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獒的精神-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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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穿不起衣服。她一拿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奖牌就问，去什么地方可以卖掉它，因为那些穷人需要的不是奖牌而是食品和衣物。
特蕾莎修女去世后，印度人说：“我们的母亲去世了。”所有人都跪了下来，跪下的人群里还有印度总理。当遗体经过大街时，两边楼上的人都奔跑下来，因为他们——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谁也不敢站得比她更高。印度总理说：“她是少有的慈悲天使，是光明和希望的象征，她抹去了千千万万人苦难的眼泪，她给世界带来了荣誉。”人类固有的罪恶——贪婪、虚伪、享乐、骄傲、虚荣等等，在特蕾莎修女身上没有一丝痕迹，有的只是被她一生奉行的名言：“你们要彼此相爱。”
我把特蕾莎修女的故事讲给一个喇嘛听，喇嘛说：“你不知道，你说的这个修女，她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转世啊。”所以，《伏藏》中，“七度母之门”的第七门是践行之门。我盼望有更多的“菩萨转世”，走出殿堂，泽被苍生。
五
人性是人的道德性和社会性的体现，让佛教闪烁人性之光，是现代佛教光大自己的必由之路。因此我一直在寻找，希望有一种改造世俗而不是投身世俗、洗涤罪错而不是再造罪错的精神支柱，能从浑浊而盲目的崇信之中，清醒而健朗地挺起。虽然没有找到，但毕竟有了曦光。那就是仓央嘉措，是仓央嘉措宁死肉体不死爱的无量之情，和牺牲自己从而消弭新仇旧恨的天然佛性，是他用纯情博爱对冷冷的世界给予的热热的拥抱，是“伏藏”提供给我们的走向崇高的无限可能和再造心灵的努力。它在我的小说中变成了“七度母之门”。
“伏藏”就是把信仰或经典埋藏起来，让千百年后的信徒发掘而成为当代的精神资源。“地伏藏”是埋藏在岩石、湖泊、寺庙中的伏藏，“意伏藏”是埋藏在后人灵魂、内心和意识里的伏藏。从2007年底告别“藏獒三部曲”之后，我就投入《伏藏》之中，断断续续历时两年多。我以为这是一种发掘，作为责任编辑的周昌义以掘藏师的执着和热情在我心灵深处发掘出了先人或先圣的伏藏。他的督促关心以及各方面的帮助。他的洋洋八千言的建议，他晚上从家里打来的连续三小时的电话，他“夜半醒来”“豁然开朗”的邮件，如同灌顶的醍醐，激醒着我的愚钝，又似刚猛的经咒，总让我的精神时时坚挺。画上句号的时候，我发现《伏藏》是我迄今写作时间最长的一部长篇。时间长是因为难写，最难的是我必须和作品中的人物共同思考那些宗教文化的密码，共同经历那些危难和恐怖以及所有的未知，几乎每一步我都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走，直到写出结尾，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
写到这里，又想起了领带。《伏藏》出版的时候，我依然不会打这玩意儿。这说明我的生活一如既往，不喜欢应酬，不喜欢会议，不喜欢社会活动，不喜欢热闹场合。也不写应景文章，不是公众人物——走在大街上被人认出是十分不幸的——恍然之间便把自己疏离在了遥远而没有杂草的光丘上，而我向来以为平凡、平淡、平和、平静是最好的状态。——我是草，一棵迎风摇曳的无花之草，而且是杂草。孤云野鹤，老子婆娑，在寂美守拙之中独立着也清洁着，和仅属于自己的世界缱绻缠绵，歌哭而恸。对朋友们曾经和即将的邀请，对我曾经和即将的拒绝，我只能表示歉意，并诚挚鞠躬，唯愿他们因为我的缺席而更加称心满意。
我在小说的最后引用了不少人都在传抄的《那一日，我听了一夜梵呗》，这是一首现代版的仓央嘉措情歌，是转世者或代言者的美丽作品，也是我借以传述的发自肺腑的祈愿：
那一日，我听了一夜梵呗，
不为参悟，只为寻找你的气息；
那一月，我转动所有的经筒，
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我磕长头拥抱尘土，
不为朝佛，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我翻越十万大山，
