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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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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直管领导闹翻,像头上压了块天花板,王錱在曾国藩手下干得无比郁闷。

岳州之败后,王錱自作主张,招湘勇3000多人,以图东山再起。曾国藩对未经他批准擅自招兵再次恼怒,命令王錱除原带一营外,新招的湘勇,只留二营或三营,营官由自己来委派。王錱手下勇丁人数被砍到只剩十分之一。这还不算,在军费、后勤供给等方面,曾国藩也对王錱作出种种限制。

王錱率真直性之人,哪里受得住这种打压?马上与骆秉章走近。骆秉章下令不裁人,让王錱驻在省内,听候自己调令。据《续湘军志》说:“錱亦不愿受曾国藩节度,乃独成一军,隶于湖南巡抚,是为老湘营之始。”

王錱与曾国藩从此在组织、制度上完全脱离关系。

曾国藩将王錱彻底否定,让王錱心里很受伤。但左宗棠与王錱气味相投,两人一见面,左宗棠认定他是一等一的人才。王錱感动得一塌糊涂,从此将左宗棠看成知音。

王錱是真正的湘勇元老,办团练事实比曾国藩还早一年。他不服管教,因为他有自己的一套。现在独立成军,自主安排,严明纪律,令出身随,声势日壮。

自此时起,人们称王錱的团练为“老湘营”,区别于曾国藩统领的湘勇。

老湘营在王錱的带领下,战斗力超前强大。

王錱带领老湘营取得一生中最辉煌的战绩,发生在1857年5月至6月。

那次战斗,王錱率3000士兵孤军深入,对垒太平军10万余兵。老湘营一鼓作气,杀掉太平军1万多兵,自己只伤亡几十人,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的奇迹。

从此每逢出战,太平军都相互先告诫“出队莫逢王老虎”。清人罗正钧的《王錱年谱》说:太平军只要看到“老湘营”旗帜或者王錱本人,不逃即躲,绝不正面迎战。王錱很得意,也有意从此让地方团练冒充自己,打起老湘营旗帜,换上他们的衣裳,以壮团练声势,太平军也从来不敢靠近。

“老湘营”从成立起,没有打过败仗。曾国藩领导下取得的岳州之败,成了王錱一生中在湘勇旗下唯一吃到的一次败仗。

左宗棠创办楚军后,邀请王錱加盟。王錱与左宗棠无争不吵,配合默契。从此王錱孤军深入,历经百战,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为楚军品牌立下汗马功劳。

王錱这种绝无仅有的军事奇才,在整个清朝也就一例。但天妒雄才,1857年,王錱病死于江西战场,年仅32岁。

王錱死后,老湘营由王开化、张运兰各领一半。

刘锦棠的叔叔刘松山在张运兰手下做部将。'3'

1864年,张运兰战死,刘松山接任,改归左宗棠调遣。刘松山跟着左宗棠在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平捻”和“安定回民”变乱。

刘锦棠父亲刘厚荣战死时,他才9岁。抱着为父报仇的愿望,叔叔刘松山带他开始了戎马上的铁血童年。16岁那年,刘锦棠已成长为“少年将军”,带兵上马杀敌。

1870年2月14日,老湘营统领刘松山在甘肃金积堡战死。左宗棠大胆起用老湘营营务总理刘锦棠接替。这年,他26岁。

刘锦棠从此就成了左宗棠的嫡系。

西征路途艰险,体力消耗巨大,左宗棠决定大胆起用年轻人。1876年初,刘锦棠按左宗棠要求,将老湘营扩充到2万人。

这年,刘锦棠32岁,老湘营营务总理罗长祜,才28岁。

左宗棠不是科班出身,用人不看门派,唯才是举,着眼五湖四海。他第一个打破湘勇的地域局限,在西征军里起用张曜。

张曜生于1832年,比左宗棠小20岁,祖籍在浙江上虞。

张曜靠在河南固始办团练起家。咸丰皇帝刚登基那段,他驱赶捻军有功,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十分赏识,上报朝廷。咸丰皇帝以他“御捻护城”有功,赐封号“霍钦巴图鲁”。“巴图鲁”是满语,相当于汉语中的“勇士”。

稍后,他做了固始的知县。做知县期间,他抵御李秀成围城立功,1860年提升为知府,晋升为道员。第二年击败捻军,又提升为河南布政使。此后,他率军长期转战于河南、河北、山东。

