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北到北京:胡同台妹眼中的大陆-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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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糖炒栗子，对我而言那更可说是人间美味了。栗子也算是北方食物，在我小时候，卖糖炒栗子的摊，很不容易找到，而且炒出的栗子都很小，皮肉粘在一起，很难剥开，价钱也很贵。每到冬天，遇见卖糖炒栗子的，妈妈总会买上一小包，放在她大外套的口袋里，边走边分给我和弟弟吃，我俩嘴馋地努力剥着皮，但很辛苦才能吃到一点少少的栗子肉，然后便迫不及待向妈妈要第二颗。在我心里，妈妈的大外套口袋像是宝物袋，那个炒出来的糖焦味更是具有致命吸引力，冬天里糖炒栗子就是我暖烘烘的记忆。所以在北京，每到冬天，即便糖炒栗子已经没有那么稀奇，但我还是会买上一包，也像我妈那样放几颗在大衣口袋里，复习着小时候记忆中的甜美与快乐。

糖葫芦是我对北京印象中必不可少的。不过，北京的糖葫芦还真让我大开眼界，那么大一串。台北也有糖葫芦，但都是小巧的个头，而且台北的糖葫芦用料上也没有北京这么广泛，红果、香蕉、圣女果、猕猴桃、瓜子、橘子、苹果，凡是能想到的几乎没有不能拿来做糖葫芦的。

稻香村也是个好地方。小时候（〃文〃）姥姥会经（〃人〃）常提起稻（〃书〃）香村这家（〃屋〃）老字号的糕点店，各种糕点的名字如数家珍，那个时候我就对这家百年老店十分向往。除了对稻香村店里的南派糕点情有独钟外，北京的一些小吃也让我产生了兴趣，比如驴打滚、艾窝窝、豌豆黄之类。

在北京的饭店吃饭，做选择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好多道菜都能堆起尖来，菜量很大，我又经常一个人吃饭，点菜就成了困扰。翻开菜谱，价钱都还算便宜，看到这道菜想点，看到那道菜也想点，但又清楚地知道自己肯定吃不了那么多，只好忍痛放弃几个。

不过说到这，倒要说个我台湾朋友的笑话了。我的摄像也是我好朋友的小翁，是个地道的台湾小孩，但不像我对北京有这么深厚的理解，有回我跟他去餐厅吃饭，他看着菜单忽然很讶异地跟我说，大陆人真了不起，花生还能切成丝喔？我听完当场哈哈大笑！在这里特别说明一下，在台湾，土豆指的是花生，而在大陆，土豆指的是马铃薯。

在北京，豆汁可是一定要尝尝的。虽然我知道那玩意儿味道很怪，但到底有多怪非常朦胧，直到有回跟朋友在餐厅点了一碗。我端起碗，屏住呼吸，喝了一小口，放下，接着用一种气定神闲的口吻对朋友说，好啦，喝过了，就这样吧！心里其实想，喔，天哪，太诡异的味道了，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在北京的一个好处是能够吃到全国各地的各种名吃，比如保定名吃驴肉火烧。驴肉这玩意，是我爸告诉我的，他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不过，我倒是从来不好奇，只知道在北京可以吃到驴肉。但是弟弟就曾经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吃到过。

那是弟弟回大陆探亲的时候，觉得桌上有一锅红烧牛肉特别美味，肉质细嫩，因此吃了不少。席间有人问弟弟，知不知道是什么肉。当他们告诉弟弟是驴肉的时候，弟弟的筷子上夹着一大块驴肉，正要一口咬下去，听了他们的答案，就说什么也咬不下去了。不过弟弟性格挺变通，想想已经吃了那么多，最后还是把那一筷子的驴肉，稀里糊涂一口咬了下去。

还有一种紫铜火锅，就是中间有烟囱可以加炭的那一种，很多台湾人都不知道，可能这一代的大陆年轻人也有不少没有见到过。在台湾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带着姥姥专门找寻有紫铜火锅的饭店。到北京后，我也专程去找到了这种传统的火锅。台湾流行吃酸菜白肉火锅，现在我才知道原来酸菜是东北的特产，居然能够在台湾流行起来，颇感意外。

5　“年轻人的未来在大陆”

