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风暴之迷-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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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引发了国内的政治危机，“历史空白点”的暴露激发了消极的民族主义情绪。
1988年2 月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就“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的土地归属问题所发生
激烈的流血冲突，打破了各民族和各加盟共和国间的和谐，往日的兄弟情谊为民族
仇恨所代替，友好邻邦成为敌对国家，毫无理智的民族主义情绪控制了一切。随后
以波罗的海三国为代表的分离运动又为地方民族主义注人了新的内容——民族分离
主义。“8 ·19”事件推动了民族分离主义运动，随着各加盟共和国发起的“主权
战”、“法律战”、“语言战”和乌克兰最终宣布独立，联盟的解体已成为不可避
免。
美国学者彼得·德鲁克在1989年出版的著作《新现实——走向21世纪》里也曾
预言：“在未来的25年间，苏俄帝国也将重蹈覆灭的命运……发生这种转变的条件
都已成熟。惟一的问题是这个过程的速度有多快以及它是否会导致苏俄帝国的解体，
还是重新改组。无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先生于1985年开始的改革运动成功与否，
这一过程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无论苏联的经济崩溃有多么严重，这只是戈尔
巴乔夫先生面临的重要问题。核心问题是在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压力下，帝国
所面临的分崩离析的威胁。”彼得·德鲁克的预言很难再引起埃莲娜·唐科斯当年
所享有的“轰动效应”，因为，在当时苏联解体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他的预言不过
是对即将成为事实的现象做了理论上的论证罢了。
第五章 徘徊与跃进：俄罗斯文化传统之谜
俄国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社会上和历史上都介于欧洲和亚洲之间。它既同欧罗
巴西方有区别，也同亚细亚东方有区别，在不同时期，在不同的方面，有时接近这
一边，有时接近另一边。——苏俄政治家托洛茨基。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文化传统都是一份无法拒绝的历史遗产，而且这份遗
产注定要在该民族的历史发展和现代化道路中发挥其影响力。俄国是一个拥有300
多年封建统治历史的国家，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封建主义和专制主
义为核心的文化传统，长期以来，俄国文化传统持续性发挥着它的滞后作用，间接
或直接地影响着俄国的历史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并且使承袭着沉重的历史重负和文
化传统的俄国现代化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在历史上，俄国经历了数次大规模的西方文化的浸润。
来自于西方的历史传统和先进思想，同样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因素，对
俄国现代化道路也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巨大影响。
一、在俄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废墟上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经济和政治的因素是推动任何一个社会和民族发展最活
跃的动因。同时历史也将对这些经济和政治因素的运动做出如实的记载，因此旧的、
长期运行的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的遗存便构成民族文化传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
谈到文化传统内部结构的划分时，我们把其划分为政治文化传统、经济文化传统等
部分。那么政治文化传统的构成又包括那些内容呢？它至少应该包括政治制度、社
会意识形态和民族政治心理三部分内容。政治制度即一个国家或民族经常采用的政
权统治形式；社会意识形态即受该政治制度制约的，与其统治相适应的社会政治、
