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风暴之迷-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共同掌握土地和本能性的农业共产主义基础之上的经济与行政的机构。”在他们看
来，俄国的农奴是“天生就是共产主义者”。因此在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
夫斯基的影响之下，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个派别，也是俄国知识分子的一个
先驱，就是民粹派——人民之精粹。这些知识分子首先自己是人民的精粹，同时认
为农民也是人民的精华。这些知识分子相当多是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是他们怀着一
腔报国的热情，在19世纪70年代发起了“到民间去”的运动。这些知识分子为了真
正地走近农民，发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沙皇制度、专制制度，做了很多
努力，做了很多牺牲，包括他们脱去了华丽的服装，穿上粗俗的农民服装，甚至还
要学一两样手艺，甚至还要学习农民讲话的口气，而不是去讲法语（上流社会的语
言）。这些人去农村之后，他们的热情被一瓢瓢冷水浇灭了。因为他们到了农村之
后，向农民讲解沙皇是罪恶的，反动的，应该起来推翻沙皇，这些话吓坏了俄国的
农民。许多知识分子被农民抓起来送到官府。因为在农民心中，沙皇是好人，只不
过是身边的大臣比较坏。这些知识分子的理想遇到现实之后再次被击得粉碎。
到了19世纪80年代，从1873年开始的“到民间去”运动持续了不到10年的时间
就结束了。这些知识分子又得出了结论，他们认为俄国的农民还是好的，只不过是
思想不解放，他们的头脑是混沌的。怎么办呢？他们认为需要靠剧烈的撞击来唤醒
他们。那么如何能达到剧烈的撞击？这就要靠一些过激的行动。最后一个总结就是
真正的民粹是我们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此时应该挺身而出了，于是这些知识分子
就走上了恐怖主义道路。因此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在莫斯科，在彼得堡，时常响
起枪声、爆炸声。在枪声和爆炸声中亚历山大二世倒下了，亚历山大三世也倒下了。
这些知识分子策划了无数次的恐怖活动，目标是对准反动的沙皇、反动的大臣。但
是恐怖主义历来是以恶制恶，换来更重的恶。这些知识分子换来的是更猛烈的镇压
和更黑暗的时代。于是一部分知识分子思想就发生了变化。普列汉诺夫在“到民间
去运动”失败之后被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辗转逃到了德国、法国。在德国。
法国、英国他接触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从他们的著作中找到了一条路线，
就是他所说的，“马克思著作，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对于我来说，像一条引路线，
使我从几十年的执迷不悟中猛醒了”。列宁从民粹主义者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可以
说最大的一个刺激就是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参加了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活动，
最后刺杀行动未果而被捕，最后被处死。哥哥的死警醒了列宁，列宁也去寻找俄国
发展的新道路，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当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像基米霍罗夫这些
人，曾经都是恐怖主义的领袖，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宣布与沙皇政权和解，把希
望寄托在沙皇政府身上，不再和政府对抗，寄希望于沙皇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
来使俄国迈向西方。
第四个群体特征是各个国家知识分子都共存的特点和一个可贵之处，就是知识
分子所固有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忧患意识。俄国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是非常
可贵的，也是非常感人的。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里曾经形象地说：“俄国
知识分子深信辽阔、深邃、巨大的俄罗斯大地，总能解救俄罗斯，帮他们摆脱困境。
