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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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死后，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城内竟然找不到作廨署的屋舍，四川省治不得不改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县）。一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才将四川省治迁回成都。那时全川人口大约八万，十里不见人烟。成都全城居民才数十户（零散人口不计），闾巷不存，旧街难认，到处丛莽，兔走雉飞。有人站在南门城墙上，一天之内看见锦江对岸先后有虎十三只相继走过。浩劫如斯，谁之罪欤？（事见《清史》）
中国有句老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历史上汉族中川人是比较富于反抗精神的，所以总是遭到最野蛮的屠戮。四川历史上有三次大屠杀。
第一次在西晋东晋之交。事起于公元301年，蜀西氐族豪强李特，纠合流民二万馀，自称镇北大将军，在绵竹（今德阳市黄许镇）扯旗造反，陷广汉，围成都，入城大屠杀。李特战死后，其子李雄称成都王，后又称帝。政权无文化，杀人作恶不自知，播乱长达五十年。
第二次在宋元之交。公元1279年，元朝灭南宋，两度陷成都，先后大屠杀。“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引元代贺清泉《成都录》），“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引《三卯录》）。野蛮民族打江山，同样鄙俚无文化，而作恶又胜过李特父子。元朝八十馀年，成都残破，终无起色。
第三次就是“张献忠剿四川，鸡犬不留”，这次最为残酷，远胜过前两次，空前绝后。2002年成都附近某县基建，挖掘出近万具白骨，据考证也是张献忠所为。
张献忠还在成都立了一块“七杀碑”，上面刻着他杀人如麻的理由：“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对他来说，好杀人并不是他的责任，蜀人是自作孽不可活，他是在替天行道。1644甲申年十一月十日，大西军驱赶百姓到成都东门外九眼桥屠杀。当刽子手将要举刀时，迅雷炸响三声。张献忠怒斥苍天道：“你放我到人间来杀人，今天为什么用雷来吓我？”命令士兵驾起大炮，对天空连放三炮。这一天，被杀者无算，尸首塞满了河道，九眼桥也因此而折断。
就是这位张献忠，竟然对西方科学技术有兴趣，聘请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为天学国师，询问西方各国政事、天文、数学等方面的知识。二人曾为献忠制作天球仪、地球仪和日晷等。这两位传教士在《圣教入川记》中真实地记录了张献忠的大杀与小杀，认为他是政策杀人，并非一味颟顸快意杀人，盖以杀人求政权之巩固耳。
跟张献忠比起来，李自成虽然也杀人如麻，但后来能采纳李岩等人的建议，开始收敛形迹，笼络人心，在农民军领袖中确实是出类拔萃的。
【四 李自成的崛起】
李自成1606年出生在陕西米脂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时天灾人祸不断发生，连续多年闹灾荒，千百万农民身上无衣，口中无食。李自成自幼家贫，还曾经出家当过小和尚，俗名黄来僧。曾经有人附会说，李自成这个名字跟“皇来僧”近音，暗示着他日后能当皇帝。后来李自成因欠债被迫给姓艾的地主牧羊。21岁那年，他因为失手打伤了地主，不得不逃到银川，当一名驿卒（相当现在的邮递员）。驿卒的工作似乎比较轻松，因为李自成的骑射技术就是在当驿卒的时候苦练而成的。
崇祯二年（1629年），崇祯皇帝开始大规模裁减驿站（相当现在的邮电局兼地方招待所）。崇祯三年（1630年），李自成不幸被列入裁员的名单内，失业下岗。此时正值风起云涌，全国到处都有农民起义爆发。二十四岁的李自成也心痒难耐，于是杀死驿站的上司，出了被裁员的恶气。李自成就这样造了反，投到了他舅舅高迎祥领导的农民军中，当了一名八队闯将。