除了这些传统与回忆，其实还有更多原因让我决定必须到大陆来看一看。

在台湾开放到大陆探亲旅游之初，父亲就极力想带我一起回安徽老家探亲，始终被我以各种理由搪塞过去，比如要准备高考什么的。实在逼急了我就跟他实话实说，我不要去共产党统治的地方，大陆那么可怕，没有抽水马桶，又贫穷落后，我不要去。当时心里真是这么想。

后来想想，当年对于大陆和共产党的这种认识完全是因为幼时受到的教育造成了先入为主的效应，使少年人叛逆而易怒的心里不自主地抗拒，其认知的过程和产生的结果自然都是荒诞的。

幸运的是，在我亲自踏上大陆的土地进行观察并得出结论之前，这种错误的观念已经能够得以扭转。

那是大学时期，有一次在出租车上，司机看上去也是一个外省人。攀谈中，他郑重告诉我，“你们这一代年轻人的未来在大陆”。→文¤人··书·¤·屋←我感到很意外，一方面感叹他敢于在外人面前发表“反动言论”，一方面没想到一个出租司机能够得出这样深刻的结论。

他跟我解释，他说台湾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已经进入一个发展缓慢的稳定期，财富也已经被他们这一代人占据。而在一衣带水的彼岸，经济高速发展，有无数的机遇等着我们去攫取，有无数的财富等着我们去创造。两岸的合作会更加紧密，无论是在经济发展上还是在文化交流上，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更重要的是，作为在台湾的外省人二代，我们的根不在台湾！

司机师傅的话在我的心中产生了不小的涟漪，这也是头一次有人鼓励我将来去大陆发展。

大学毕业后，我成为一名记者，2001年至2002年间，我在台湾某一家财经报社工作，开始对经济和商业有了浓厚兴趣，经常翻阅各种商业期刊。有一句报道我至今记忆深刻，报道中写道，由于中国的高速发展，使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原材料短缺，导致当年全球GDP下调两个百分点。

当时，我对于这个数字相当惊讶，究竟是一个怎样发展的大陆可以导致全球GDP下调？有机会我一定要去见识一下。

2004年，台湾进行“总统”大选。我对朋友说，如果陈水扁连任，我就离开台湾去大陆。当时的想法很简单，陈水扁这种执政都能连任，可见台湾的意识形态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对于大陆高速发展的世界局势而言，这是很不利的。

“3·19枪击案”发生后，陈水扁以0。228％的微弱优势战胜连战、宋楚瑜，连任“总统”。从3月19日到4月19日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像是被偷走什么似的，感觉愤愤不平，参加了许多抗议活动，经常跑到凯达格兰大道前的抗议人群里，喊他几嗓子——阿扁下台。到了4月20日，当我看完了政论节目上床睡觉时，我喃喃自语告诉自己，我已经做了我自己该做的，但日子要继续过下去，从明天起恢复正常，我要开始找寻自己的未来！

再来谈谈我刚到大陆所感觉的经济建设与发展。

为了节约能源，北京很多公寓的楼道里都安装了声控灯，这个东西在台湾是没有见过的。我的摄像师每次走进楼道时都会重重跺几下脚，我暗地里想，这个人真没礼貌，这么大声音不怕影响了邻居啊！我一直没有注意到声音跟灯亮之间有关系。

有一次，我自己很晚回家，发现楼道里灯没亮。我就四处找开关，摸到后发现是一块平板，上面并没有突起的开关。当时心中很害怕，一直抱怨着物业，关键时候楼道里竟然黑糊糊的，真是可恶。直到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个摄像师走到漆黑的楼道里，他拍了一下手掌后灯亮了，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灯都是声控的啊！对于那晚的惊恐，我真是哑然失笑。

当年，正值北京筹备2008年奥运会，各项建设工程都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进行，大街上也到处悬挂着宣传奥运的条幅。

有一次去工地采访，工作人员指着绿色防护网后面的工地对我说，这里要建成一个“鸟巢”。我当时并不知道鸟巢是怎样的一个建筑物，只是听别人说，建好后会是一个鸟巢的形状。那个工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在台北很少能够见到这么大规模的建设工程。