河南布政使本来是个文职。也是命运多舛,御史刘毓楠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以“目不识丁”罪名向朝廷弹劾张曜,而咸丰皇帝居然批准了。

这跟左宗棠当年被樊燮弹劾为“著名的劣幕”一个模式。张曜远没有左宗棠那样运气,他的“目不识丁罪”被朝廷认定成立。清朝历来重文轻武,张曜由布政使一下子降为总兵。

张曜由文官眨眼变武官,仍归僧格林沁节制。

张曜感到委屈。他的文才其实了得,写得一手好诗,曾经做出“酒阑乘兴独登台,万幕无声画角哀”这样的好诗句。但不幸被独裁专制皇帝认定为“文盲”,至少也是真的“假文盲”。

申诉无门,张曜只好自己假装成真文盲,镌刻一枚“目不识丁”印章,时时佩戴在身,可能是自励,也可能在自嘲。

张曜做事能干,为人廉洁,处世慷慨,完全符合左宗棠的“廉干”标准。左宗棠对出身不高、受过挫折的人十分欣赏,认为他们有真才干,靠得住,可以委托重任。张曜底层出身,没有酸腐的名士派头,也很对左宗棠的味道。

现在,张曜以提督的身份,随左宗棠西征新疆。

西征军除刘锦棠、张曜两员大将压阵,同征的两路分别由金顺、刘典和徐占彪、易开俊、董福祥等大将统领。

至此,西征军吸收了来自湖南、河南、四川、安徽、陕西、甘肃、新疆、黑龙江、吉林等9省人才;楚军作为左宗棠的嫡系部队,也并入到浩浩荡荡的西征大军中去。

西征军全部加在一起,共121营。打仗的、烧火的、做饭的、搞运输的,加在一起,具体数目大约在8。7万。

明确了“吊伐之师”的政治定位,确定了西征军的将领,组建了庞大的军队阵容,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训练军队。

左宗棠坚持“自古关塞用兵,在精不在多”的原则,依然按训练楚军的模式,搞起他的独特练兵法。练兵的主要课程,一练心,二练胆,第三才是练力气与打仗的技术。

军队训练到位,出兵边塞,严肃军纪,就成了大问题。

新疆地远人荒,交通不便,军需物资赶不及,常年闹粮荒。但左宗棠对军队要求十分严格,要求绝对做到对百姓秋毫不犯。面对军心乱动,他要以杀鸡儆猴的方式保证军纪。

史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一个小校在酒泉南门,实在饿不过,就抢了一个妇女卖的“甜米黄”吃。'4'

妇女大哭,正在出营巡视的左宗棠听到了,闻声赶来。问明原由,左宗棠马上命令军队集合起来,要妇女当面指认。妇女逐一验看,果然认出抢“甜米黄”的小校。

左宗棠提醒她:你不会认错吧?

妇女狠命地点头,不会错,就是他!

左宗棠叫来刀斧手,将小校绑了,剖开肚子看证据,果然发现“甜米黄”。左宗棠一声令下,刀斧手当即斩首示众。

从此,西征军里再没有抢夺老百姓的事情发生。

新疆大漠,军粮的问题,一直是头等大事。左宗棠年轻时在湘阴做“湘上农人”时发明的科学种田技术,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他在哈密实现屯田制度,规定士兵战斗时就做军人,战场下来就做农民。这种农民具体怎么做?那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工程,不是农业专家,根本没办法来指导。左宗棠对中国农业研究的时代水平,相当于今天中国的袁隆平。他不但可以内行领导内行,而且还可以内行指导外行,凭个人早年的学识,改变新疆的面貌。

《左宗棠全集》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左宗棠当年具体的做法:

战事余闲,即释刀仗,事锄犁,树艺五谷,余种蔬菜;农功余闲,则广开沟洫、兴水利以为永利,筑堡寨以业遗民,给耕具、种籽以赒(zhōu,救济)贫苦,官道两旁种榆柳垂杨以荫行旅。自臣以下至营哨各官,于驻营之地,日巡行省视,以劳来而劝勉之。……所部楚军,向用农家,不收游手,其将领又多由佣耕作苦而来,故以其所习课其所能,不烦教督而自劝。

该准备的都准备了,马上可以开打了吧?