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是王嘉胤义军，他们曾经一度占领府谷，称王设官。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农民军都是各自为战，没有统一指挥，而且成份相当复杂。农民军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崇祯忙于应付来自满清的强大威胁。外番一直是明朝最大的威胁，从朱元璋开始，终明一朝也未能彻底解决。
就在崇祯皇帝疲于应付东北满清的时候，陕西的流民四起。明朝政府口中的所谓流寇，是没有一定的根据地，流窜到那里，就裹胁到那里。中国因为疆域广大，天灾人祸很难影响到全国，局部的动乱也很难牵动全国。只有当社会极度不安、内外交困时，才会酿成如火燎原之势。崇祯皇帝不幸正当其时。
李自成等流民起于陕西，很快流入山西，接着又流入河北，蔓延在四川、湖广之境，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崇祯皇帝这才着了慌。他早知道陕西大旱，甚至发生了易子而食的惨剧，但他总以为这些流民闹不起大事来，顶多也就是抢抢粮食罢了。孟德斯鸠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说：“当一个政府不能很好解决民众的基本生活问题时，是不禁止民众小的违法行为的。”孟德斯鸠的这句话给崇祯皇帝开始并不重视农民军的力量以及后来普遍采用招安政策提供了很好的注解。
流民还没有演变成起义军时，兵部郎中李继贞向崇祯建议说：“这些流民饥饿不堪，将来恐怕都要沦为盗匪，请以帑金十万来救济他们。”当时崇祯没有听，反而派人围剿。
这个时候的流民没有专门的统帅，一旦与明军官兵相遇，流民各自为斗，如果能取胜则人人争先往前冲，一旦打败就立即窜入山谷躲起来。因为流民太多，官军遇贼追杀，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打的是哪方的流寇。流民或分或合，东西奔突，势力日益强大起来。明军官兵东西奔击，疲于奔命，流寇始终无法剿灭。
既然流寇是生活不下去了才要造反，那我就给你们基本生活的保障，你们总该不反了吧。于是崇祯想到了利用剿抚兼施的策略尽快平息农民起义。三边总督杨鹤执行“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绥靖政策，意图瓦解农民军。在明军剿抚兼施进攻下，陕西农民军中确实有不少首领都接受了朝廷招安。但这些受招安的人是在利益的诱惑下才投降，一旦发现明朝政府无力兑现时，立即又重新造反，所以呈现出时降时叛的复杂局面。
出现这样流寇越剿越多的状况，总得有人来承担责任吧？这自然不是皇帝的错，于是杨鹤于崇祯四年（1631年）十月被逮捕下狱。
在这个过程中，李自成开始名声鹊起。崇祯六年（1633年），农民军首领王自用病卒后，李自成收其遗部2万余人，与张献忠等合兵，在河南林县（今林州）击败明总兵邓玘，杀其部将杨遇春。
随后，高迎祥领导下的农民军与明军展开了激烈博斗，损失较大。为保存实力，农民军从山西转入河南。崇祯六年（1633年）冬，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经渑池县突破黄河防线，转移到豫西。
明朝政府再次逐渐控制了局势。崇祯七年（1634年）初，崇祯任命曾在陕西北部大胜农民军的陈奇瑜（1616年进士，1648年去世）总督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五省军务，专办“流贼”。陈奇瑜不辱使命，不出数月，他在河南西部靠近陕西边界的车厢峡诱歼了数千名农民军。但陈奇瑜很快自己断送了前程。他接受了农民军中名气最大的李自成的投降，还派人将李自成和他的部下遣送回陕北。但李自成随即杀掉护送的明军，突袭了驻扎在渭水的明军。不久后，陈奇瑜被逮捕下狱。
农民军突围后，在豫楚川陕交界山区流动作战，与明军周旋，明军不得不分兵把守要隘，穷于追剿，陷入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困境。
崇祯八年（1635年），洪承畴继任三边总督，为改变明军被动局面，开始集中力量围剿农民军。洪承畴出陕西，朱大典出山东，两面夹攻农民军，以重兵包围起义中心地区，实施重点进攻。高迎祥义军接连败于确山、朱仙镇（今河南开封市西南）等地，连连受挫，被迫转入西部山区。