法律。哲学、宗教等思想；民族政治心理即在该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长期侵蚀影响
下，在人们思想中积淀而成、因袭相传的政治倾向。
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久远的文化渊源。俄罗斯民
族是东斯拉夫人的一支，起源于欧洲腹地的内陆森林地带，尽管俄罗斯先民们终于
走出了与世隔绝的大森林，但是长期形成的封闭意识却留在思想里。因此在古代俄
罗斯人那里，村社即世界。9 世纪瓦拉吉亚人的入侵把宗法制又强加于俄罗斯，再
加上蒙古的八思哈制在俄国的强制推行，使村社制、宗法制、八思哈制三位一体汇
流成俄罗斯文化的原始基质，即村社一宗法文化。该文化基质反映在民族的价值观
念上表现为轻视自由个性，强调整体和谐，反映在政治倾向上表现为盲目崇拜强权，
极端鄙视民主。
如果说具有东方特色的村社一宗法文化基质是俄罗斯文化的母体的话，那么拜
占庭文化就这个母体在其孕育时期被强行注人的重要的外来基因。988 年，基辅罗
斯大公弗拉基米尔通过与拜占庭皇室的联姻，接受了基督教的希腊正教，强迫全体
国民众皈依耶稣，于是为自己的统治找到了一个现成的统治工具，同时也接受了拜
占庭的政治制度。因此，俄罗斯文化是东西方文化的集合体，而封闭的村社——宗
法文化基质和拜占庭的集权专制制度为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
形成奠定基础。
俄国在政治制度的演变过程中也曾经历过封建等级代表君主制时期，即由“领
主杜马”和大公共掌大权。但是在该时期俄国君主（大公）的权力就显示出较大的
独立性，莫斯科大公在法律典籍上是“统治全罗斯领土的君主之君主”，他的权力
“超出世界所有的君主，也支配一切人的生命和财产，而丝毫不受阻碍。”伴随着
俄罗斯国家疆域的不断扩大和统一国家的最后形成，莫斯科大公也从“同等人中的
第一位”变成了俄罗斯惟一的君主，领主杜马和世袭贵族的势力却在日趋下降。在
伊凡四世统治时期（1547—1584年），莫斯科大公由东正教会正式加冕为“沙皇”，
并且由东正教大主教马卡里宣布：“英明沙皇的权力来自上帝，他的权威至高无上。”
到了彼得一世统治时期（执政1682—1725年），俄国的政治制度终于完成了由
等级代表君主制向绝对专制君主制的过渡。他大力推行一系列旨在加强沙皇专制统
治的改革，把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权、军权、神权、司法权集于一身，形成了俄国
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集权统治局面。他宣布说：“沙皇是专制君主，关于他自己的一
切事情，不向世上任何人负责，但作为基督教的国王，他有力量和权利按照自己的
意愿来管理自己的国家和土地。”彼得一世的宣言标志着绝对专制君主制在17世纪
末18世纪初在俄国的最终确立。伴随着农奴制度的发展，专制统治结构更加稳固和
完善。当18世纪下半期的西欧和北美一片“自由”“民主”的欢呼声时，俄国却正
是“农奴主的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统治的专制制度的黄金时代。这位被称为
是“北方的塞美拉米达”（希腊神话中的女王）的专制女皇在“开明专制”的口号
下行使独裁专制的勾当，把俄国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统治推向巅峰状态。
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总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俄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样是伴
随着专制制度的确立而发展。基督教（东正教）传人俄国之后，便立即拜倒在皇权
之下，成为其忠实的附庸。东正教会利用它所控制的文化教育机构，极力宣扬“君
权神授”，宣扬是上帝把“沙皇安排在他的地位上的，使他坐上沙皇宝座的，并且
扶植他统治和管理教会、寺院以及整个信奉东正教的国家和全部俄罗斯土地”。东
正教会还积极为皇权的加强制造理论根据原正教莫斯科教区普斯科夫修道院长老菲
洛费曾臆造出所谓“三个罗马”的理论，即全世界的历史是三个罗马的历史，第一
罗马（古罗马帝国）早已没落，因为它亵读神教；第二罗马（拜占庭帝国）也已灭
亡，因为它与天主教会同流合污，因而受到上帝的惩罚；第三罗马（俄罗斯帝国）
将是未来正教的中心，莫斯科大公就是正教世界的领袖，“一切信仰基督教正
教的王国将合并到沙皇统一的王国中去，您（伊凡三世）就是整个世界惟一的沙皇。”
长期以来，东正教会正是忠实地充当着专制制度卫道土的角色，以愚昧、落后
的思想限制俄国人民，成为专制主义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御用的封建思想家则更多地以理论研究和思想探讨方式论证专制制度在俄国建