不为修来世，只为途中能和你相见；
那一瞬，我飞升成佛，
不为长生，只为保佑你喜乐平安。
——祈愿朋友们如意，祈愿所有人吉祥。
第四章 高原的美丽与哀愁（1）
石门春秋
《石门怨》是我给这篇文章首选的标题，稍一琢磨，就发现石门村的庄稼人尽管承受了许多不该承受的苦难，但他们究竟怨过谁呢？流逝的岁月？肆虐的黄风？暴戾的洪水？没有，并没有。之后，我又想把标题改为《石门功过》，想一想又放弃了，因为现在已不是谈功论过的时候，历史早就做出了公正的答案。那么，我写这篇散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告诉人们一个惨痛的教训？大概是吧。我一直乐观地认为，只要人类还有勇气把良知作为自己的旗帜，一切都还来得及，教训和忏悔都还来得及。甚至我都愿意相信：教训已经记取了，忏悔早就开始了。既然如此，那就把是非和功过抛开吧，那就把愤怒和怨气打消吧，平心静气地谈一谈石门村的历史，顺便告诉人们：我们可能还是有救的，生存的环境可能还是有救的。
乐土，乐土，画图难足
谁也无法复制那幅美丽的图画了，但它却深深镌刻在石门人的心里，老人讲给孩子，老师讲给学生，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
1924年，安谧的石门草滩上出现了第一批远来的移民。他们被这里的景色惊呆了：绿色无涯，波荡天际。人走在没膝的草丛中如同走在成熟的庄稼地里，沉甸甸的草穗敲打着双腿，哗哗的响声就像水浪在涌动；身后拉出了一道道深深的沟壑，转眼又被草浪填平了。牧童把牛羊撒向草坡，唱着山歌，忘情地寻找野趣：捕捉那到处都在鼓翼欢鸣的秋蝉儿，采摘蓝的四瓣梅、白的石头花、红的水晶晶，以及由他们依据形色命名的镰刀花、喇叭花、铃铛花、四眼花、百日败花；或去寻找野果子吃，有沙枣，有酸杏，有花青，有核桃，有沙果，有桑葚；吃得满肚子饱胀了，再去追逐那些此前从未被人骚扰过的禽鸟，诸如红胸脯的凤凰鸟、爱啄土的青翅鸟、黑头白纹的墙头鸟、啼声如哨的叫天雀、羽白背青的榛子鸟，还有草百灵、沙燕子、布谷鸟、石鸡、斑鸠、野鸽子、挡霜雀儿，以及时常低回盘旋或扑下来掠食的各种鹰鹫。真是一个花草的世界，飞禽的乐园，令人迷醉忘返的地方。牧童们一玩就是一天，等到晚霞催归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的牛羊不见了。他们跑着，喊着，惊散了草丛里的狍鹿、野狐、黄羊、獾猪，和寂寞惯了的猞猁、旱獭，而他们的牛羊却早已吃得腰圆腹鼓，一个个懒洋洋地静卧在遮挡人眼的深草中打着盹儿。
石门村，位于青海东部巴燕乡脑头的水峡山脚下。这里是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湟水河的源头，是中国西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是一千多年前唐王朝和吐蕃王朝的分水岭日月山的臂膀。两条浓黛幽邈的庞大山沟组成了一片起伏跌宕的葱茏之地，上沟里有一对几乎在空中合拢的峭岩，宛如一个石砌的拱门，下沟里横卧着一块巨大的青石，好像一道高高的门槛，这便是“石门”的由来。两沟阴坡上，那层层叠叠的红柳、麻柳、黄刺、黑刺、浪麻、野花檎密不透风，漫步谛听，地下水穿石掠缝，汩汩之声隐约可辨。沟尽之处，绿坡顺沿山势缓缓而下，清泉四溢，溪流淙淙。山青，水明，风净，气爽，这得天独厚的西域风光，别有一番旖旎动人处。
然而，最有诱惑力的还是村庄附近的大片沃野，那是真正的良田厚土，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根本就见不着一块裸露的山石。当年袁生全老汉盖房要用一块柱顶石，谁知踏遍青山无觅处，只好赶着毛驴去石门沟脑驮运。远来的移民们就在这片沃野上开垦出了一百多块合计有一千多亩的耕地，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虽然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什么“生态平衡”，但他们将这一百多块耕地都一一用草坡间隔开来，并赋予它一个特定的名词：一地一间。这些“草间”小的与地相等，一般的都比地大好几倍；以草间养地，用草间放牧，保持水土，农牧兼顾，用地之科学令人叹服。1949年的土地改革对农田进行了再分配，虽然是还田于民，家家单干，但也没有破坏“一地一间”的土地格局，直到高举“三面红旗”之前，这一千多亩地一直保证着四五十户、二百来口人的温饱：即使不浇水，不施肥，它们的最低单产也能保住四百斤，其中少数地块还出现过“三十分田八九百斤粮”的单产奇迹。