还不行。

天下大事,千头万绪,要万事俱备,不欠东风。组织人马、训练士兵、安排军事、粮食,这些繁杂的具体事务,才完成了茫茫大事中的一件。

老大难的事情,在后头等着。

内辩外攻

收复新疆,属国家大事;中俄国际战争,属于天下大事。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处理大事的方法,首先得在宏观上做划分。

左宗棠运用政治家的眼光、军事家的方法,对西征新疆这项庞大的工程,作了理性的分析与周密的规划。他明白自己要集中精力解决好两大问题:一是政治问题,二是军事问题。要处理好两种关系: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

无论问题还是关系,一切都是围绕人展开的,归结到一点,就是人的问题。而人的所有问题,无非是人心问题。怎么消化问题,处理好关系,幕后工作做得是否扎实、到位,就成了能不能收回的关键。

这需要先从解决人心入手。

左宗棠清楚地知道,组建西征军,对士兵练心、练胆、练战技,还只解决了微观问题上的内部问题。

作为成熟的政治家,左宗棠脑海里在反复斟酌朝廷内部关系。要处理好的至少还有:

一、海防派与塞防派怎么在争斗中保持合作?

二、塞防派怎么将自己一方的观点,通过行动与奏折,跟朝廷沟通到位?

三、在塞防派的内部,通过什么来凝聚人心,形成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势?

在如此之多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与关系中,左宗棠需要理出一根主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原则,做到牵一发而动全身。他确定的原则,是“内辩外攻”。

为什么是“内辩”而不是“内斗”?因为内部问题,说到最后都是自家的问题,将对方斗得越惨,自己受到的拖累也会越大。塞防派虽然已经在行动上大胜海防派,但两派的利益,说白了都是国家利益。中国人内部的事情,除了合作,还是合作。如果内部不合作,左宗棠成了“光杆统帅”。没钱没粮,没法包打天下。

但跟政敌怎么合作?

最好还是用辩驳的手段,从观点上去赢得对手,堵住政敌的嘴,赢来做事机会。

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还在千方百计地考虑怎么拆台。

左宗棠既已出征,马上面对另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粮草从哪里来?只能从海防派那里来。

左宗棠做过统计,收复新疆,一年需要的白银开支,在800万两左右。但朝廷的国库,早已空虚,每年名义上可拨下500万两,而实际到账只有200万两。

亏欠如此之多,左宗棠只有向朝廷求助。但中国商人哪里凑得齐这笔巨款?左宗棠想到,在保卫台湾时,沈葆桢曾有过向洋商借款的办法,他请求朝廷允许自己按照沈葆桢之前筹备海防时的方法,筹借洋款1000万两,每年付洋商8厘利息。

清廷既然充分相信、并且全权委托左宗棠收复新疆,当然不会再打折扣,答应下来。但国家内部钱财已经被贪污腐败掠夺一空,外部存款已经被列强强权压榨干净,政府的钱库里也没有余钱。朝廷只好要沈葆桢“代为筹借”。

不说还好,这下又捅到了旧伤口。

沈葆桢本来是反对塞防的。他再次气愤起来:是你左宗棠要去收复新疆,我一直就没同意过,现在好了,你做事,我借钱。你会帮助自己反对的人,援助自己反对的事情吗?不会。对不住,我也不会。

沈葆桢不但不愿意“代为筹借”,反而又抓住这难得的机会,算起了旧账。他找出新的理由,认为赶紧放弃新疆才是上策。趁现在没开打,放弃还来得及:新疆广袤万里,一二年也平定不了,即使收复,与强俄为邻,今后朝廷麻烦可多了。借洋款要海关担保,海关应接不暇。西陲进兵愈远,转运愈难,需饷也愈巨。将半途而废乎?势必不可;责各省接济吗?势又不能;将再借洋款乎?海关又无可担保了。徒令中兴元老困于绝域,这哪能忍心!此臣等所以反复再四而不敢为孤注之一掷者也。(“新疆广袤数万里,戈壁参半,回部皆其土著,根深蒂固,既无尽剿之理,又无乞抚之情,似非一二年间所能就绪。即使事机至顺,逆回弭首,诸城尽复,与俄为邻,互市设防,正重烦朝廷擘画,而非放牛归马之时也。洋人肯以巨款借我者,恃有海关坐扣,如取如携也。洋人取之海关,海关仍待济于各省。向日各省仅筹协饷,已催解不前;今令兼筹协饷之息,能如期以应乎?协饷愆期,而海关病;海关无可弥补,不得不亏解部之款,而部库病。……进兵愈远,转运愈难,饷需亦愈巨。将半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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