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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历史中的智慧-向历史借iq-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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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通俗小说《五虎平西前传》和《五虎平南后传》,写的便是狄青抗西夏、平南蛮的故事。只是加进太多神话,又是王禅老祖、又是达摩道人、又是荷花池降妖等等,加了太多水分,精彩有余,题旨倒被淹没了去。

智慧悟语:美国演员寇克·道格拉斯讲过一句颇有智慧的话:“我的孩子们永远得不到我得到过的福份,我出身贫穷。”

不是么?英雄不怕出身低,别在意你来自哪里,重要的是你给自己什么样的锻练和修为。

42。臣强主弱说寇准

北宋时期,宋、辽两国交战频繁。公元一○○四年秋,辽军大举进犯,兵临澶州城下。

个性怯懦的宋真宗听了臣僚们的建议,一心想要南逃金陵避难。此时,宰相寇准力排众议,态度坚定地说:“为皇上献南逃之策的人,其罪可杀。如果大驾亲征,一定可以破贼。皇上只能前进一尺,不可后退一寸!河北官军日夜都盼着皇上亲临鼓舞士气,如果我们往南走几步,那么军心崩溃,敌人一攻过来,陛下就是想偏安金陵也恐怕到不了。”

寇准说得义正辞严,而且又是二朝元老重臣,宋真宗只好勉为其难,御驾亲征。

前方将士一看到辇舆亲至,都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契丹震骇……这一战,果然打退了辽军。随后,双方相持不下。辽国派人谈和,宋真宗贪图苟安,便告诉使臣说:“如果能以钱财解决,那是最好了,汉朝也有赐玉帛给单于的往例呵!”后来,便以三十万钱财达成和议,签下中国与外夷的第一次条约,史称“澶渊之盟”。

当宋、辽二军相持不下之时,寇准曾主张,趁敌人深入、后援不继之际,迫其称臣和收回幽蓟失地。他告诉真宗说:“如此可保百年无事,不然,数十年后,辽军又会有犯界之心!”但真宗却说:“数十年后,自然会有捍卫疆土的军士,还是谈和了。”寇准眼见皇上大计已定,坚持不过,只得依从。

宋真宗派使臣曹利用谈和时,给了一个谈判上限,就是百万两之内皆可答应。可是寇准私下却警告曹利用,如果谈判超过三十万,一定将他斩首。曹利用后来跟辽军讨价还价,终以每年送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达成和议。

澶渊之盟后,宋真宗对寇准论功行赏。谗臣王钦若进言:“澶渊之役,有如城下之盟,只有耻,哪有功?”又说:“寇准好赌,而好赌之人都喜欢孤注一掷,皇上被他当成孤注筹码了。”后来,真宗逐渐疏远冠准,并将他二度贬官。臣强主弱,此后宋朝是再怎么扶也扶不起来了。

智慧悟语:哲人格拉辛说:“要在你自己之中混合鸽和蛇的成份,才能够免受到伤害。”

着眼于一时和平的假象,是无法终止战乱和纷争的。适当的危机处理在于正确认知自己所拥有的“能量”,并将能量全部释放出来!

43。“变法”先“变人”!

“澶渊之盟”后,宋朝传了四代,由神宗主政。因为承平日久,社会上充满了“太平病”,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故启用王安石为相,主导熙宁变法。

王安石一上台便百政同时并举,又是青苗钱、又是免役法、又是市易司……仿佛一切“大有为”之事,全都迫不及待推出。

但变法毕竟非一人之力所能独当,熙宁变法功败垂成便是与王安石的个性息息相关。

王安石是个爱唱高调的人。有一次神宗问他:“唐太宗如何?”王回答说:“唐太宗算老几?要嘛就效法尧舜!”可见这一脚踩在云端上的“大志”有多不切实际!

王安石个性上的另一毛病,就是狂妄跋扈,所有不同的意见全被视为“流俗之见”、“唱衰之言”。大臣韩琦上书指摘变法“使农怨于畎亩,商叹于道路,长吏不安其职。”王安石的儿子知道变法受阻,竟建议他:“将韩琦等反对人士的首级砍下来,悬在闹市,不就得了!”也可见子承父“气”。所以新法之败,不在于立意和制度,而在于人谋!

