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要义-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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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与农工商诸般事 把农工商业划出学术圈外。
业相通，相结合。
学术研究促进了农工商业， 学术研究留滞于所到地步，
农工商业引发了学术研究， 一般经济亦留滞于所到地步。
学术与经济二者循环推动， 且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有隔绝
一致向大自然进攻。于是 之势，鲜相助之益，又加重其
西洋人在人生第一问题上 不前进。于是中国人在人生第
乃进步如飞，在人类第一 一问题上陷盘旋状态，在人类
期文化上乃大有成就，到 第一期文化上成就甚浅，且无
今天已将近完成。 完成之望。
所谓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有隔绝之势鲜相助之益者，例如两汉经学，魏晋清谈，宋明理学，以及后来之考据、词章，哪一样不如此？而此外，像是伦理化的经济，化理化的政 治，向里用力的人生，又何莫非使中国人在第一问题上不得前进之有力因素？前在第十 一章讲产业革命所以不见于中国那一段，已曾数说过，请参看前文，今不重复。前前后后各种因素加起来，就使得中国人在第一问题上不能前进，决定而又决定。然试检看这许多因素究从何来？则又莫不来自一个根本点：理性早启，引入了人生第二问题和第二 态度，若将向于人类第二期文化而前进，便消极搁置了第一，积极遏阻了第一。
那么，就要问：不能成就第一，是否能成就第二呢？第一路通不过了，第二路可不可以 通呢？不能行。第二问题是理性的问题，第二态度是理性的态度，第二期文化是人类理 性充分展开之文化。本书从八章便讲过“理性要从阶级来”之理，其后续有阐明。然而中国自封建解体，化阶级为职业那时起，把这作为人类进达理性之阶梯的阶级却拆散了，即再无办法。所有周孔以来早启之理性，其表现与成就只得“纳人群于伦理”，“化阶级为职业”，“融国家于社会”……这些，无能再多。这些只可算是第二期文化一点影子，缺乏经济进步，实无望其完成第二期文化。上章曾细剖“心随身来，身先而心后 ”，第二期文化必以第一期文化为基础的种种道理。读者回看前文，自可明白，此不多说。
那么，再问：第二路不通，是否可以回复到第一路去呢？这亦不可能。第二回到第一， 那就是由理性又退回到身体，向外用力又代向里用力而起。这在人的生命上便是退坠，并不能复其从身体发轫之初，在中国历史上便是逆转。亦不能再回到没有经过理性陶冶 那样。换言之，这只是由成而毁而已。读者试回看第九章所论“逆转于封建”，第十一 章所讲“周期性的乱”，就可明白，此不多说。
前进不能，后通不可，只有盘旋。盖生命现象中固无停住不动之事。中国历史上一治一乱，固然是盘旋，凡其一切不进者，若经济若学术亦都是在盘旋。此真人类文化一奇迹 ！旧著于此，早有点明：
他再不能回头补走第一路（西洋之路），亦不能往下去走第三路（印度之路），假使没有外力进门，环境不变，他会要长此终古！
（上略）从此简直没有办法，不痛不痒。真是一个无可指名的大病！（以上并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03页）
中国近两千年社会，单从经济上看，无疑是介于封建社会资本社会之间的。固然它亦许是正在过渡——从封建到资本之过渡。但为什么老在过渡，而总渡不过来呢？不肯在封 建资本之外建立第三方式者，不能解答这问题而受窘，即建立第三方式者（如李季建立 “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说），依然窘于解答。这都是把盘旋不进误认为进步慢，昧 特殊为常态。于唯物史观不能善为理会，而固执之，以自陷于不通。
