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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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以及管理机构的裁员也将开始，这又是一个失业源：“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直接阻碍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个问题亟待解决”。另外，失业的第三个源泉就是裁军，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人民解放军要裁军50万。 江泽民把国营企业和政府机构的改革一并看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到2010年前的“改革进程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他指出，在实现这个目标方面，私人经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在此用“非公有制经济”来表述私有经济，并把它看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强调说：我们“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对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至此，私人经济首次被党不再作为国家经济的“补充”来表述，而是提到作为整个经济的“重要部分”这个高度，这种表述也就使私有经济“合法化”了。
江这样尽全力沿着市场经济的方向把经济改革向前推进，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他却持谨慎的态度。
在涉及政治改革方面，江泽民对于所说的“西方模式”原则上予以否定。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唯一的一个实质性进步就是，宣布城、乡基层直接民主选举。至今为止这种直接民主选举也就只是在村这个层次上。由于通货紧缩和亚洲经济风暴使得经济形势加速滑坡，这也就不得不延缓这项在全国范围实施城乡基层直接选举的计划，而只是在比较成熟的地区进行实验。
江泽民把制定文化政策看作为基本的任务，要“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多元文化在他看来没有多大价值。他也呼吁，“对新闻出版业要加强管理”。江泽民也赞同邓小平的双重目标，认为，通过形成现代市场经济使中国富强，但同时在这个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也必须绝对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少说为佳”
江的十五大报告是“委婉式改革策略”的范例，这个策略尽管邓早已经使用了，但是江可以说是优秀地发展了它。中国转变成市场经济，但是这种转变在意识形态上所具有的意义，没有必要对人们去讲。“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似乎还有效，但是所有知情人都意识到这种戏剧性的变化。这随之也带来这样的效应，外国人就不太容易弄明白，中国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究竟走得有多远。
我们不妨就这种委婉式改革策略，从江的报告中摘要几个例子。首先是江关于“公有制为主体”的新理论：按照邓时代的表述规则，国有企业应该构成经济的主体，事实上直到90年代初期也确实如此。但随后，国有经济比重相对于其他所有制经济一直下降。在1978年，国有企业产值占整个国家工业总产值的78％，但是到了1997年，就是在江泽民作这个报告的那一年，已经降到32％以下，而且还在继续下滑。国有企业尽管依然掌握着经济领域的主导工业，譬如：原料工业、重工业、电力工业、银行和邮电、通讯，但是它们的生产总值达不到国民总产值的1/3。也就是说，国有经济在1997年时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小部分”。【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江尝试着去解决这个问题，并因此而把国家所有制的主导地位原理修订为包含集体所有制在内的“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原理。按照1997年的官方统计，国家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当年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保持在70％以上，这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得到了拯救。 可是，这种统计不能解决长远的实际问题。许多在这个统计中作为城、乡集体所有的企业，逐渐的私有化了，而且这种私有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江在报告中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并且补充说，最重要的是国家所有制经济的这种“控制力”。可是，这种控制力也在弱化，并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淡化了，但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并没有因此而真正解决。
另外的一个例子就是，江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表述法，这与其说是意识形态上的委婉表述，不如说是对变化的淡化。除了知情者外，谁能想像到，当江论述“战略性改组”的时候，是宣布要疾速的收缩国家所有制经济的比重；当他讲，政府要“加速放活国有小企业”时，是在暗示，这些小型国有企业及其员工要从国家的大锅中拿出去，而且要让他们自己面对现实；当他歉意地说，“会给一部分职工带来暂时的困难”时，是在对裁减3000万到4000万人表示歉意，而且这些人之中的许多人由于年龄缘故以及教育程度太低而很难获得新的工作位置，从而也就很难保持他们在原有工作位置中所具有的价值。
江的这种委婉、淡化和暗示性改革策略确实使得改革反对派在党内很难从意识形态上找到借口，很难对改革进行指责。但是对于唤醒国民去理解和适应面临的改革这个主题来说，这究竟是不是正确的策略？“眼泪和汗水”⑩的报告也许未必能给工人和群众清楚的说明，国有企业的改革势在必行、别无选择，但这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把中国引向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用这种貌似社会主义式的口号来堵住反对者的嘴，以便把改革继续下去，这在邓小平时代是必要的策略，因为那时意识形态上的反对者比较强大。而今，极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时代过去了，继续改革的真正阻力是既得利益者。因此，这也许是用开诚布公而认真的说法去赢得人民群众对改革支持的时候了。
