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獒的精神-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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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肉是大善之举，愿天下引以为同道。
反对以羊头牛头做装饰
远古的图腾多是飞禽走兽的头颅，那里有先民的全部精神。战争、繁衍、狩猎、采集、寻找火种，生存的一切都在那头颅的瞩望中走向丰饶或走向衰残——伟大的无所不在的神啊，请赐给我后代和食物吧。或允许，或拒绝。
今人没有图腾。他们把崇拜动物看作是愚昧，却又保留了悬挂动物头颅的习惯。虎头豹头是不可能的，法律有所限制，羊头牛头就在别无选择中走进了千家万户。那雄性的犄角经过一番精工装饰后攀卧于墙上，谓之艺术品，有卖有买，兴旺得很。
要问的是，在羊头牛头装饰的环境里是否掺杂了一丝血的腥气？在羊头牛头陶冶的性情里是否多了一些对屠戮动物的麻木？欣赏艺术和创造艺术一样，是善良人的事。
熟人间流传着一个悲剧：一户人家的羊头从墙上掉下来，犄角尖恰好戳进了他爱人水汪汪的大眼睛，一只眼瞎了。这是死了也要顶你一头的意思。而羊活着时，犄角无论怎样威武雄壮，对人都是异常温顺的呀。
在江河之源，在人迹罕至的雪的世界里，一个为了保卫自然而成为“右派”流徒的人告诉我，他曾看到一些用羚羊蹄子踩出的文字，连缀起来是：“把人头挑上天空的下一个纪年。”不寒而栗！
如果我能够代表动物，我将祈求：你们可以吃我的肉，但不要欣赏我的死。如果我能够代表人类，我也将祈求：你们可以吃我的肉，但不要欣赏我的死。
在此我郑重提议，国家应制定一条不准以动物头颅作装饰的法律。
什么时候思考宇宙
牙疼，这个时候思考什么？就思考牙。
古人所谓“堂上春秋已高，望之形销骨立，乃大骇，遂置棺柩于中廊”中的“大骇”，即是猛然的惊讶。平日观老父，虽老却未朽，司空见惯，不往心里去。忽一日，竟见其蹒跚摇摆，几欲仆地，始才想到人已衰，花正残，大限近矣，准备送终便是了。
当然牙疼不一定给牙送终，一剂败火散、几粒消炎片，或可挽救它的命运。但如果下次还要疼，你去问医生，医生就会说：“干脆拔掉。”拔牙就是给牙送终，牙就不疼了，恰如无风不起浪，无树不成林然。
以此类推：胃疼，这个时候思考什么？就思考胃；腿疼，这个时候思考什么？就思考腿；头疼，这个时候思考什么？就思考头。疼处叫病灶，它发出这种叫你不舒服的信号迫使你关注它。但牙疼可以拔牙，头疼未必就可以割头。怎么办？治理它，尽管未必就能治理得好。
牙是理想信念，胃是社会制安，头是官僚政治，腿是婚姻家庭，如此类比，当然是不一而足的。什么地方落了病才往什么地方想，才往什么地方使劲，书上说“亡羊补牢”，口语说“贼走了关门”，都是晚了的意思。坏事已经酿就，一包一包吃着后悔药，但只要下不为例，就可以勉强过得去。总之，是还没到病入膏肓即“男怕肿脚，女怕肿头”的时候。
但是，冰川要是退化了呢？水源要是污染了呢？大气要是腐败了呢？土壤要是沙化了呢？植被要是破坏了呢？动物要是死尽了呢？
没有喝的水，没有吃的粮，没有了生存的条件，又来一个白垩纪，喘息如将死的恐龙。如此病灶，我们难道还有机会思考？
先人曾经提醒过大家：日不升而患于天狼吞阳，月不明而患于河汉昭彰。天不雨，水必亡；地不荣，人必荒。如今，伴着月落日出，望着烂漫星群，我们什么时候思考宇宙？
第十三章 西部人的西部精神（1）
西部人
写下了“西部人”这三个字才觉得它如此沉重。沉重不是因为质量，而是它的庞大。如同常识告诉我们的：同样的体积，金比铁重，铁比石头重。庞大的西部占有了大半个中国，中国因为有了西部才显得壮阔而辽远。
因此，描述西部人，就不能像描述“上海人”或“北京人”或“广东人”，或中国任何一个地区的人那样轻松，那样目标集中、特色鲜明、一抓就准。西部人不是一条流域内的男女，不是一座海湾旁的人等，也不是一片里弄中的居民，更不是几条胡同里的住户；那是人群的汪洋，是浩瀚的人类无穷的特色之花盛开不衰的一部分，是闪烁异彩的面孔繁星般地照耀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一片天空。