我在另一旧著又指出其所以盘旋之故，在交相牵掣——
照此社会形势，的确有使人走入人生第二态度之必要。但人能不能应于此必要而走去，固未易言。在这里至少有两层问题：一层是人生落于第一态度则易易，进于第二态度则较难（中略）。一层是第二态度固于此时有必要，而第一态度于此时亦同有其必要。盖从人与人的关系（第二问题）以为言，此时固以第二态度为必要，而第一态度殆无所用之— —此其异于西洋社会者。然从人与物的关系（第一问题）以为言，则此时又以第一态度为必要，而第二态度又殊不适用——此其不异于西洋社会者。两个必要交陈于前，两个态度乃迭为起伏交战于衷，数千年中国人生所为时形其两相牵掣，自为矛盾者此也。由上二层问题，第二态度虽为中国人所勉自振拔以赴之者，而有时失坠，数千年中国社会所为一治一乱交替而迭见者此也。（《中国民族自救之最后觉悟》第85页）
（上略）知其既向别途（第二路）以进，则产业革命之不见，工产资本之不成，固有由矣。更次，乃见其所遗之一途（第一路）固为所遗而不进，其向别途之进者，亦卒有所限而止于其可能之度。而同时又还以此所牵，不能复回于彼一途。彼此交相牵掣，是即绝境所由陷（下略）。（同前书第95页）
具体指出来：有职业而无阶级，是社会而非国家，原为人类所必至之一境。如从第一路贯彻下去，终可到达。却是中国人不终循第一路，径自折向第二路，化阶级为职业，融国家于社会。此未尝不是迈进于第二期文化，但卒为其第一路上成就尚浅之所限，劳心劳力不能合一，只能拆散阶级而已，不能达到无阶级。——所谓“止于其可能之度”类指此。当其把劳心劳力作为职业划分之时，亦即是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彼此隔绝之时，心思聪明乃只用于修己安人，而不用于物质生产。此一面既因迈进于第二，而第一路为之耽误，彼一面又因第一之不足，而第二路受到限制。欲复回于第一路，则此化阶级为职业者格于理性既进（不许政治上有垄断，不许经济上有垄断）而退不转。欲在第二路上更进一步，则此别劳心于劳力者既无望其有合一之事实出现（生产技术大进）而进不得— —所谓“交相牵掣”类指此。类此交相牵掣之事尚多，留心体察，不难看见。以中国人智力之优越而无所逊，中国人数量之众多而罕与比，自秦汉后经历岁月又如此之长久，乃在文化上竟尔陈陈相因，讫不见有新机杼之开出，如果不是有此一种交相牵掣之形势，消磨其智于内，试问这些智力上哪里去了？只有此交相牵掣，不得自脱，其为阻力乃 最大也。
四 中国文化五大病
中国文化原只有一早熟之病，旧著曾设为譬喻云：
好比一个人的心理发育，本当与其身体发育相应，或即谓心理当随身体的发育而发育，亦无不可。但中国则仿佛一个聪明的孩子，身体发育未全，而智慧早开了。即由其智慧之早开，转而抑阻其身体的发育，复由其身体发育之不健全，而智慧遂亦不得发育圆满良好。（《中国民族自救之最后觉悟》第96页）
本病虽只有一个，而表现之病象则有五：
（一）幼稚——中国文化实是一成熟了的文化，然而形态间又时或显露幼稚。举例言之，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为封建社会之象征者，在中国社会中即未能免除。子女若为其尊亲所属有，妇人若为其丈夫所属有。乃至主奴之分，许多地方亦且有之。中国虽已经不是宗法社会，不是封建社会，而总被人指目为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者，盖亦由此等处而来。其实它乃以走伦理情谊之路，既鲜西洋中古对于个人过分之压制干涉，遂亦无西洋近世个人自由之确然奠立。不唯自由不曾确立而已，如我在上章所论，个人且将永不被发见。这样就让宗法的封建的形迹有些遗留下来，没有剥除。再有不少幼稚可笑的迷信流行在民间，似亦为文化幼稚之征。其实中国古人远在二三千年前，头脑思想之开明有非任何民族所及，神话与迷信比任何地方都少。但为它不走科学一条路，对于大自然界缺乏考验，没有确实知识之产生，就让这许多幼稚迷信遗留下来，未及剥除。其他事例尚多，不备举。总起来说：骨子里文化并不幼稚的中国，却有其幼推之处，特别在外形上为然。流俗认病不真，即执此以为中国是幼稚落后。其实中国若单纯是一尚未进步的社会，那问题不早简单容易解决，没有今天这么麻烦了吗？
