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风暴之迷-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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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豪的标志。彼得一世的同时代人阿德里安大主教把不留胡须的人比做公猫、公
狗和猴子，他宣称剪胡子的作法是大逆不道的。尽管剪胡子遭到指责，某些大胆的
和追求时髦的人仍然冒险在彼得采取强硬措施之前把胡须剃了。但是宽阔密实而且
完整的一部大胡子被认为是威严和端庄的表征。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在得知领主戈
洛文在维也纳身穿德国服并剃了胡须时，愤怒地喊道：“我不相信，戈洛文竟敢如
此胆大妄为！”罗莫达诺夫斯基的胡须后来是沙皇亲自剪掉的。剃须一举在宫廷实
行起来毕竟要容易些。彼得把胡须上的变革视为政府政策的象征，并宣布剪胡子是
全体居民的义务。
就这样彼得一世的改革就从剪胡须开始了，之后的历项改革都充满了沙皇的意
志，雷厉风行、坚决果断。革新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但不难看出，目的只有一
个，那便是使俄国欧化，把俄国提高到现代化国家的水平。彼得有一个极为明确的
目标，就是要使古老落后愚昧的俄罗斯与先进发达的世界连接起来，与蓬勃兴起的
欧洲工商业沟通血脉。他大力发展工商业，奖励出口，废除臃肿庞大的衙门，组建
技术学校，规定贵族子弟必须学会数学和一门外语，否则不得结婚，也不得保留贵
族身份，建起了现代意义上的印刷所。图书馆、剧院、博物馆，创办了规模庞大的
科学院。
从两座冬宫的建造可以看出，彼得一世对西方文化的推崇。1710年…1711 年彼
得一世下令在涅瓦河边，仿照荷兰的建筑风格建立了一座皇宫——冬宫。1719年—
—1721年．根据彼得一世的指令，在距原皇宫不远、今天艾尔米塔什剧院的地方修
建了第二座冬宫，其形式明显受北欧建筑的影响。当年，彼得一世决定在荒蛮的涅
瓦河口建城，只考虑到了战略意义而忽略了周围满是森林沼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
不仅难抵敌人的炮火，而且已落后于欧洲的先进国家。于是他在1714年颁旨：禁止
俄国其他城市用石头建房；从全国各地征募石匠到彼得堡；城市每个新移民必须带
来100 块石头；每辆大车进城要缴 3块石头抵税，每只船则须缴 10 —30块。到18
世纪末，彼得一世的宏图得以实现：市中心完全用石头建成，石头建筑的数量在俄
国首屈一指。
彼得一世性格粗扩，甚至凶残无情．他处死了反对改革的“太子帮”头头、自
己的亲生儿子阿列克塞。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彼得一世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
然而，即使是伟大的君王，也难以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彼得一世的梦想是尽可
能地通过仿效欧洲的政治和社会上层建设，而不是通过对俄国进行基本的改造来实
现的。
彼得一世的改革，不仅未曾触动农奴制度，反而使它得到了加强。彼得一世大
力发展工业，由于俄国自由劳动力缺乏，为解决劳动力问题，他于1721年下令准许
商人将整个村庄连同农奴一起买去，让农奴一边种田一边做工。但是农奴和土地不
得分开，以维护农奴制度不可侵犯。改革后，千百万俄国农奴仍然一贫如洗，处于
水深火热之中。直到一个半世纪以后，俄国又历经两次变革，才废除了农奴制度，
走上了农业现代化之路。
二、农奴制：俄罗斯大地上的悲歌
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这样写道：“谁看到这一片荒凉的、至今尚无人烟
的、落寞的旷野而不感到忧伤，谁在我国大土地的凄婉歌声中听不出对他本人，正
是对他本人的痛苦责难，谁要么是很好地履行于自己的义务，要么就不是一个具有
俄罗斯心灵的人。”‘索绕在果戈理心头的“凄婉歌声”是什么？是那俄罗斯广阔
大地到处可见的、农奴的悲惨命运。
当俄罗斯人走出那片大森林，在周边空地上开荒种地起，农民的自由也开始渐
渐地失去。1497年对俄罗斯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俄罗斯制定了一部法典，