自古以来,才智之士总有特立独行之处。这种特质如用在文学、艺术的领域,那人格与文格或可分离相看。一旦涉入众人之事的政治范畴,便会立时充满矛盾。

王安石的人格特质可用八个字概括:“志大意骄,我行我素。”这一点,可以从他生活上的小细节看出端倪。

史载王安石是一位极为邋遢的人,不但不喜洗澡,就连衣服也不常更换。身上经常散发出一股怪味道,薰臭难闻。苏洵在《辨奸论》一文说他“衣臣虏之衣,食犬豖之食,囚首垢面而谈诗书”便是指责他的卫生习惯,当然这“奸”是用得重了。

不过,王安石的人格缺憾倒不影响文学上的成就。他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文造诣仅次于苏东坡,是持平之论。有名的诗句如《泊船瓜洲》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明妃曲》的“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著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一代文豪没事跑去变法,结果不胜感慨应是可以预期。

智慧悟语:台湾《天下》杂志创刊号封面标题:“乱世新领导──人格、真诚、理想。人格优于能力,真诚优于策略,理想胜于才情。”在狂妄之前,我们不妨静静想想这句话的真意!

44。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北宋一朝以文治国,造成结构性的国势衰弱,但文学、艺术却臻于极境,贤人与君子辈出,其中,被朱熹誉为“天地间第一等人”的范仲淹,便是宋仁宗时代的贤相。

范仲淹二岁时,父亲病逝。家道中衰之后,喝粥度日,但他却自勉为颜回,居陋巷而不改其志。曾为诗抒怀:“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游学南京期间,有人送来美食,他婉谢说:“我已习惯过喝粥的日子,一旦享受美食,日后怕吃不得苦。”当官之后,生活也毫无改变。

范仲淹在当兴化县令时,有鉴于长江北岸经常泛滥成灾,曾亲率数万民夫,一马当先卷起裤管合力筑堤,时人感激他,命名为“范公堤”。

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上了一道《十事书》,锐意改革内政、经济和边防武备,奠下了后来王安石变法的基础,史称“庆历新政”。虽然功在朝廷,但因个性耿直,得罪众多权贵,三次被贬。离开京城后乃忧国忧民,在《岳阳楼记》中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名垂千古。

后人读《岳阳楼记》皆知范仲淹的文学造诣,误以为他是以文章传世。其实,范仲淹在政治、军事、财政上的成就,远高于他在文学上的贡献。可以说,少了范仲淹就不可能有宋仁宗在位四十年的鼎盛王朝。

范仲淹的正直敢言,事实上是比包龙图还激进的。他曾上书刘太后还政给仁宗而犯颜力谏,群臣都说他不识时务,但他却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回应。对太后如此,查办那些贪官污吏当然下手更是毫不留情。

元初文学家王恽游开封时,见知府碑上刻有范、包二人的名字,曾为诗说:

拂拭残碑览德辉,千年包范见留题;

惊鸟绕匝中庭柏,犹畏霜威不敢栖。

此诗以“霜威”形容二人,“惊鸟”比喻贪官,可说恰如其份。但后世也只见包拯、不见范仲淹,是有些轻重不分的,希望这篇短文能为范公“平反”。

智慧悟语:日本战国时代的大将上杉谦信有一首遗偈:“四十九年,一睡梦;一朝荣华,一杯酒。”

这是对生命短如蜉游,和荣华富贵终究成空的体悟。所以,追求生命中的光与热,何妨轰轰烈烈地放手一搏。

45。摆错位置的皇帝

宋徽宗赵佶即位之后,性喜声色珍玩,大臣蔡京投其所好,便告诉徽宗:开封四面无山,若在京城东北隅盖座假山,一来风水对了,可以多子多寿、皇权永固;二来造山的石头用的是江南太湖石,玲珑有致,再加上奇花异草当典景,就更美不胜收、直比江南。

这座假山,费时十数年才建造完成,史称“艮岳”。

《宋史》记载:宋徽宗派大臣朱面力成立苏州奉应局,专事搜括民家可堪赏玩的木石,看上了就盖上黄布幔,上写“皇帝御用”,然后叫主人妥善保护,如有毁损或出言埋怨,就治大不敬之罪。运走时,便拆掉房屋和墙篱,以巨舰装载,为了运送顺利,往往须凿河断桥、毁堰拆闸。这些“花石”一路沿江北上,好不风光;可两岸却是荒芜的村落和涂炭的生灵,百姓的眼泪与运河上舳舻激起的浪花,在夕阳映照下形成强烈的对比。

