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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3章

东唐再续-第383章

小说: 东唐再续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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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士人太多。读书人口增加,是使京师粮食消费增加、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隋官制,对唐乃至对中国后期皇朝影响甚巨。在影响京师长安粮食供应问题上,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隋废除九品中正制,举行科举考试,读书人要到京师参加科举考试。第二,隋官员任命考核权归吏部,所有官员都要到京师等待诠选。这两种人聚集到京师,影响到京师的粮食供应和物价平稳。当时官员曾论及于此。开元三年(715)张九龄上疏说,“每岁选者动以万计,京师米物为之空虚”。开元十七年(729)国子祭酒杨说,“每年应举常有千数,及第两监不过一二十人。恐三千学徒,虚费官廪;两监博士,滥糜天禄。”约玄宗开元后期,洋州刺史赵匡上奏论科举弊端,第九条“官司运江淮之储,计五费其四,乃达京邑,刍薪之贵,又十倍四方。而举选之人,每年攒会,计其人畜,盖将数万,无成而归,徒令关中烦耗,其弊九也。”这些人消耗了长安来之不易的江淮漕运米。德宗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上奏论科举弊端,提出“当今天下凋敝之本实为士人太多”的观点,他说:“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往,乌聚云合,穷关中地力之产,奉四方游食之资,是以筋力尽于漕运,薪粒方于桂玉,由是斯人,索我京邑”;“当今天下凋敝之本,实为士人太多。何者?凡士人之家,皆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使下奉其上不足故也。大率一家有养百口者,有养十口者,多少通计,一家不减二十人,万家约有二十万口”,他主张,如果一万人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则“我减浮食之口二十万,彼加浮食之人二十万;则我弊益减,而彼人益困。”减少浮食人口,可以稳定京师物价。洋州是天宝之乱后江淮漕运自汉水达洋州以输于扶风的必经之地,洋州刺史赵匡亲历督漕艰难;礼部官员职掌贡举之政令,礼部员外郎沈既济亲见京师贡举人数之多,亲历职事之繁。因此他们关于唐德宗时代京师物价昂贵、漕粮运输艰难、粮食消费繁重的认识,反映了实际情况。杜佑又探究了官制和科举弊端产生的根由,乃是唐代州郡县数量增多,选官途径增多,选官权悉归吏部。秦代列郡四十,两汉郡国百余,唐朝则有三百五十郡。郡县增加,必然增加官员数量。“秦法,农与战始得入官。汉有孝悌、力田、贤良、方正之科;岁郡国率二十万口贡止一人,约计当时天下推荐,天下才过百数;……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凡有数千。而门资、武功、艺术、胥吏,名目众多,……比于汉代,且增数十百倍。安得不重设吏职”。自隋文帝开始,“内外一命,悉归吏部,……执政参吏部之职,吏部总州郡之权。”到京师参加诠选官员的数量必然增加。杜佑建议“俾士寡而农工商众,始可以省吏员,始可以安黎庶”。

京师佛道人口增多。唐长安佛寺众多,韦述在开元年间统计,长安有佛寺64所,尼寺27所,共计91所。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载长安有佛寺81所,尼寺28所,共计109所。长安附近及秦岭山上还有许多佛寺,估计天宝时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佛寺至少在130…150所。如果按照每寺200人计,则长安及其地区的僧尼26000…30000人。长安城内共有道观30所,如果按照每所道观50人计,则有道士女冠5000人左右。寺院道观占有大量土地及其地租收入。但寺院道观占地,会减少关中纳粮地亩。杜佑指出关中粮食消费增多,是由于“仕宦之途猥多,道释之教渐起,浮华浸盛,未业日滋”等社会因素。

总之,盛唐时,长安人口约70万,其中依赖国家供给粮食的人口约32万,包括皇室及服务人员15万、京官和京吏37727,禁军和附近驻军12万,到京师参加选官和科举者最高1万等四种人口。如按每人年需18石计,长安依赖国家供给的30余万人口,约需粮食580万石左右。

关中郑白渠下农田,一年是否能提供580万石左右的粮食?土地,作为自然环境要素,指土壤、水系、动植物和气候等;作为生产要素,指耕地。关中生产投入不足,使其不能生产更多粮食。生产投入不足,指水利田面积的减少和劳动力人口的不足;人口减少,指关中向国家纳粮的农业劳动力(课户课口)的减少。在劳动人口素质、生产工具和技术水平不变时,耕地数量和劳动力数量投入的增加,是生产发展的关键因素。耕地和纳粮户口,才是统一皇朝发展的地理和物质基础。与消费人口的增加相反,关中土地生产能力不足,民田不足、水田减少,农业劳动力分散。

首先,耕地总量变动不多,但是关中为国家纳粮的土地面积减少。当秦孝公(前361—前338年)用商鞅变法时,关中地多人少,三晋人多地少,关中是吸引三晋的宽乡。到北朝和隋唐时,一千年间,关中人地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地广人稀,变成地少人众;由“宽乡”变成“狭乡”。宽乡指土地充足农户受田多,狭乡指土地不足农户受田少。为什么关中水利田面积会减少?大致有四种因素:

(1)王侯之家(食封之家)数量增加,使水利田面积和农户减少。分封,就是允许王侯之家直接占有大量耕地及其民户,自收租税。这必然减少国家的纳粮户和租税收入。汉初王侯百余人,王侯占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王侯土地多在东南。朝廷只有三河、东郡、颖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共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食邑还在其中。因此,汉初每年从关东漕运以供给京师不过数十万石,原因是京师官员数量少、朝廷领有郡县少。汉武帝削弱诸侯王,名山陂海尽归朝廷,汉郡八九十;诸侯国大者不过十余城,小者不过数十里。汉武帝、宣帝时每年漕运东南四百至六百万石粮食到京师。“武宣以后,诸侯王削弱,方尽输天下之粟。汉之东南漕运,至此始详”。唐封爵九等,虽无其土,加实封者受国家租庸。自武徳至天宝,实封者百余家。封家食邑,遍据天下膏腴美地。到中宗景龙(704…710)时,“恩倖食邑者众,封户凡五十四州,皆据天下上腴,一封分食数州,随土所宜,牟取利入。至安乐、太平公主,率取高貲多丁家”。于是韦嗣立上书论封户之费:“食封之家,其数甚众。昨问戸部云用六十余万丁,一丁绢两匹,凡百二十余万匹。臣顷在太府,毎岁庸绢不过百万,少则六七十万匹,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国初,功臣食封者,不过三二十家。今以恩泽食封者,乃踰百数。国家租賦,大半私门。私门有余,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忧危。”自至徳二年(757)至大历三年(768),食实封者二百十五家,则大历时比唐初,一百五十年间增加了七八倍。凡食四万四千八百六十户。自至德元年至大历三年,封异姓为王者,凡百一十二人。十来年,封家增加了二倍多。封家增加,向封家交纳租粮的农户增加,而国家的纳粮户减少,赋税收入减少。因此,监察御史宋务光建议,禁止封家自征租税,一切附租庸输送。韦嗣立建议纳粮户交纳租庸后,“封家诣左藏仰给,禁止自征,以息重困。”直到开元时才规定,“凡诸王及公主以下所食封邑,皆以课户充,州县与国官、邑官共执文帐,准其户数,收其租调,均为三分,其一入官,其二入国。公所食邑,则全给焉。二十年五月勅:‘诸食邑实封,并以三丁为限,不须一分入官。其物仍令封随庸调送入京。”封邑遍及全国,但关中封邑数量无疑会占很多,直接占有了国家的租庸调收入。

(2)隋唐京官的职分田、公廨田、赐田,多在京城百里内外,减少了关中纳粮土地和农户,从而减少了关中的土地生产能力和国家收入。隋朝开皇初(589年),苏威认为京师“户口滋多,民田不贍。欲减功臣之地,以给民。”但王谊说,“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功臣土地多,而民田不赡。关中及三河,民田不足尤甚。开皇十二年,“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其年冬,帝命诸州考使议之,又令尚书以其事策问四方贡士,竟无长算。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毎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关中成为著名的狭乡,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3)佛道寺院占地甚多。狄仁杰说:“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4)长安皇宫、王府、官邸、旅舍、民用和商业建设的增加。以上诸多因素,都使关中耕地减少。

其次,权势之家占有耕地,势必占有水利资源,关中郑白渠灌溉面积减少。唐朝重视水利事业,盛唐时关内道水利工程9项,次于河北道和河南道。关中水利工程,大半因汉魏之旧,但是工程数量、新辟水源和营建技术上都超过了前代。同州自龙门引黄河溉田六千余顷,朝邑、河西引洛水和黄河水灌田,水利工程向渭河南岸扩展。但是郑白渠的灌溉面积减少了。秦汉时郑白渠灌溉面积达4万余顷。唐朝权势之家多在泾河渠道两岸设置水磨牟利,使水量减少,灌溉面积减少。高宗永徽六年(665),雍州长史长孙祥奏说:“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僧大贾竞造碾磑,止溉一万许顷”。在高宗、玄宗、代宗、宪宗时代,王公权要之家以水碾阻断水流妨碍民田的情况,非常严重,京兆府的官员不止一次地依法撤去私碾,但是不久就恢复如旧。“至大历中(766…779),水田才得六千二百余顷”。自大历到宝历(826)六十年间,上游泾阳县权势之家阻断水流,影响了下游高陵县灌溉。要之,围绕郑白渠水利所进行的水磨和灌溉之争,实际是豪强争夺国家的利益,郑白渠的灌溉能力大大缩减了。

再次,劳动力投入不足,关中社会总人口中,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不足。唐朝京师各种消费性人口增长,而为国家纳税的农业生产力人口减少了,中唐以后情况尤甚。不少官员都指出,佛道人数增多,减少劳动力人口,从而减少了国家税收。狄仁杰说:“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李峤说:“道人私度者几数十万人,其中高户多丁,……且国计军防,并仰丁口,今丁口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赋,何以补之?”姚崇说:“自神龙以来,公主及外戚皆奏请度人。……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杨炎说:“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佛道寺院占有土地、荫附避役农民,而为国家纳税的劳动人口大大减少了。德宗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指出,近代以来,入仕之门太多,贵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入仕者多,则农工益少;农工益少,则物不足,物不足则国贫。九品之家,不纳赋税,子弟又得荫补恩奖,坐食百姓。得仕者如升仙,不仕者如沈泉。欢娱忧苦,若天地之相远,禄利之资太厚。尽管缺少数量统计,但为国家纳粮农业劳动力减少,而仰食于太仓者增多,确是唐人比较普遍的看法。

汉唐时关中不足以供长安。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隋文帝率百官、百姓到洛阳“就食”。唐高宗、武则天和唐玄宗等,时常到东都洛阳“就食”。武则天前后居洛阳30年210天。关中粮食不足,洛阳漕运便利,当是原因之一。唐高宗末年(683年)陈子昂上奏:“臣闻秦都咸阳之时,汉都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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