这是俄罗斯国家第一部全国统一的法典，是俄罗斯统一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这部法典中，对农民的地位作了严格的规定。法典限制农民从一个地主名下转到
另一个地主名下的权利。只有在每年的指定时间，也就是秋收后的尤里耶夫节前后
一星期，农民才可以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从一个乡到另一个乡去。那时，在很多
农奴家庭中，妻子儿女分别属于不同的主人，一家人长年不能见面，尤里耶夫节是
他们各自离开主人，回到自己简陋贫困的家，过几天家人团聚的日子惟一机会。但
是在离开主人之前，要离开的农民还必须事先向主人缴付一定数额的房租——叫做
“居住费”。
农奴不堪忍受农奴主的压迫时，往往会选择逃离主人。可是这一点也越来越难
以实现了。最初法典规定，逃亡的农奴可以在5 年内被追回，不过，如果5 年内主
人没有追回这个农奴，那么农奴就可以获得自由人身份。统治阶级还是不满意这样
的权利，后来不断地延长追回农奴的期限。1637年颁了9 年寻找期，1641年寻找期
限增加到10年；如果农民被其他主人带走，期限延长到15年。1649年，俄罗斯又颁
了一部新的《法律大全》。这部法典共分25章，967 节；头几章都是拥护沙皇、教
会和国家权力的条文，如阴谋反对教会者处死；叛国、阴谋反对国家者处死，手持
武器进入宫廷和在宫廷内打架和杀人者处死。从17世纪50—60年代衙门保留下来的
文件可以看到，老百姓常因为偶然过失就受到沉重的惩罚。1659年，莫罗佐夫家的
一个农奴用火枪击中一只停在克里姆林宫楚多瓦修道院屋顶上的鸟，子弹落在王宫
里。他因此被判死刑，后得到沙皇的“恩赦”，仍被砍去左手和有足c 法典许多章
大量涉及农民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法典完全取消了追回逃亡农奴的时间限制，
也就是说逃亡农奴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追回，永远失去了成为自由人的机会。这样
一来，农民及其子孙后代都被牢牢地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屈服于地主的奴役，不
得离开一步。对于窝藏逃亡农奴的人，也给予惩罚。除了要归还逃亡农民和他们的
牲畜、粮食外，还要罚款10卢布。否认窝藏逃亡农民而被查出者，要在商业广场受
鞭打3 天，监禁一年。逃亡农民嫁了他人，连同她丈夫一起归还原主。农奴的丈夫
如果原来有妻子月D 么他同原妻所生的子女应归还他原来的主人。追回农奴时丈夫
一起追回，因为那时人口普查登记时只计男性，不计女性，实际上把妇女附在男性
权力之下。
在农奴制的压迫之下，俄国农民过着低贱、痛苦的生活。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
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承担着沉重的封建义务，而又受尽地主的凌辱。这种残酷的农
奴制，除了地主不完全占有生产工作者以外，与奴隶制几无区别。当西欧已经进入
资本主义时代，农奴制早已消失的时候，俄国的农奴制还方兴未艾。
为了控制农奴，封建统治阶级想出一大堆惩罚不听话的农奴的方法，并且在法
令中明文规定。根据法令，地主甚至可以把农奴流放到寒冷的西伯利亚。但他们很
少选择这样的方法，因为流放农奴就少了劳动力，他们觉得得不偿失，不合算。他
们惯用的是残酷的责打。农民犯了一点点过失，就要用木棍、鞭子或树条在背上责
打几百甚至几千下。俄国历来的体罚是使用木棍和鞭子。而树条是从开明的西方，
由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的德国地主那里传到俄国来的。“慈祥的”俄国地主们认为用
树条抽打虽然也是很难受的惩罚，但仿佛比木棍对健康的害处少些。一开始，俄国
地主们放心地使用这种“温和”的体罚形式，他们规定抽打几千下或几万下。慢慢
地他们才相信，用树条甚至比用棍子更有可能把人抽死。可是，这一经验的取得，
大概不止牺牲了一千个农民的性命。但没有一个地主为此付出了任何代价。因为虽
然有禁止地主杀害农奴的法律，但实际上只对“老爷”亲手的、直接的杀人行为才
予以审理（而且会不会真正上法庭还是另一回事）即使农民因残酷的惩罚而致死，
那么地主也几乎永远是有理的，而有罪的是执行惩罚的人。即同样是农奴的车夫和
