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风暴之迷-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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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拟的。这次农民战争教育了人民，使人民对沙俄专横的封建农奴制不可破除的信
念产生了动摇，加速了封建农奴制的崩溃。

　　　　这次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还在于它发展了俄国先进的社会政治思想和革
命的世界观，哺育了俄国革命的先行者亚·尼·拉吉舍夫和贵族革命家——十二月
党人，客观上对俄国的社会发展起了进步作用，推动了俄国历史的前进。

　　　　农奴制度已经越来越成为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贵族社会中一些有识
之士早已看到了这一点。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冯维辛、诺维科夫、拉吉舍夫就对
农奴制不断加以抨击和鞭答。普希金早在1817年在《农村》一诗中就写道：

　　　　　　　　在一片花的原野和峰峦之间，
　　　　　　　　人类的友人都会悲哀地发现，
　　　　　　　　处处是令人窒息的愚昧！
　　　　　　　　看不到眼泪，听不到呻吟，
　　　　　　　　命运把人们抛入无底的深渊，
　　　　　　　　这儿的地主老爷野蛮无情，无法无天，
　　　　　　　　他们用强制的皮鞭占据了农民的劳动、财产和时间，
　　　　　　　　这儿贫苦的奴隶听命于残酷的地主的使唤，
　　　　　　　　弯着腰拉着沉重的犁，
　　　　　　　　在无情的鞭下训顺地苟延残喘。

　　　　拉吉舍夫是俄罗斯第一个知识分子，他忧国忧民，为农奴的命运和祖国的野蛮
与落后痛心疾首。他写道：“狼吞虎咽的野兽，喂不饱的吸血鬼，我们给农民留下
的是什么呢？留下的只是拿不走的空气。除了空气还是空气，我们从他们那里不仅
夺走大地赐予的粮和水，而且连光也夺走了。法律禁止要他（农民）的命。但难道
一定要一瞬间就把命要去吗。有多少方法可以一步步要他的命啊！一方几乎具有无
限权力，而另一方则孤立无援，无以自卫。因为对农民来说，地主是立法者、法官、
自己的裁决执行者，如果他愿意当原告时，被告是什么也不能说的。”根据法律，
在任何情况下，农奴都不得控告主人。

　　　　1825年12月14日，十二月党人带领士兵在枢密院广场举行起义，要求推翻帝制
政权，取消农奴制，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但起义最终被镇压。十二月党人不仅几乎
全是贵族，而且多数是军官。起义失败后，被捕审讯的人中军官占79％。起义失败
后被定为肇事者的121　人中，其只中3　人超过34岁，其余大都不超过30岁。这年轻
的军官许多都到过法国，在那里，他们受到了法国大革命平等和自由观念的影响，
从法国他们看到了自己国家沙皇专制制度的野蛮与落后。一个回国军人写下这样的
文字：“我们从法国取道海路回到俄国，……听副主教杰尔查文吟咏感恩诗。祈祷
时，警察冷酷无情地殴打着试图移近排列成行的军队的人们。这给我们留下了回到
祖国时第一个令人不快的印象。最后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在卫兵队的伴随下出现
了，他们都高兴地看着他。然而，就在此时，一个农民几乎是在他的马底下穿过了
街。皇帝催马前进，握着出鞘的剑冲向那个正在奔跑的农民。警察也用棍棒攻击那
个农民。我们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背过脸去，替我们敬爱的沙皇感到羞愧。”在
之前，他会认为这是正常的，或许还会为沙皇的威严而赞叹。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尼古拉一世把诗人普希金召到莫斯科，问他道：
“普希金，假如你在彼得堡，你也会参加　12　月　14　日的那次起义吗？”普希金直
率地回答道：“一定的，皇上。我所有的朋友都参与谋事，我不会不参加的。”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社会矛盾更加尖锐。1836年，果戈理创作了讽刺喜剧
《钦差大臣》，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官僚制度的腐朽和邪恶。在这部戏里，果戈理把
他“所知道的俄罗斯的全部丑恶，把一切非正义的行为聚成一堆”，“同时嘲笑这
一切”。