面对这片天空，所有想用简短的文字说清楚西部人特色的人，都有可能变成那只试图吃天而又无处下爪的老虎。就拿西部居民之一的藏族来说，他们既是马背上的迁徙者又是田野里的收获者，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双重背景，苍茫的草原帝国和同样苍茫的青稞庄园几千年的流变，使他们具有了难以概括的丰富性和幻变无象的不定性。光谈这一个民族，哪怕仅仅谈论他们的人格特征、行为习惯，就是一部大书而不是一篇小文。况且这样的谈论很可能会变成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比较，变成藏族与汉族之间的比较，而绝不是关于西部人一般行状的概括和描述，也不是关于我对“西部人”这样一种特殊的人文现象的关注和思考。如此便违背了本文的初衷，跑题十万里，专欲难成文，贪多不得，务大不逮，我又何苦如此呢？好在古人早就为我们想好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孟子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王安石也说：“有所不为，为无不果，有所不学，学无不成。”那么，就让我举起“有所不为”旗号为我的避难就易开脱塞责吧：非我不能也，孟老师和王老师的教诲不可违也。“可以有为”的时候，我有必要声明，此文中所谈的“西部人”，就民族来讲，以汉族为主，就地域来讲，以青藏高原以及陕、甘、宁、新为主。别的，暂且不“为”，或尽量少“为”。
一
据我的经验，常年待在西部的西部人其实并不知道西部人有哪些特点，一是因为缺乏跟外地人的比较，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没有见过小个子的人怎么知道自己是大个子呢？二是因为地道的西部人都羞于自夸自命，与生俱来的腼腆和羞涩让他们谨言慎行惯了，常常是卑以自牧的，哪里敢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三是因为西部人虽然不矜不伐但也懒得检讨自己，检讨是一种人生体检，搞得好了可以两处得益，既发现了弱点也看到了特点，可惜他们不擅此道。有了这三点，西部人对自身的认识就难免糊涂，很难有一二三的列举、甲乙丙的说明。然而自觉的“列举说明”并不等于表达的全部，表达既可以是语言和文字的，也可以是行为和肢体的。他们可以不说却不能不做，西部人就是西部人，只要活着，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会让自己仿佛领有使命般地通过举手投足把那种西部味儿浓浓烈烈地表现出来，表现得就像1976年的春天那样充满了飙尘万里的苍凉和寄世人间的幸运。
1976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右派陈源从祁连山深处的八宝劳改农场逃跑。这是一次匪夷所思的成功，但逃跑的成功并没有给他带来丝毫的兴奋，面对茫茫原野，他顿时有了举足维艰的感觉：他从监狱来，他到哪里去？偌大一个世界，竟想不出一个可以容留他的地方。他顶着阳光照耀下的劳改犯的光头，穿着污迹斑斑的劳改犯的蓝色棉衣，标志鲜明地来到了祁连县城，目的似乎已经不是逃跑而是为了让人发现。但让他意外的是，所有看见他的人虽然都带着诧异的目光，却没有丝毫不友好的举动。他甚至在地质队的食堂门口一伸手就要到了八个大馒头，又在县委招待所带火炉的门房里找到了暂栖一宿的床铺。就这样，在那么多温情的眼光绵绵不绝的关注下，他大大方方地在祁连县城待了两天，然后向东而去。向东的路上，他就像一粒被风掀起后不知落往何处的尘埃，飘过了辽阔冷凉的俄博草原，飘过了茂密阴暗的仙米森林，飘过了水势盛大的大通河，飘过了冰天雪地的达坂山，最后飘到了西宁。漫长的两个多月里，他不停地得到人们的帮助，不仅没有挨饿受冻，而且有了一顶遮盖光头的皮帽子，换掉了一身格外扎眼的劳改棉衣。等他走在西宁的大街上，张望着省会的繁华拥挤时，他已经和别人没什么区别，再也不是一个具有“罪孽”标记的劳改犯了。在西宁的日子里，他躲在先他释放的难友老贺家里，完成了促使他逃跑的两件大事，一是带着怨尤写出了自己的申诉材料，二是流着眼泪写完了一首酝酿了几个月的长诗：《悼念周总理》。他说：“老贺，借给我点钱，我的目标是北京。”老贺给了他三十块钱，他又一次飘走了。