立和发展的必要性，大肆宣扬君权至上、皇权神圣。彼得一世时期的贵族思想家普
罗科波维奇依据自然法原理，证明专制君主制最适合俄国的国情民风。他认为在自
然状态下，由于缺少最高权力统治，就会造成社会的动乱不宁，人们的生活和幸福
就难以得到根本保障。而人们只有把统治权力交给最高统治者，在世袭的专制君主
政体的庇护下，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平稳而有序地发展。因此俄国需要专制君
主，沙皇的权力应该是无限的，“甚至不受他自己颁布的法律的限制，对专制君主
的命令应该无条件地加以执行，他是最高裁判者，在国家里不能有任何其他权力可
以变更君主的命令。”同时代的政治学家塔季切夫也依据自然法原则对自由与专制
进行了分析。他承认人的自然状况是自由的，但是自由一旦被普通人掌握就不可避
免地要蜕化成个人的任性。因此社会的利益要求限制自由，应该给自由套上一副
“缰绳”，最好的方式就是采取强制的君主专制统治形式。他声称：国家的产生是
社会契约的结果，但是人民经常选择最符合人性的专制君主制作为政权的形式，君
主即成为一家之长，而“家长的自然利益，要求在家庭中保持良好的秩序”，告诫
人们应该绝对服从家长（君主）的领导，从而为沙皇的专制统治涂上一层合乎伦理
关系的光彩。18世纪初的思想家波索什科夫的思想反映了新兴的商业资产者阶层拥
护专制制度的政治态度和希望依靠皇权的加强来提高该阶层的社会地位的愿望。他
在《贫富论》中主张“沙皇应该是专制统治者，他的命令就应当坚决地不折不扣地
执行，像上帝统治全世界那样，沙皇也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统治。”这些贵族思想
家的政治学说直接为彼得一世实行政治改革，剪除世袭贵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统
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由此可见，伴随着专制君主政权的发展，以专制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意识形
态日趋完善。作为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载体的民族政治心理，必然被打
上专制主义的烙印。专制制度在政治L 的统治和封建意识形态在思想上的侵蚀，最
终在广大俄罗斯人那里形成了被动的适应和认同，专制主义和皇权主义就成为俄罗
斯民族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在社会各阶层中都普遍地存在着提倡专制、鄙视民
主、尊崇皇权、漠视自由的倾向。因此，俄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战争无不带有皇权
主义的色彩。17世纪70年代的斯捷潘啦辛起义的口号是：“打倒所有王公、世袭贵
族和一切俄罗斯贵族，根除一切长官、政治。并实行人人平等。”但同时，拉辛又
提出“一切东正教徒和所有的教徒们要保护皇室，把处于世袭贵族手中不自由的沙
皇解放出来”的口号，即在反封建的主张之外，又打出了“勤王”的旗帜。18世纪
初的农民起义领袖布拉文热情地呼唤农民起来同“世袭贵族、王公以及一切图利者”
做坚决的斗争，但也不可避免地要求人们“保卫我们善良正直的好沙皇”。、
因此苏联历史学家马夫罗金认为：“拥护好沙皇，这是俄国农民战争的一个传统口
号”，它反映了专制主义的变种——皇权主义思想在广大的俄罗斯农民心理意识中
的根深蒂固。就连俄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专制制度的死敌——赫尔岑也曾经承认
自己在儿时是“在对亚历山大（一世）沙皇怀着极大的敬意的环境中长大的”。19
世纪俄国一些大学里通用的数学教程中也荒唐地规定：“直角三角形的弦是真理与
和睦、法制与仁爱相遇的象征，通过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人，把天堂同尘世、天上与
地下相联结。”20世纪初俄国政治。经济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贵族自由派代表人
物维特伯爵也说：“如果根据我的家庭传统，根据我的心灵气质，我当然是珍爱权
力无限的独裁专制的。”由此可见，在俄罗斯民族的政治心理上专制主义思想意识
植根之深、积淀之厚。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思想中，沙皇总是好人，因为他热爱人
民；沙皇的专制权力乃上帝所授，所以神圣不可侵犯，需要绝对服从。斯农民心理
意识中的根深蒂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