在形势的逼迫下，农民军开始联合起来。崇祯八年（1635年），在李自成的提议下，各路农民军会师于河南荥阳，共13家，72营，在一起共商对敌之策。李自成首先提出联合作战、分兵出击的方案，受到大家的支持。但很可惜的是，尽管农民军首领们已经意识到联合的重要性，开了这次荥阳会议，但农民军并没有真正形成组织和指挥上的统一，一旦遇上洪承畴这样的用兵高手，很快就被明军各个击破。
崇祯九年（1636年）夏，农民军被围困在丛山之中长达三个月。高迎祥率部从陕西汉中突围，遭到陕西巡抚孙传庭埋伏，被俘而死。高迎祥死后，农民军逐渐形成为两支劲旅，一支由张献忠领导，活动在湖北、安徽、河南一带；另一支由李自成领导，活动在甘肃、宁夏、陕西一带。
高迎祥死后，农民军把“闯王”这个称号推让给屡建战功、声望很高的李自成。从此，李自成作了“闯王”。
李自成继任“闯王”，手下有刘宗敏、田见秀、郝摇旗等战将。李自成虽号称“农民起义领袖”，但并非救民于水火，他攻城掠地，每遇顽抗，都要大肆杀戮，对方坚守一两天，城破以后要杀十之三四；坚守三日以上，城破以后即要屠城，杀人数万，聚尸为燎，叫作打亮。每破一城他就弃之不顾，继续向前进攻。他曾三度围攻开封城不下，最后决黄河大堤，淹死兵民数十万人。可以说，李自成十多年的大起义，也是对中国十多年的大破坏！后来他的队伍中加进了河南杞县举人李岩，及夫人红娘子；举人牛金星、算命先生宋献策等作谋士，情况才稍好一点。崇祯皇帝面对这位大肆破坏、杀人如麻的“闯王”，能有什么办法？！
明末清初诗人李雯有《道出盱眙见贼所烧残处》一诗记录说：
〖闻说淮西地，盱眙古战场。
寇来千里白，日下数山黄。
行客欣遗灶，居人倚短墙。
中原半如此，何计出风霜。〗
但明朝对农民军战绩要远远好于对清军的战绩，明军的将帅如洪承畴、陈奇瑜、孙传庭、卢象升、熊文灿都有对农民军的辉煌胜利。
陈奇瑜曾将农民军逼入车厢峡，险些让李自成、张献忠困死其中；孙传庭潼关大败农民军，并活捉了老闯王高迎祥；熊文灿追得农民军走投无路，纷纷投降，张献忠、罗汝才亦在其中；卢象升滁州大捷，农民军尸横遍野，更有大将左良玉、贺人龙、曹文诏、曹变蛟、高杰冲突左右。本来扑灭农民军的星星之火不是没有可能，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帮助农民军的竟然是崇祯本人。
1637年，李自成被熊文灿追得无处藏身，被迫躲进了商洛山中。张献忠也在形势的逼迫下投降了熊文灿。但一年后张献忠复叛，不到三个月，就在湖广的最西北部大败明军。这个灾难注定了熊文灿的命运。他被削官、逮捕，朝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他说话，他很快被处死。在战场上接替熊文灿的是杨嗣昌（杨鹤的儿子），杨嗣昌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1641年，张献忠攻陷襄阳，杀了襄王朱翊铭。杨嗣昌知道该到他自己负责任的时候了，为了避免少受点苦，还不等崇祯皇帝下旨责罚，他自己就拔剑自杀了。
杨嗣昌颇有远见，他深知朝廷兵力、财力不足以支持两线作战，曾经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建议（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九），具体内容是同清方达成和议，每年输送白银、缎帛等物，清方以少量人参、貂皮之类回报，实行互市；然后朝庭集中兵力扫除“流寇”。但他的建议并没有被崇祯皇帝所接受。
『注：杨嗣昌死后，崇祯皇帝倒也没有追究，将他的尸体送回家乡武陵安葬。后来张献忠攻陷武陵，怀恨杨嗣昌，下令焚毁杨家祖坟，并挖出了杨嗣昌的尸体，断其尸见血。事见《明史·卷252·杨嗣昌传》。』
从上可见，明军将帅稍有败绩，非死即贬，结果是明朝的栋梁之才损失待尽，陈奇瑜被贬，熊文灿被斩，孙传庭入狱。这是年轻的崇祯用人的战略所导致的结果。
1639年，当李自成再一次从山中走出来的时候，发现熊文灿已经成了冤死之鬼，这不由令他欣喜若狂。于是李自成再次组成了自己的军队，吸收了李岩、宋献策、牛金星等知识分子，洗去了农民军固有的匪气，一股天将降大任于斯的气势，目标直指紫禁城中的蹯龙宝座。
【五 崇祯的难处】
1627年崇祯的哥哥天启皇帝死，本来这该是朝廷庄严哀悼的时刻，但老百姓们甚至包括绝大多数朝庭官员在听到这带来无穷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