　　　　　　　　　　　　三、沙皇自上而下的革命

　　　　19世纪30—40年代，工业革命的浪潮越出了西欧，扩展到了东欧的俄国。俄国
工业革命的前提是在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下艰难而缓慢地发展起来的。随着工
业革命的进展，工场在俄国大量建立起来。这些工场与西欧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
比还是非常落后的。农奴制度成为俄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1861年改革
前，俄国农业技术多么落后，农奴主短视，不重视提高改进生产技术。大部分农奴
被束缚在土地上，这样就使工厂得不到的原料和自由劳动力，于是导致了整个俄国
的国内市场狭小，工业落后。

　　　　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降低粮食进口关税。以农业为主的俄国，粮食
出口激增。看到种粮有利可图，农奴主便变本加厉，再一次在农奴身上做文章，让
农奴无偿劳动的时间，由每周3　天增加到5　天。‘官“逼民反，农奴不堪其苦，不
得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这一时期，各地暴动此伏彼起，多达300　多次。除了”
内忧“，还有”外患“。1853—1855年，俄国对土耳其发动克里米亚战争，结果被
增援的英法联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痛定思痛，俄国统治者终于明白，英法
之所以取胜，不光在于装备精良，而是由于它们早就完成农业革命，实现了工业化，
国力强拳头自然就硬。

　　　　早在1856年3　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已经对莫斯科贵族谈到了废除农奴制的问
题。他在一次讲话中公开声称：“与其等待农民自下而上地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
上而下地解放他们为好”c　从此就开始了农奴制改革的准备工作。

　　　　1861年2　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1861年2　月19日宣言》和《关于脱离
农奴关系的农民法令》。宣布废除农奴制。农奴在法律上取得独立，农奴主不能再
买卖农奴，也不能干涉他们的生活。法令还规定，农奴可以得到一块份地，虽仍需
向农奴主购买，但只需缴纳20％的现金，其余由政府以有息债券代付，购买者可以
在49年内向政府还本付息。1861年的法令，使1000多万农奴“受益”，1863年和1866
年，俄国又先后颁布两个法令，改变了“皇族农奴”和“国家农奴”的身份，这样
一来，俄国农奴全都由此获得“解放”。一时之间，亚历山大二世被誉为“解放者
沙皇”。

　　　　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中，农民究竟得到了什么？

　　　　人们常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正如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法令颁布前在最高
国务会议上对贵族地主所说的那样：“诸位请相信，为了保护地主的利益，凡是能
做的一切都做到了。”农民赎买的份地，代价实在是高得惊人。当时国家把地价抬
得老高，原本只值6　．5　亿卢布的土地，而卖给农民却要9　亿卢布，加上偿付国家
贷款本息，农民实际花销不下20亿。不仅农奴主从中大捞了一笔，而且国家也收取
了大量的利息，倒霉的只有农奴，为了赎回自由身，他们被狠狠宰了一刀。尽管如
此，农民还是有了指望：只要辛勤劳作，省吃俭用，多年后或许会无债一身轻；说
不准哪天手头宽裕了，还能再买地盖房，过上好日子。而原来的农奴主，钱更多了，
人手却少了，于是便不再广种薄收，开始购置农机，使用化肥，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废除农奴制，终归是解放了生产力，使俄国农业出现了重大转机。