（二）老衰——中国文化本来极富生趣，比任何社会有过之无不及，但无奈历史太久，传 到来，生趣渐薄，此即所谓老衰了。譬如骑脚踏车，初学亟须用心费力左右照顾。习 惯成熟，便抽出其中自觉心，而动作面械化。必要这样机械化，才腾出心力来向最高阶 段用去，如骑在车上玩许多巧妙花样把戏等。社会亦复如是。常将许多合于需用之事， 保留传习，成为习俗制度。自一面谈，这于社会生活极有方便，是很好。但另一面，又 因其变得机械僵固，积重难返而不好。中国文化一无锢蔽之宗教，二无刚硬之法律，而 极尽人情，蔚成礼俗，其社会的组织及秩序，原是极松软灵活的，然以日久慢慢机械化 之故，其锢蔽不通竟不亚于宗教，其钢硬冷酷或有过于法律。民国七八年间新思潮起来 ，诅咒为“吃人的礼教”，正为此。举例言之，如一个为了要孝，一个为妇要贞，从原 初亲切自发的行为而言，实为人类极高精神，谁亦不能非议，但后来社会上因其很合需 要，就为人所奖励而传播发展，变为一种维持社会秩序手段了。原初精神意义浸失，而 落于机械化形式化，枯无趣味。同时复变得顽固强硬，在社会上几乎不许商量，不许怀疑，不许稍微触犯。触犯了，社会就予以严厉之压迫制裁，此时一遇西洋新风气的启发，自非遭到厌弃反抗不可。厌弃就是因为领会不到它的意味，反抗就是不甘服这种强性压迫。假使在当初中国文化方兴，礼俗初成，意趣犹新，自觉未失，则断不会有此。所以其病完全在老衰这点上。
（三）不落实——西洋文化从身体出发，很合于现实。中国文化有些从心发出来，便不免理想多过事实，有不落实之病。何谓现实？何谓理想？现实不外两个字：一是利益之利，又一是力量之力。力量所以求得利益，利益所以培养力量。二者循环发展，可通为一。从身体出发者，所务正在此，是故西洋文化为现实之路。反之，若一发乎理性要求，而不照顾到此，那就是理想了。从心发出的中国文化——中国之社会人生——就恒不免这样。（1）（张东荪先生近著《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第17页，有下面一段话：
欧人自由主义开始于反抗不自由。例如英国1215年所谓“大宪章”亦仅立若干琐事，都是当时的实在情形。又1789年之“人权法典”，亦只是历举若干件君主侵犯议会的事情，以禁其再犯。我写到此，忽感觉中国的情形恰与西方相反。西方是从实际上把一件一件侵犯自由的事实打消了，顶回去了，然后乃实现抽象的自由之全义。中国自辛亥以来即是由在上者先自己宣布一抽象的自由宪法，而实际上却依然一件一件来破坏人民的自由。
张先生指点在西洋抽象之理念为后出，而中国恰与之相反，自然很对。其仅举辛亥以来为例，盖犹未悟西洋文化是从身体出发，而中国却从心发出来，一则从事到理，理念在后，一则从理到事，理念在先。彼此原来不同也。）慈孝仁义，最初皆不外一种理性要 求，形著而为礼俗，仍不过示人以理想之所尚。然中国人竟尔以此为其社会组织秩序之所寄，缺乏明确之客观标准，此即其不落实之本。例如政治制度，在它即为其礼之一部。说它是专制与说它是民主，同样不恰当。它固不曾以民主为礼，又何曾以专制为礼？ 事实上亦许不免于专制，然而那非它本意。从其本意表现得很好之时，便具有高度之理性，不过不甚多见。前曾说中国社会秩序恒自尔维持，若无假乎强制之力，那确有其事，有非西洋社会所能梦见。但治世少而乱世多，像西欧国家可以近二百年无内乱者，又非我们所能梦见了。谈中国文化总不能以其乱世作代表，而要举其治道治世来说。但这样说，又嫌理想有余，事实不足。又我常说：中国之民主存于理（理念），西洋之民主存于势（形势）。存于理者，其理虽见，其势未成，纵然高明，不能落实。存于势者，其势既成，其理斯显，虽或了无深义，却较稳实。这就为西洋是从现实（利与力）中发展出理性来的，而中国人却讳言力，耻言利，利与力均不得其发展。离现实而逞理想。卒之，理想自理想，现实自现实，终古为一不落实的文化。
（四）落于消极亦再没有前途——与其不落实之病相连者，尚有一病，就是落于消极。政治为力之事，然而不独为力之事，没有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