仆役，似乎他们敢于不听地主老爷的话而行刑。
责打农民被认为是司空见惯的事，就像快鞭打马让它快走一样。例如受过教育
的乡绅波洛托夫，为了逼农民供出行窃的同伙，连续鞭打一个农民5 次。这个农民
死不开口，或者说出一些与此事毫不相干的人，于是又鞭打这些人，可是从他们那
里当然仍是一无所获。最后由于害怕把盗贼打死，波洛托夫“吩咐把他的手脚绑起
来，投入烧热的浴池中，强迫他多吃最咸的鱼，派人严加看管，不许给他一滴水喝，
只要他不吐真相照样来折磨他，以期这样对他产生极大作用。他渴得实在无法忍受，
最后才向我们供出了与他同伙的真正盗犯。”波托洛夫为自己的好主意得意非凡、
沾沾自喜。在他笔下，一些受尽折磨不得不反抗的农奴成了“真正的坏蛋、叛徒和
恶魔。”彼得一世的后继者，穷兵黩武，意欲称霸欧亚。打仗靠的是实力，除了兵
强马壮，军需给养也要确保无虞；而俄罗斯气候寒冷，人口稀少，农业生产发展缓
慢。为实现帝国霸业，统治者置民生于不顾，硬要从农民身上榨出油来．而农奴制
恰恰是一部最好的“榨油机”：农奴手无寸土，又无人身自由，只得依附农奴主和
贵族，他们不仅为主人无偿劳动，还要缴纳苛捐杂税。靠搜刮民脂民膏补充军力，
俄国在对外战争中连连得手，版图不断扩大。对沙皇来说，农奴制法力无边，不仅
毫无必要废除，还需不断强化。1765年，叶卡特琳娜二世一纸诏书，便将5000万俄
亩新扩国土，连同土地上的农民，赏给皇亲国戚和立功战将。到19世纪初，俄国农
奴超过2000万，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农奴常常像牲口一样在市场上被买卖。出
卖农奴的广告同出卖骡马、狗的广告一起刊登在官方的报纸上。当时10个卢布可以
买到一名少女农奴，而一条良种狗却值几千卢布。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专横的封建农奴制不断加强对农奴的压迫，地主
阶级加剧了对农民的剥削统治，连绵不断的战争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这一切进
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激起了广大劳苦大众的强烈不满，俄国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仅1762—1772年，起义就达160 次以上。此外，非俄罗斯各族人民的灾难更加深重。
他们的土地、草场、林场统统被地主、工厂主、修道院霸占，而且要缴纳各种贡税，
服各种劳役，如同奴隶一般。压迫越重，反抗越强烈。非俄罗斯各族人民的起义具
有更广泛的性质。整个沙俄帝国堆满了干草，随时都有可能燃起熊熊的起义烈火。
时势造英雄。1773年俄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爆发了。农民起义领袖斯杰潘
·拉辛和康德拉季·布拉文出生地的顿河畔培养了杰出的农民领袖叶·伊·普加乔
夫。这位顿河哥萨克人利用广大劳动人民“对沙皇的朴素的宗法式的信仰”，自诩
为彼得三世，是劳苦大众期待的“好沙皇”，于1773年9 月17日，聚集一支80人的
当地哥萨克队伍起义，开始发动农民起义。他仿照皇家的体制设立朝廷发布文告，
宣布要解放农奴，分配土地，取消人头税，处罚贵族。这些纲领得到了广泛拥护，
成千上万的农奴投奔起义军，参加起义的还有工场工人和少数民族。到1774年初，
起义军已有3 万人；3 月，发展到5 万人86门火炮。起义军一度攻占喀山城，威胁
莫斯科。起义最终被沙皇血腥镇压下去。
统治者对普加乔夫恨之人骨，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处死了他，并把普加乔夫描绘
成杀人放火的强盗，然而在“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的笔下，普加乔夫是一个
热爱自由、宁死不屈的英雄。在《上尉的女儿》这本小说中，描写他英勇机智、坚
定乐观、很有气量，到处受到人民的拥戴。
这场震撼沙俄统治的农民战争，席卷了俄国东南60余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地域，
其规模之大、参加入数之多、反沙俄统治旗帜之鲜明，是俄国历次农民战争所无法
比拟的。这次农民战争教育了人民，使人民对沙俄专横的封建农奴制不可破除的信
念产生了动摇，加速了封建农奴制的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