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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2章

东唐再续-第3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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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邺应对:“纵观天下藩镇,河南、河北、荆襄已归王化,湖南、两浙倾心相附,岭南、福建鞭长莫及。武昌、江西为淮南觊觎,自救尤恐不及。河东为大王屡败,蛰伏不敢再出。能救关中的只有吴、蜀及河西。然王建假途灭虢,窃取兴元;杨行密半途折返,其心皆在于扩大地盘,无欲勤王。唯河西之地,保大、保塞、定难、朔方皆边庭若旅,纵使将兵至,无异于以卵击石,更何况李存曜以武力威逼鄜坊,党项的定难军岂能为他效力?如此,大王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朱温笑道:“公有所不知,河南、河北、荆襄虽已羁服,然阳服阴抗之辈大有人在。尤其青州王师范,幽燕刘仁恭、襄阳赵匡凝,便是阳奉阴违之辈。待我平定关中,此三镇我必剿灭。”

司马邺道:“大王志在天下,此番用兵大半年,于天下英雄面前落下悖逆之名。王建、杨行密谁不愿作天子?然他二人观大王迎奉天子,即不相助,也不为敌。何故?正是纵容大王迎得天子归,而行不臣之举。他日则可召集天下群雄,已讨逆之名与大王为敌。若胜之则为天子,实至名归!此中利害,还请大王深思。”

朱温闻言稍惧,沉吟道:“公所言有理,我今所有,不过五分之一天下。吴、蜀未平,不可操之过急。今从公言,明日便遣使奉表入城,请修长安宫,以定天子之心,平天下之恨!如此,只是我汴州与河中私战,天下人还有什么好说的?”

司马邺欣然道:“如此,大王当遂所愿!”

谁料当夜洛阳方面却遣使来报:

青州王师范暗遣牙将张居厚等二百人化为商贾,欲携兵器入洛阳城,期以元宵夜暴乱,已被发觉。张居厚见事情暴露,率众徒杀防城将娄敬思,强攻洛阳,为仆击退。逃亡途中,被仆擒来。

朱温闻信,对司马邺等将佐道:“王师范果然叛了!”仍依前计,派出使者接洽张训,说愿意修葺长安宫室,谁知又接道敬翔自汴州的书信来报:

青州王师范遣使至开封上今岁贡赋。仆观其使眼行失色,乃问其东方之事。其使果做贼心虚,供出王师范此番分遣部众将兵诈为商贾欲潜入汴、徐、兖、郓、齐、沂、滑、陕、虢、河阳等州府,期以元宵夜百姓同欢、大闹花灯、州府无备时俱发,夺取河南。事态紧急,仆不及相告大王。已遣少将友宁将兵巡视上述州府,告以实情,令其严加盘查来往商贾,谨以书信报告。

话说朱温见敬翔书信,惊得一跤跌坐于座床上,惶惶然对众将说道:“我固知王师范将叛,未知他竟造成如此巨大的动静,必有高人为他谋画。幸得子振谨慎,及时识破其谋。否则,上述州府,若失去一半,孤王大势去矣!”众将佐也是惊出一身冷汗,纷纷问朱温当如何抉择。

朱温道:“潼关之事,不能再久拖不决。我当再上表一封,令天子及早做出选择,只消授我名义,如今李存曜远在乾州,这潼关只有区区张训,岂能抗衡孤王十万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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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说明汉唐时期关中人口与粮食的关系:

秦汉时兴修的郑白渠,是关中泾水流域著名的水利灌溉工程。自战国至明代,关中盆地一直享有“天府”及“天府之国”的美誉。刘敬说关中是“美膏腴之地”。司马迁认为关中财富居天下十之六。《汉书·沟洫志》有郑白渠“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歌谣,班固《两都赋》又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的说法。张衡《西京赋》盛赞关中“地沃野丰,百物殷阜”。郑白渠“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说法,在历史上流传了二千多年。多种史书、地理书、农书、类书、诗歌总集、经书,都征引这句话。元明清时五六十位江南籍官员,提出发展华北西北水利以就近解决京师粮食供应的主张,其历史根据就是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依赖关中,无需海运漕运东南粮食。古往今来,人们深信“泾水一石其泥数斗”和“衣食京师亿万之口”。郑白渠果真“衣食京师亿万之口”吗?如果不是,汉唐大一统皇朝首都长安的粮食来自何方?关中为什么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这里的天地人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问题给我们什么启示?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时君臣曾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学术问题。20世纪以来,学者们从漕运仓储、官禄民食、生计生产、供需商贸等相关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三十年来,更有学者专门研究汉唐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对于长安粮食的来源,学者们提出了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依赖东南漕运,另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依赖关中,再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供应,因人口、时间等因素而异。粮食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与自然环境变化有关的问题。因此,围绕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问题,还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本文将从关中天地人关系消长角度,来探讨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

汉唐时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并不完全依赖关中,而是部分地依赖东南漕运。东南指函谷关以东的山西、河南和江淮地区。汉初,“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汉武帝初期,“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主要是漕运经砥柱之限,以及渭水水道曲折,加上封冻和水量不足,一年中只可通航六个月。元光六年(前129年)开始修漕直渠,漕运里程减少600里,漕运较为便利。此后,“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成为汉家制度。再后来,“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山东粟、关东谷,指河南、山西之粮食。漕粮使“京师……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司马迁关于京师富庶的描述,给人留下了多么美好的印象。但是有谁知道,汉朝京师的富庶,关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初,漕运规模不大。贞观、永徽之际,长安主要依赖关中,每年从山东(崤山以东)转运至关中者不过一二十万石。开元初,每年约运一百万石。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三年才运七百万石。天宝中,每年约运二百五十万石。肃、代、德时代(756—804年),京师依赖江淮漕运。只要藩镇隔绝,“南北漕引皆绝,京师大恐”。德宗贞元初(785年),“太仓供天子六宫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于是增江淮之运,从浙江东西道、江西、湖广、鄂岳、福建、岭南,共运米300万石,江西节度使韩滉、淮南节度使杜亚,运至东西渭桥仓。岁终宰相计课最。贞元二年(786)四月,关中仓廪皆竭,禁军激愤,险些酿成兵变,当韩滉运米三百万石至陕时,德宗得知后,“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陜,吾父子得生矣。”漕运粮解决了皇室和禁军卫士的粮食供应,缓解了可能发生的禁军事变。可见东南漕运对汉隋唐京师长安的重要。

当时许多人都认识到东南漕粮对长安的重要。萧颖士说:“兵食所资在东南”。白居易说,都畿者,利称近蜀之饶,未能足其用;田有上腴之利,不得充其费。“国家岁漕东南之粟以给焉,时发中都之廪以赈焉。所以赡关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德宗时,刘晏说,江淮、潇湘、洞庭、衡阳、桂阳漕船,“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不仅使“天子无侧席之忧,都人见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胆,三河流离者于兹请命”。而且“舟车既通,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可追贞观、永徽之盛”。宪宗敕书:“军国费用,取资江淮”。权德舆说:“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宣宗制书:“禹贡九州,淮海为大,幅员八郡,井赋甚殷,……通彼漕运,京师赖之”。这说明唐代君臣都认识到,江淮漕运对京师粮价稳定,以及政治经济的重要作用。晚唐皮日休《汴河怀古》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下多”。“隋之疏淇汴,凿太行,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鹿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在隋则害,在唐则利。”隋开运河为隋民之害、唐朝之利,宋张洎、明丘浚的评论,大要不出其范围。

