁逝世后的前7 年召开了4 次代表大会、5 次代
表会议和13次党中央全会。但是后来的20年中，即在斯大林个人迷信盛行时期（1934
—1953年）总共只举行了3 次党的代表大会和一次代表会议，而第18次代表大会与
第19次代表大会相隔了13年之久。在这20年里只召开了23次党中央全会，这些全会
多数是战前召开的。1941、1942、1944、1945、1946、1948。1950、1951年连一次
中央全会都没有召开过。
1948年斯大林亲自修改和批准出版《斯大林传略》。这本书把斯大林说成是没
有任何错误的圣人，“斯大林每一句话都是代表苏联人民说出来的，都是说了就要
做的。斯大林的逻辑就是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并强调“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宁”。
1951年斯大林又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名义签署命令为自己建立大型纪念碑，下令
紧急调拨33吨钢。
30年代时斯大林整天穿着普通战士的大衣，此时却是元帅服不离身了。卫国战
争结束后，他还为自己授予了大元帅的称号，据说在斯大林之前，只有中国的蒋介
石和西班牙的佛朗哥自称大元帅。
斯大林是苏联最高领导层中极少数的非俄罗斯族领袖，但是几十年的革命生涯
和执政的经历，已经使他忘记了自己的民族出身。但斯大林引起列宁的注意靠的却
是他那篇《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的文章，列宁非常欣赏斯大林的这篇文章。因
此，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任命斯大林担任了民族人民委员，把解决民族重要
任务交给了这个“天才的格鲁吉亚人”。
但是斯大林在处理民族问题时，他却刻意使自己像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在讨
论苏维埃联盟以何种方式成立的问题上，斯大林曾提出“自治化”的主张，即其他
的共和国以自治共和国的身份加盟俄罗斯联邦，由俄罗斯人控制联邦中央的权力，
剥夺非俄罗斯民族的自决权和共和国主权。因为这一方案遭到列宁的坚决反对，斯
大林才被迫承认错误和放弃该主张。列宁愤怒地称斯大林是“俄罗斯化的异族人”，
说他是“俄罗斯化的异族人总是在表现真正俄罗斯的情绪方面做得过火”。
四、斯大林模式之谜
斯大林开创了一个时代，因为他给这段苏联历史留下了太深太厚的印迹。这条
印迹忠实地记录了斯大林的功绩和成就、失误和过错，这条印迹被称为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模式主要划分为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
斯大林在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有关政治体制和党的建设的思想总的特点是强
调权力集中和思想集中。他这一时期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他所虚拟的“阶级斗争愈来
愈尖锐化”的基础之上的，他在理论上论证了实行高度集权的必要性。他认为社会
主义愈发展，阶级斗争则愈激烈，“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的残余敌
人也会愈加凶恶，阶级斗争就会愈尖锐”。而苏共党内必然有阶级敌人的代理人，
党内“脱离列宁路线的倾向”的即是“垂死阶级反抗的反映”，因此要采用“连根
拔除和粉碎的办法”。斯大林将民主集中制思想推向极端，他强调不应该把党内民
主问题偶像化，广泛的民主、完全的民主是不存在的，为了打击各方面敌人的进攻，
就必须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强化党对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以至社会生活的控制，斯
大林理解“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指示加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对这些指示的实行，再
加上居民对这些指示的实行。”
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初，苏联高度集中政治体制最终形成。
其主要标志是：第一，限制以至取消党内民主。从20年代中期开始，斯大林以
党内“无情斗争”和全社会“肃反大清洗”的方式不断剪除异己和政治上的反对派，
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绝对地位。第二，强化苏共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绝
对控制。以苏共中央取代中央政府职能，在苏共内增设经济、财政和文化管理机构，
使权力进一步向苏共集中，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高于无产阶级的
其他各种组织形式（工会、合作社、国家组织），它的使命是综合和指导这些组织
的工作”“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通过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的党才能实现”“无产
阶级专政只有由一个党，由共产党来领导，才能成为完全的专政，共产党不和而且
不应当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如果党内没有铁的纪律，无产阶级专政所担负的
镇压剥削者以及把阶级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就不能实现”，削弱中央监
察委员会的职能，撤消群众监督机构——工农检查院，限制加盟共和国的权限。在
苏联的第二部宪法（1936年宪法）中强化了中央集权制，使行政区划权、立法权和
经济管理权进一步向联盟政府、向苏共中央集中。第三，总书记个人专权政治模式
的建立。扩大总书记的职权范围，在国家权力进一步向苏共集中的同时，权力向苏
共的最高领袖个人手中集中，使总书记变成全党的最高领袖和国家的首脑，总书记
独揽党政军大权，不受任何组织和法律的限制而可以随意决定重大国务，将书记处
变成直接向总书记负责的党内特权机构。1936年苏联宪法的颁布以法律的形式确立
了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总书记个人专权的政治模式，标志着斯大林模式中的
政治体制最终形成。
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是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斯大林执政初期，苏
联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直到1926年，苏联领导人仍然把反集中倾向作为经济政策
的重点。当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在《苏联工业》的报告中曾批评了
“现行管理制度的特点是事情不分大小都要过问和过分要求集中”，提出要“尽量
把权限和责任划交下级环节，使每个上级环节本身只掌握最少的、最必要的而又足
以完成自己所负担的任务的权力”，“我们只有按照分散经营和集中进行计划领导、
进行计划调节的原则来改组管理机构、工业的发展才有更大的可能性”。
但是在联共（布州大以后，斯大林已经多次提出在工业化过程中必须采取行政