陈源的结局并不乐观，就像他自己说的：“我要是不离开高原就好了，高原人厚道，害人的人少。”他在北京仅仅待了两天，就又一次成了一个劳改犯，一个被押回祁连八宝劳改农场后加了刑的劳改犯。好在不久就是“四人帮”的粉碎，两年后又是改革开放，“右派”陆陆续续得到了改正，陈源出来了。出来后的陈源直到去世再也没有离开过他以为“厚道”的青海，尽管他是山东人，在山东可能会活得更滋润、更舒服。
这是一个发生在特殊年代里的故事，它也许并不能说明同情心、厚道、人情味等这些一个落难右派所能敏感地捕捉到的美丽存在，在西部人身上具有普泛的意义。但如果就我狭窄的接触、极其有限的视域，在二十年之后还能遇到同样的事情，那就不能说它仅仅是个特例孤证了。
1979年冬天，在拉萨从事太阳能产品推销的王力明接待了两位素昧平生的客人。客人从成都来，拿着一张白纸条儿，对王力明说：“这个人你认识吗？”王力明看了一眼说：“好像去年来过西藏，我们见过一面。”客人说：“他让我们来找你，说我们晚上可以住在你的店铺里。”王力明说：“我的店铺已经盘出去了，要住只能住我家。”两位客人住下了，白天出去旅游，晚上回来睡觉。王力明忙，也不陪着他们，只请他们吃了三顿饭。五天后客人要走，说：“我们想走一趟青藏公路，路上你有没有认识的人？”王力明说：“格尔木有一个，也姓王，叫王什么贵，他是老师，你们可以住在学生宿舍里。”说罢就写了地址，也是一张白纸条儿。三天后，两位成都客人坐着长途公共汽车来到格尔木，拿着白纸条儿去找老师王什么贵。老师王什么贵说：“王力明还记得我？我们已经四五年不联系了？他怎么样？还好吧？你们想住学生宿舍？那不行，学生都放假了，宿舍不送暖气，要住就住我家吧。”两位客人在他家吃住了两天，要走了，说：“我们想去西宁，西宁你有没有认识的人？”王什么贵说：“有啊。”说罢，从备课本上撕下一溜儿纸，写了地址。两天后，成都客人到了西宁，住在了王什么贵介绍的朋友家，他就是我的中学同学刘钧。刘钧后来告诉我，在他们家住过几天的那两个四川人一个叫高海涛，一个叫李伟，都是成都一家电动工具厂的工人，厂里没活儿干，跑出来转转。走的时候他们一再地说：“青藏高原的人真是太厚道了，认识不认识就敢让人在家里住，这在我们四川是绝对不可能的。实话告诉你，我们从成都到拉萨，从拉萨到格尔木再到西宁，将近一个月，行程四千多公里，才花了不到一千块钱。”这样的事情太平常了，我和刘钧都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即使不是朋友，那也得靠啊，不然你就寸步难行。
厚道就是“厚”之“道”，就是以“厚”为“道”。厚道之于西部人如同鸣啭之于布谷鸟，是声誉的依托，它像一座大厦的基础既普通又重要，普通得让人忘记了强调，重要得让人失去了对不良后果的警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昆仑山脚下、柴达木腹地的格尔木有个叫郝志东的干部因贪污公款而自杀，许多认识他的人都去为他吊唁并对他的妻子女儿说：“头抬起，脸别红，谁说他是贪污犯？我们不承认。”一副挽联这样概括了他短暂的一生：对来客鞠躬尽瘁堪为高原大方人，够朋友死而后已不是人间贪污鬼。郝志东是个不抽不喝不吃不穿的人，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接待来客上。这是他的嗜好，是出于性情、本于乡土、源于祖先的举动，几乎是情不自禁的。来客有旅游的，有探险的，有采访的，有写生的，有什么目的也不抱胡乱瞎转的。一拨接着一拨，一拨传给一拨：“你们去找郝志东吧，那人特好特热情。”于是就不断有人来“麻烦”他，他也就不断地“不亦乐乎”起来，常常是这样说的：“哪有什么过路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到家了到家了，千万别客气。”他的接待当然少不了好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