他们总是过分依赖俄罗斯大地，依赖俄罗斯妈妈。他们几乎把大地母亲与圣母混为
一谈，寻求前者的庇护。”爱国主义是俄国先进知识分子永恒的信念。他们为祖国
的强大而欣喜，为祖国的落后而担忧。即使是由于沙皇政府的迫害，或者是因为政
见不同而被迫离开祖国，背井离乡之后，在他们的心中，祖国、人民仍然永远是第
一位的和最宝贵的。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不与苏维埃政权合作，
发表反苏、反布尔什维克的一些言论，甚至鼓动起来进行暴乱，这些人或者被苏维
埃政权驱赶到国外，或者选择流亡到国外。但是即使如此，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
民族的利益，他们甚至可以暂时放弃政见，投身到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之中。20世
纪20年代，在苏俄国内战事最酣的时候，一部分侨民知识分子提出了口号：“保卫
苏联，就是保卫祖国，就是保卫俄罗斯。”这时他们把苏联和俄罗斯放在一起。
俄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表现为对俄国所处的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及外来挑战
的忧患。俄国是横跨欧亚的一个大帝国，是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国家。但是如果寻根
溯源的话，可以寻根到莫斯科公国。就是说。曾几何时，莫斯科公国是一个穷乡僻
壤，是欧洲角落上被人遗忘的国家，随着后来的发展，它才一步步壮大。以前土耳
其、日耳曼人、立陶宛人曾经都是他们的敌人。后来俄罗斯民族强大了，通过殖民
和扩张，俄罗斯的版图横跨欧亚，这也使俄罗斯遭致了来自各方面的攻击。除此之
外，还表现为知识分子对俄国经济落后、文化落后、政治落后和社会发展水平落后
的忧患。就像恰达耶夫所说：“我们在成长，可我们却不能成熟；我们在向前运动，
可我们却沿着一条曲线，也就是说，在走着一条到不了终点的路线。……我们属于
这样的民族，它似乎没有被组合进入类，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给世界提供一个严正
的教训。”如何使俄国历史发展摆脱这样的窘迫，如何使俄国赶上并超过西欧的发
展速度，如何唤醒俄罗斯民族已经麻木的心灵，如何使俄罗斯人民摆脱经济上贫困、
政治上无权的悲惨境地，是俄国知识分子为之忧患、为之思考并为之不懈努力的最
重要问题。
三、当路标迷失之后
进入20世纪之后，俄国的历史和社会发展步伐加大了，这与20世纪初连续爆发
的三次革命是密切相关的。即1905年革命。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
俄国知识分子热情参加了这三次革命，特别热情地参加了1905年革命。在1905年革
命失败后，心灵上遭受打击最沉重的莫过于俄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因为他们是这场
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热情参与者，尽管在运动中每个团体的政治理想和实现理想的
手段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是怀着强烈的愿望，期待俄国的政治现代化能够走上正
常的轨道。据统计，1905年革命失败后，大学生自杀数目迅速增加。1906年有71起，
1907年有160 起，1908年（沙皇制度反动统治的最黑暗时期）有237 起。在政治理
想的破灭之后，在知识分子中又出现了下列的归宿：一部分知识分子又习惯性地回
到了沙皇政府的怀抱；列宁代表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仍然坚持自己的革命主张，开
始为下一次革命寻找时机。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走上自由主义的道路。著名宗教哲
学家布尔加科夫感叹：“俄国经历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并未带来众所祈望的结果。
大多数人认为，解放运动所取得的正面成果至少在今天仍然是不可靠的。由以往纷
争和失败而导致衰微的俄国社会，如今已变得呆然、冷漠和精神涣散。”这时在知
识分子中间又出现了那个命题——“谁之错”。他们认为是自己的错，自己是历史
的罪人，没有在紧要关头把人民领出灾难。俄国著名的文学家、评论家、白银时代
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梅列日柯夫斯基曾说过一句形象的话：“我们走到了康庄大道
的尽头，再前进一步都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知道，在历史结束的地方，宗教就开始
了。在悬崖的边上，我们自然地、不可避免地想到超历史的道路——宗教。”他宣