　　　　可是，农业发展的枷锁，至此尚未打碎。也许是让农奴暴动吓破了胆，当权者
在宣布解放农奴的同时，又下令在各地普遍恢复“村社”，给农民套上了新的“紧
箍咒”。根据新法令，农民必须带着份地，加入村社组织。未经村社允许，农民无
权出卖、转让土地，也不能擅自脱离村社。原来的农奴主，摇身一变，成了村社的
“保护人”，有权撤换村长，驱逐村民，未经其允许，村社不得改变耕作方式，不
得开垦荒地。农户之间实行“连环保”，互相监督，哪户若不服从村社管理，作奸
犯科，邻里会因知情不报受累遭殃。几个村社组成乡，乡一级设行政、司法、警察
机夫，是维护帝国秩序的根基。建立村社组织，牢牢缚住了俄国农民。难怪几十年
后，列于对这段历史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俄国农民获得“自由”的时候，已经被剥
夺得一干二净了。

　　　　　　四、理想与现实的困厄：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改革

　　　　十月革命后，新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如何把俄国这样
一个落后的国家建成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是摆在刚刚掌握政权的共产党人面前的一
道难题。当时的他们似乎没有更多的选择。刚经历完世界大战，国内战争又正激烈
进行着。苏俄经济面临着极其困难的境地，粮食危机、能源短缺、交通破败。在莫
斯科，1918年　1月全市只能得到计划供粮总额的　7．1　％，4　月下降为6　．1　％，
5　月更降为5　．7　％。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每天只能得到1　／4　的面包。饥饿笼
罩着全国，士兵和工人得不到维持生命所需要的最起码的食品供应，粮食成为当时
仅次于军事的重大问题。很多工厂因缺乏能源而无法正常开工，交通失灵使国家想
方设法集到的粮食和原料无法从产地运出来。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危机之中，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确保战争
的胜利。

　　　　于是以列宁为首的政府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提出“一切为了前线，
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并宣布全国为军营，把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转人战
时轨道，动员一切人力物力保证国防需要。政府陆续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颁布了
余粮收集制法令，要求农民按国家规定的数量交售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政府组织工
人征粮队下乡，以确保征粮任务的完成。在大城市，除大工业外，中等工业也收归
国有，对小工业则实行监督。国家通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各总管理局
对工业的管理、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严格的集中领导。排斥自由贸易、实行粮食
和日用工业品的配给制。对全国成年人实行劳动义务制。所有这些应急措施，后来
统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的确有逼不得已的客观条件。应该
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收到了不错的效果。保证了在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粮食和物
资极度匮乏的俄国，仍能收集到供给军队和工人最低限度的口粮与生活用品，从而
使苏俄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诚如列宁所说：“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
’是一种功劳，”“在我们当时所处的战争条件下，这种政策基本是正确的。”

　　　　然而，这个功劳是有限度的。许多措施超出了战时需要的限度。战时共产主义
政策本来只能是战时的政策。然而直到1920年底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的情况下，这些
非常政策不仅没有收缩，反而进一步加强。这是因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仅与当时
的客观条件有关，也与苏俄领导人的共产主义热情与理想密切相连。当时在列宁和
其他一些领导思想中都有一种“直接过渡”的想法。也就是认为可以经由战时共产
主义政策可以跃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列宁后来承认了这一点：“当时我们……
设想不必先经过一个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就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另外在当时那些纯洁的共产党人中，包括列宁，还一种普遍的错误看法。当然
我们现在知道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但在当时他们却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他们始
终认为市场、商品买卖、流转自由、贸易自由、经济核算等等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列宁曾说过：“恢复商品经济，就是恢复资本主义。”“什么是流转自由呢？流转
自由也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

　　　　后来，列宁为摆脱苏俄经济的困境，宣布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与资产
阶级暂时妥协的“新经济政策”。尽管做了许多工作，表明这样做不过是取得宝贵
的喘息时间，喘息完了马上就要对资产阶级发起新的更猛烈的进攻的，仍然不能说
服那些相信“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人们。

　　　　理想主义的诗人写道：看！莫斯科受寒忍饥，从前整洁美丽，而现在是买卖投
机。两年间共青团有一半人退团，许多俄共党员退党，抗议“向资本主义过渡”，
知识界出现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自杀浪潮，党内一些高层人物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富
农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