手段管理工业的建议，1926年12月斯大林提出了“杜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
经济”的思想。1927年12月，斯大林又提出了“指令性计划经济”的思想。布哈林
则坚持继续执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强调在经济领域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
提出“少一点压制，多一点周转自由。少一点行政影响，多一点经济斗争，更多地
发展经济周转”的主张。在1926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15大通过的《关于国家经
济状况和党的任务》决议中，强调“苏联国民经济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新的
更高技术基础上改革经济时期”，因此旧的“生产组织体制”已经不适应“正在变
化的环境和新的任务”，决议提出必须“重新审查经济管理机构的整个体制”和
“改进生产组织和工业管理是各有关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的最重要的任务”。
从1927年开始，苏联政府在经济管理方面加大了行政干预和国家计划的力度。
在工业方面苏联政府越来越广泛地控制了新建企业的审批权，某些商品的出厂价格
由国家控制。在农业方面实行农产品合同预购制，1928年上半年又两次采取非常措
施，用行政命令手段强制收购农村余粮。
从1928年开始，随着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的快速推进，新经济政策完全停止。
在1929至1932年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改组。改组
的目标就是由地方和行业自主经营向中央集权制过渡，加大中央政府和各级行政机
构自上而下对经济的控制和管理。
30年代以前苏联的经济领导层次较复杂，最高管理机构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下设各部门的总管理局，以下是各行业的托拉斯和辛迫加。尽管采取的是集中统一
管理，但托拉斯和辛迪加拥有相对的自主权。根据1929年的改组决议，撤销了总管
理局和辛迪加，成立实行经济核算的各个联合公司，统一管理企业的生产和销售。
再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直接领导联合公司，由原来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总管
理局… 托拉斯（企业）… 辛迪加（企业）的四级管理模式变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 联合公司（后改为总管理局）… 托拉斯（企业）的三级管理模式。后来总管理局
又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分出，成立专业化的中央经济管理部门，最高国民经济
委员会主要负责宏观调控和计划的制定。1934年联共（布）中央决议又撤销托拉斯
一级，规定企业直属中央部门管理，这样又形成了中央专业管理部门一企业的二级
管理模式，原来属于地方管理的一大批的企业收归中央专业管理部门。例如，从1933
年初至1935年初，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会部所直接管理的企业就由32个扩大到335
个。193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央管理的工业占90％，地方管理的工业仅占10％。大
部分企业（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企业）实行二级管理（即中央… 企业），一部分企业
（冶金、燃料工业企业）实行三级管理（即中央… 托拉斯… 企业）。中央经济管理
部门直接控制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供应、生产及销售的大权。企业的厂长由
中央委派，企业的财政收支要经中央批准，企业的物资供应要由中央统一调拨。
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和特点是采取了指令性计划经济的管理
方式。斯大林曾经说：“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想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
令性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都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
内将来发展的方向。”中央部门事无巨细地规定企业的年度计划、季度计划甚至月
度计划。对于中央的计划，企业必须执行，企业如果破坏计划任务，政府可追究行
政责任直至法律责任。与指令性计划的特点相联系和相适应，行政命令手段是高度
集中的经济体制下管理经济的直接要求和主要方法。政府主要通过发布各种命令、
决议和行政措施，与各级各类经济组织、企业发生关系，组织全国的生活，而忽视
或放弃价格、利润、奖金、财政等纯经济的手段来管理国家经济。
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在短时间内以行政命令手段迅速
地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力量集中于某一部门或某一重大项目。苏联
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顺利并提前完成，苏联的工业化和全盘农业集体
化顺利完成，以及卫国战争前苏联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军事和军备的全国总动员
都足以证明这个体制的高效率。
但是这种体制过分强调行政命令和计划经济，根本忽视商品价值规律，严重超
越苏联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使中央与地方、企业与个人的
关系长期处于极度不正常的状态。在苏联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体制的种种弊端充
分显示出来了。《斯大林政治传记》的作者艾萨克·多依彻，曾经是波兰共产党党
员，后来移居英国，成为著名历史学家。他早在1948年，即斯大林还健在时就评述
说：“绝对不能把斯大林归人希特勒一类的人物中；在所有的暴君中，希特勒的记
录是最不足称道和最无价值的。希特勒是一个毫无建树的反革命领袖，而斯大林却
是一场悲剧性的、自我矛盾、但又是创造性革命的领袖和开拓者。”
从某种角度看，斯大林的错误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斯大林的悲剧也绝对不是
他个人的悲剧。
五、赫鲁晓夫的改革与冒进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斗争将政治对手贝利亚、
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打败，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1956年2 月14日，苏共20大在克里姆林宫开幕。细心的人发现，大会主席台上
没有像历次大会一样悬挂斯大林的画像，只有列宁的画像。赫鲁晓夫作了工作报告，
他在报告中强调战争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