布要向上帝求救，到圣经和教义书中为自己为俄国的解脱寻找真理和出路。
另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在认真地思考，俄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在1905年革命中犯
了这么大的错误，为什么没有在紧要关头把人民领出灾难。哲学家布尔加科夫、别
尔嘉耶夫、弗兰科、伊兹高耶夫，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斯徒卢威、文学评论家格尔
申宗、法学家基斯将科夫斯基、诺夫哥罗德采夫聚集在一起探讨，决定以学术探讨
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1909年合作出版了《路标》文集。这在当时被视为
“石破天惊”的事件，因为1909年革命被镇压之后，是俄国思想文化界最沉闷的时
候，而《路标》文集犹如巨石投入看似平静的水面，泛起了层层巨浪。在文集中，
7 位作者可以说彻底地把俄国知识分子最后的一点遮羞布给撕下来了，对他们进行
深入研究，历数俄国知识分子种种罪行来警示世人。这个小册子有中文版。序言中
这样写道：“我们不评判过去，尽管我们清楚它的历史不可回避。但是我们指出，
到现代为止社会走过的道路，已陷入没有出口的绝境。我们的警告不是新的东西：
它正是从恰达耶夫到索洛维约夫到托尔斯泰等我们伟大的思想家们所孜孜不倦地坚
信着的东西。而知识分子根本没有听他们的话。因此，我们想现在以巨大的震动唤
起知识分子，让他们听到我们微弱的声音。”“路标派”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是
对俄国知识分子提出警告，以巨大的震动唤起知识分子麻木的神经，重新思考自己
的现时责任和历史使命。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极端的、完全令知识分子各阶层难以
接受的、近乎于彻底否定俄国知识分子作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在文集中，作者们历数俄国知识分子的种种罪恶。他们首先认为俄国知识分子
劣根性和最大缺点表现为无忍耐性，好大喜功，好走极端，对人民、对民族、对国
家缺乏责任感。布尔加科夫说：“知识分子在国家的孤立地位，他们与土地的隔离，
他们面临严酷的历史环境，他们严肃知识和历史经验的缺乏，所有这一切都激发了
英雄主义的心理。知识分子经常（尤其是在特定情形下）歇斯底里般地陷入英雄主
义狂欢的状态。”“知识分子阶层将疯狂的仇恨。致命的直线结论和过程，带进了
与俄国历史的国家体制和‘资产者’的社会制度所进行的斗争中；但同时他们却根
本没有将宗教思想带进这种斗争。”在“路标派”看来，只图一时之快的激进知识
分子不是及时地体察已经迫近的政治危机，因为沙皇政府已经准备采取行动了，及
时向人民作解释和教育工作，而是最大限度地把自己和人民体内的破坏基因和野兽
本能释放出来了。究竟是“谁之错”，答案是明确的，这个责任应由无法自禁和无
法使人民感知的激进主义知识分子来承担。
“路标派”也分析了俄国知识分子行为和言语失范的思想根源：一个来自于俄
罗斯文化的土壤，另一个是不能正确对待外来的思想。强调知识分子继承了俄罗斯
文化和俄罗斯民族中消极的和极端主义的东西，知识分子体内也有一种破坏的本能，
因此在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并不见得比人民高明到哪里去了。另外，他们认为俄国
知识分子不能很好对待外来的东西。布氏认为只有人是上帝的奴仆，而马克思主义
过分强调人的作用，把人当成神。《路标》文集认真思考知识分子的出路，在文集
中反映出了他们热情地呼唤“新人”的思想。这也是19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的一个
主题。知识分子中的“新人”是他们共同期待的，这个“新人”应该是挣脱了一切
名利思想，怀有强烈的宗教普世感情，真正将人民的愿望放在第一位，宽容地对待
人民、对待国家、对待政府，同时要坚持自己既定的目标而不为任何政治压力和风
潮所左右，及时地向人民和政府发出建议、劝告和警告的人。
《路标》文集的出版是俄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立即在俄国思想文
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立即吸引了知识界各个派别，包括艺术家和作家，包括从
极左到极右的政治团体和个人的广泛讨论。这其中包括活跃在另一条战线上的无产
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大文豪托尔斯泰。托翁认为这个文集的主题思想基本上是消
极和否定性的，在文集中没有创造性地回答俄国人民关心的问题——“怎么办？”
时隔83年后的1991年，当苏联的社会发展再次走到关键时刻时，人们又想起了
《路标》，莫斯科“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