为什么汉唐需要漕运东南粮食接济长安?这完全取决于关中天地人关系的消长。传统观点,认为户口多则国家强盛。但是,纯消费性人口的增长,即长安皇室、京官、禁军、士人等多种消费人口的增长,需要消耗大量粮食。他们是东南漕粮的直接受益者消耗者。京师纯消费性人口的增加,而关中生产投入的不足——国有土地数量减少(水利灌溉面积减少)和劳动力数量不足,是造成汉唐京师长安粮食供应依赖东南漕运的重要因素。古人常说,地小人众、人胜于地、生之者少食之众,并非老生常谈,而是反映了人们对粮食问题的忧患意识。

京师皇室及服务人口众多。汉武帝时,司马迁就感受到了长安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称长安“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是当时三个地小人众的地区之一。《汉书·地理志》记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京兆人口就达到68万多,人口密度为95人/平方公里。长安县的人口已达到8万余户,24万口。西晋时关中人口百余万。唐长安人口约70万,其中,唐皇室宗室人口至少在3万人,开元、天宝中,宦官约5000—10000人,宫女约5万人,官奴婢有3万人,工匠乐户约3…4万人。总之,皇室及其服务人口大约15万。

京师官员人数增加。官员中,有京官(内官)和外官之分;胥吏中,有京师胥吏和外地胥吏之别。京官(内官),指京师帝王之官。内职掌,指为帝王及其家属服务的人员。职掌,指胥吏。京官和京吏之俸禄和粮料,由太仓支给。西汉哀帝(前6…2年)全国官吏130285员,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全国官吏368668员,700年间,唐比汉增加了近3倍。西汉京师官吏数,史书不载。东汉(25…220年)京官1055员、京吏14225员;唐贞观六年(632)京官640多员;开元二十五年京官2620员、京吏35107员。500年间,唐比汉增加了2·46倍。100年间,开元比贞观增加了4倍。

官员人数的增加,意味着禄米、职分田等的增加。唐京官有禄米、俸料、职分田、公廨田。京官,禄米自七百石至五十二石不等,外官禄米减京官一等。京官禄米,以太仓之粟充之。京官禄米一年约五十余万石。京官俸料,包括月俸钱、食料、杂用、课钱四部分,分别指官员购买粮食以外的生活必需品补助、工作餐和个人生活补助、自备工作所需物品补助、护卫和庶仆代役使钱之补助。上述四项,后合并为一种俸料供给。京官及外官,都有职分田和公廨田。京官及文武职事各职分田,自十二顷至二顷不等,并去京城百里内给。京兆、河南府及京县官人职分田,京城百里外给。京官公廨田,自二十六顷至二顷不等。“自大历(766)以来,关中匱竭,時物騰贵,内官不给。乃減外官职田三分之一,以给京官俸。毎岁通计,文武正员、员外官及内侍省、闲廐、五坊、南北衙、宿卫并教坊内人家粮等,凡给米七十万石。”

汉唐京官禄米取给太仓,是漕粮支出的大宗。汉官品级,以俸禄粮石数为名,如二千石、中二千石等。唐德宗建中年间(780…783年),杜佑上奏:“当开元天宝之中,四方无虞,百姓全实。大凡编户九百余万,吏员虽众,经用虽繁,人有力余,帑藏丰溢,纵或枉費,不足为忧。今兵革未宁,黎庶凋瘵。数年前,天下籍帐到省百三十余万户。自圣上御极,分命使臣,按地收敛,土户与客户共計得三百余万,比天宝才三分之一,就中浮寄乃五分有二。出租賦者减耗若此,食租赋者岂非可仍旧如”。官员数量的增加,而交纳租赋者减少,是当时主要的政治经济问题,影响到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引起经国大臣的忧虑。

京师军队人数众多。武德年间,禁军约3万人。开元二十六年(738)北门禁军约3万人。自开元至天宝,驻守京师的宿卫兵约10万人,其中北门禁军3万,长从宿卫66000人。加上驻守同州、华州、歧州等,约12万人。唐前期府兵自办衣粮,而募兵则由国家供养。如按《汉书·食货志》“食,人月一石半”计,则10万军士,一年至少需要二百万石军粮,而不包括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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