北京修公路的方式也很特别。在台湾，路是一段一段封闭，一段一段修好的。而在北京，居然可以把整条路封闭起来直到修好再开放，哪怕是长距离的高速路。

这些让我感受到，在大陆要办一件大事情，如果全民广泛支持，全域广泛调动，将会是一往无前的。来北京之前就有台商跟我感慨，在SARS肆虐的时候，小汤山可以在不到一月的时间里建立起隔离医院，这在台湾是不可想象的。台湾如果要做类似的事情，肯定会经过很多民意的纠葛，最后未必能够办成。

之前，浩大的三峡移民工程，给我的印象也是如此。

我知道，我找到了中国高速发展的证据，来印证期刊里给我很深印象的那句话。这么大规模的建设工程，一定要有足够规模的资金和发展来支持。而这种大规模的建设，在北京之外也比比皆是。

除了北京，我还去过上海驻点。上海之于我的一个印象就是“豪华”。一家中等档次的酒店KTV，就能够装饰得光鲜亮丽，富丽堂皇，极尽奢华。要是这样的装潢档次在台北，里面的价格肯定贵得吓人。

还有就是高架桥两旁的建筑物，密集且高耸，最重要的是，靠着高架桥好近。由于台湾是个地震多发的地区，我第一次看到上海建筑物盖得离高架桥这么近就想：如果地震，那可怎么办？

跟采访车跑江浙一带，经常能够看到几百公里的高速公路整条整条在修。不仅富庶的江浙有这种情况，后来再有机会去广西边境上的一个小城，也依然能够看到整段在修的高速路。

一位在大陆的台商告诉我，在他开设的化工原料厂里，产品一出厂就被哄抢一空，以至于提前预订都无法保障。天津有一位老板，就专程南下江苏，跑到那位台商朋友的厂里，准备好了现金，坐等产品出厂。这种事情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但这些都显示出大陆发展的速度。

义乌小商品城的规模我想可以让任何一个台湾人觉得震撼。这些小商品台湾也有人在做，但是肯定做不到义乌这个规模。毕竟，大陆是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市场，在这个广大的市场容量下很容易形成规模经济。

江浙之行，让我掌握的一个事实就是，江浙人有经商的头脑，所以中国的江浙、上海成为了富庶之地。

日后，每当我生活得沮丧了、厌烦了，我总会到江浙一带走走。我常跟许多朋友说，去了一趟江浙就会有焦虑感，大家都在努力工作，希望生活过得更好，我也要努力，倦怠感自然消失，这就是我对江浙一带最深刻的感受。

6　“失根的一代”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落叶归根”，可是作为一个台湾外省人第二代，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我花了很长的篇幅去述说长辈们给我的记忆，也费了很多字句去描述我在刚到大陆时的心情，可能很多人无法切身体会，像我这样的人，乃至我的父母亲，在许多的情感上，其实很纠缠。

小时候，一直觉得台湾是我们大家的，是外省人、本省人、客家人乃至原住民所共有的，但外省人是台湾这群人中的贵族。我的长辈们保留了以前的生活习惯，并把这种习惯全部言传身教地给了我，也使得我与其他小孩有着很大的不同。

姥姥从小教我北京话，使我的国语能够在台湾同龄人里出类拔萃，在小学的各种演讲、朗诵、作文比赛中往往能够有所斩获。由于姥姥的原因，我喜欢京剧，喜欢相声，喜欢数来宝。

爸爸喜欢唐诗宋词，写得一手好字，也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在国民党执政的时期，台湾自然是外省人的天下，所有的人都要讲国语，都要学习大陆历史，我的家庭背景自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在我的初高中时代，岛内兴起了本土化运动，外省人首当其冲成为要被质疑的，因为我们是外来的，而我们曾在某段时间压迫了本省人乃至本省人的语言、文化。外省人的社会地位开始变得微妙。

我地道的国语首先被人发难。有一次坐出租车，司机是一个民进党支持者，我上车后刚说了要去哪里，他就冲我大吼“滚下去”，这是我第一次因为口音过于标准而受到排挤！

高中有一次开班会，大家起哄要用台语开会，身为班干部的我上台作报告，由于我的台语真的很差，要整段用台语作报告对我简直比登天还难，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站在台上结结巴巴讲话，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来。

大学里，一群来自南部的本省同学聚在一起谈话，看到我走过去便会用敌视的眼光看着我，并用台语说，“看，外省婆来了。”

不过，很奇怪的是，我几乎没有任何埋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