于是，石门村是湟源县的“粮食窖窖”的美称便风传遐迩。天时，地利，人和，刘进财花了六十元钱买了一把三弦，又弄来一把板胡，都缀上五色荷包，一有空闲不是弹就是拉，让幸福的声音在石门村的山山洼洼里悠悠然飘荡。1958年，“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的形势逼人，当别的地方因为农民无粮可交而出现“挖面书记”、“扫柜县长”（为了完成虚报的征购粮数字，县委书记和县长带人挨家挨户搜刮粮食，甚至不惜用笤帚清扫农民家中盛放面粉的柜子，农民便称之为“挖面书记”和“扫柜县长”）的时候，石门村依然是家有存储，队有余粮，尽管公社的带头人叮咛农民交粮时要“留点后手”，但石门人为了表白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仍然交出了三十多万斤小麦。那些善于察言观色投其所好以示“紧跟”的人便因巴燕公社有石门这样的“粮食窖窖”而给它改了名字——“巴燕公社”变成了“沸海公社”，也就是沸腾之海洋的意思。（但农民并不喜欢“沸海”这个名字，自作主张把“沸海”改成了“佛海”，也就是佛教之海洋的意思。他们固执地叫下去，最后连政府也不得不承认了。所以，当我第一次来到湟源县时，从县政府的红头文件上看到的俨然是“佛海乡”。第二次来到湟源县时，名字便又恢复成最早的“巴燕乡”了。）
挡霜雀儿，魂归去，音犹在
1958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寒风呼啸，大雪纷纷扬扬，覆盖了村庄和大地。袁玉秀站在雪地上，举起沉重的镢头朝下挖去。可那长满杂草的土地像是蒙着一张鼓皮，“腾”的一下，镢头又被弹了回来。她尝试着又挖了几下之后，便一头栽倒在雪窝里。她哭了，大声地喊着：“老天爷，老天爷，这可怎么办？”她是被干部们从家里逼出来的，因为她没有完成白天的开荒任务。就在这种哭泣喊叫、掉皮落肉的逼迫之中，石门村的耕地从一千多亩“跃进”到了两千二百多亩，慢说坡势较缓的“草间”不复存在了，就连那四十度以上的陡坡“草间”也未能幸免。紧接着，“千斤粮，万斤肥”的口号又逼得农民不得不大量烧野灰，除了把那聊胜于无的草间的草消灭殆尽之外，连石门沟里的灌木丛也被一扫而光。以后的几年里，“放火烧荒，积肥增粮”的行动在石门村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石门村又成了大修“大寨式梯田”的“战场”，破坏植被的行动再次掀起高潮，被逼无奈的农民们为了修起整齐划一的梯田，和给这些梯田上足“打政治粮”的灰肥，连土底下的树根都挖出来烧掉了，直到整个石门山乡一树不见，一根不留，寸草不生，滴水不流。
很多人认为，破坏生态平衡，必将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期。它的恶果也只会在遥远的将来才能显现，不可能是现世现报的。但是，石门村从1958年愚昧地铲除茂密的植被开始，发展到“拉羊皮不沾草”的不毛之地，也不过仅仅二十年光景，其间破坏性较大的几次“大办”加起来也只有短短的十年，而大自然的惩罚不仅“现世现报”了，而且是十年八年就报，隔年或者当年就报，甚至是立竿见影就报。天谴如此迅速，令人触目惊心。
曾经，这里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风水宝地，谁料二十年后竟成了“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的汉武轮台。从土改时的地埂看，临风的阳坡地已有二三尺厚的表土不翼而飞，避风的阴坡和滩地中，土厚处也不过一铧深，而且大多数耕地沙土间半。有人新近平整了一块近二分地的场面，被他小心翼翼收拢起来的表土却只有三立方左右。枯瘦的庄稼植根于如此瘠薄的土层中，哪一棵禾苗不愁旱，哪一片叶子不盼雨？可是果真叫应了上苍而落下一场大雨时，则又会在苍白的乏土皮上淌出千万条恍若泪痕的小沟小壑来，越发使得大地皱纹缕缕，衰颜陡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曾有一次山水漫灌石门村，但那水是清澈的，也是温顺的，并未酿成毁田毁屋的大灾。1962年到1979年间也曾有五次山水漫灌石门村，那可就大不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