第31章 到2010年的市场经济
邓把中国从计划经济中解脱出来，邓的后继者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完成邓的改革，建设一个完满的市场经济。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为改革的第二阶段打开了思想和政治上的航道，而实现第二阶段改革的重任，就落在了新任总理朱镕基的肩上。
朱在1998年3月19日上任，任期5年，到2003年3月份。这位69岁者对自己所面临的重任并没有心存侥幸。“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他在当选为政府总理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都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3月5日到19日期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以绝对多数票把改革的重任交给了朱这位可信的候选人，98％的选票任命了这位总理候选人。
这位政府总理提交了在他任期内的改革纲要。三大结构改革要同时开展，而且三年内必须结束：
一是，政府和管理机构改革。
二是，国有企业改革：江泽民在1998年7月对这项改革作了补充，即他作为军委主席向人民解放军发出命令，把军内赢利性强权经济部分交给国家。同时，类似的命令也发给武警、国家安全系统以及司法机构。
三是，银行和货币市场的改革。
朱镕基进而决心毫不妥协地解决官僚主义以及国有企业的问题，以便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愿望变为现实。以此（‘文’）使中国在相当（‘人’）大的程度上为进口（‘书’）和外国投资开放了（‘屋’）自己的市场，由此也使得国有企业和国家银行感受到竞争的压力，逼迫实施结构改革和方向调整，尽管这并非朱当时的意图。
正像朱所宣布的那样，一场这样的改革势必剧烈冲击到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故此它也只能在解决这些危机中得以完成。一场由于中国的投资过热和亚洲邻国的危机所引发的危机已经发生，尤其是印度尼西亚，贪污腐化使整个政府机构垮台，那么它根本就再也谈不上保障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了。对于人代会的许多代表来说，这位财政专家和富有拼搏精神的管家朱镕基是危难时的救火队长。
■政府机构的改革
自50年代以来，政府至少9次采取措施，力图阻止政府和管理机构那与日俱增的膨胀。所有措施都收效不大，国家机构在持续膨胀：从1978年到1998年，国家人口增加了27％，而国家工作人员增加了86％！在朱镕基的领导下，第十次措施出台了。他规定，到1998年底，中央政府减员一半；1999年是省政府，2000年是地方政府，要求裁员比例与中央相同。到2000年底，800万政府和管理人员总共要裁员400万。
朱通过裁员改组并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国务院机构，也就是官方常说的中央政府。他把原来的40个部委减少到29个。主要裁减的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行业部委，如机械工业部，化工部等。这些原本遥控指挥着国有企业的行业领导中心下降为行业协调局，而经贸委也下降一格。它们的任务减为行业的协调，不再具有对下属国有企业经理下指令的权力。譬如，化工部分为化工（行业协调）局和将要投放到股市去的化工国有企业。国家今后对企业所扮演的角色只局限于作为所有者：它向企业要求获得所拥有的资本红利，而不再干预企业的管理，而所有对赢利负责的事情，那都是企业经理的责任，至少从理论上讲是这样的。通过解决行业部委，朱镕基既推开了旧体制的主要代表以及反对改革者，也刨掉了贪污腐化的一个源泉。
在这场改革中，那重权在握的计划委员会也受到消减。它被更名为“发展计划委员会”，它的任务被局限在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
新的机构把经贸部变成了重权部。朱把中国石油的老总石广生任命为这个部的部长。
朱把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合并为“信息产业部”，并以此为信息社会的基本设施建设专门设立了一个部。
朱只有不断通过其个人的直接干预才能克服强大的官僚主义阻力，使裁员和机构改革得以落实。但是，在改革方面，他有全国人大在人事上的支持，同时还有政治局成员那坚定不移的后盾。一个改革后的政府系统，即一个基于市场经济要求为基准而设置并运作的政府，就这样的产生了。
同时过渡进入市场经济和信息社会是一项相当艰巨的重任。对于设立、形成一个现代的政府和管理机构来说，还面临另外一个任务，那就是一个新的选拔官员的方式、途径。各部委从此刻起，通过选拔来招聘工作人员，而高级官员的任命依然由党组织负责。
收 权
随着现代政府管理机构的建立，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税收和金融体系要向中央集权的问题。邓小平把经济和财政决定权的绝大部分下放给各省，这种放权有助于克服中央内部的思想意识反对派的干预，同时也创造了活跃的干部化企业，它们在80年代也确实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可现在却到了把放下去的权力收回来的时候。
放权导致了中央政府收入的疾速下降。1978年，国民总产值的30％还在中央，可是到了1997年，却只有10。7％。中央政府面临着失却号令能力的威胁。朱镕基早在1993年就已经着手这个问题，并且在高层与省委书记和省长之间形成了一个新的税收法，以便使中央政府所得税收今后能随着各省税收的增长也不断获得相应增长。
现在，朱着手于解决第二个，即贷款决定权在各省的问题。在邓小平南行期间，干部化企业进入了一场真正的投资热，而且既不受计划限制，也不在乎中央政府的警告，执意扩大生产能力，结果使供严重大于求。为了使这些闲置的工厂运作起来，省、市政府之间相互保护，国内市场被分割成许多小的地区性市场。这种投资热之所以能够形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央银行和国家银行的分行受制于地方，它们因此常常不得不对省、市的项目发放贷款。把国家银行从地方政府控制下解脱出来的问题，这已经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朱镕基顶着强大的阻力，建立了中央银行分行的新机构，一个跨省、区的不受省、市长制约而能够监控国家银行及其贷款政策的新机构。
在投资热经济运作中扮演主要角色的还有省属投资银行，它们甚至不经中央银行许可，就从国外申请、接受贷款。朱镕基严厉地处理了这类事情。在这些银行中，能量最大的当属广东的国际信托公司，它因此而在1998年陷入困境，朱也就令其宣告破产，尽管此举有可能使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丢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