“艮岳”只维持了十数年,徽宗还没来得及享用,便被金兵抓到北国,病死在土坑了。

宋太祖赵匡胤崩殂之时,为后代皇帝定下了“以文治国”的方针,代代相传,到了徽宗,果真是文弱不堪。

徽宗每日在宫中填词、作画,就连被掳北去的路上,在凄风苦雨中还不忘填了一首《眼儿媚》词。

据载,徽宗在朝时,曾亲自主持画院,网罗画家。有一次,他出了一道题目“乱山藏古寺”让画家作画。很多人都画出一座深山中只露出一角的寺庙。但被赵佶看上的,是一幅在荒山之中插了一根佛寺幡竿的画。徽宗认这才是“藏”的境界。可见赵佶的艺术涵养是非同等闲。

后人耳熟能详的画题:“踏花归去马蹄香”和“野渡无人舟自横”,也都是他独树一帜的美谈。他甚至曾命制陶的窑匠,要他们做出“雨过天晴云破处”的瓷器来。

宋朝传诸后世的文字和艺品,是极其辉煌的;像“清明上河图”便是著名的画作。但宋朝也是历史的一次恶作剧,至今回首,仍不免觉得它的苍茫和唐突……

智慧悟语:黎克特说:“艺术不是生活中的面包,而是酒。”

一个领导者身上所肩负的是“责任”,因此必需认清两者的“比重”。否则,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你就得衡量付出的代价!

46。昏德公与重昏侯

北宋靖康元年,金太宗派宗望和宗翰二员大将率兵攻打宋朝。

太原城破,金兵一路南下到了黄河北岸,宋军以十二万步兵和一万骑兵布防南岸,因为金兵不善舟楫之术,不敢强渡黄河。到了夜里,金兵便虚张声势,打了一夜战鼓,杀声震天。南岸宋军一听到对岸鼓声、杀声,以为金兵攻了过来,纷纷弃甲逃命,十三万宋军未战先败,金兵于是轻易渡过黄河这道最后的屏障,直取汴京。

靖康二年(西元一一二七年),宋徽宗、钦宗连同后妃、宗戚、官吏共三千人被掳北去,京城中的大量金银财宝和珍贵的古玩文物,也被搜括一空。史称“靖康之耻”。

北宋最后一个皇帝──徽宗,是历史上有名的“艺文皇帝”,一手“瘦金体”书法至今仍为人称颂。可惜生错了时代,摆错了位置,最后惨死北国。

史载,徽宗被掳北上之后,到了金朝京师会宁府时,金人举行了献俘仪式,命二帝和后妃、太子、公主、皇室宗亲都穿上金朝百姓服装,缠头巾、披羊裘、裸露上身,押到庙里行“牵羊礼”。金人又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封宋钦宗为“重昏候”。

朱皇后因经常受到金兵调戏,又加上如此奇耻大辱,当夜便自杀死了。倒是徽、钦二帝还厚颜事仇,有时金军官兵饮酒作乐,便命他二人侍立一旁,后妃陪酒唱歌助兴。有时徽宗自怜身世,放声大哭,被金人听到了,就招来一顿鞭打。徽宗就这样忍辱含悲,五十四岁时,终于病死北国。

一个明明应该当“文化局长”的人,却生而为皇帝,又弄不清自己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这是宋朝的不幸,也是民族的不幸!

智慧悟语:如果我们专注于某一件事情上,那么我们就能更加优越。

问题在于该专注在哪一方面?不能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常会遭受失败的打击,结果悲痛和屈辱常会跟随而来。

47。梁山泊的掌声

北宋时期,连年兵乱,财政负担甚重。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广搜民财。苏东坡曾评说:“十余年间,民因欠青苗钱至卖田宅,雇妻女,溺水死者,不可胜数……”直至北宋末期,宋徽宗一脉相承,使农怨于畎亩,商叹于道路,官吏不安其职,百姓怨声四起。

于是在徽宗宣和年间,宋江揭竿起义,转战于山东、河南、江苏、安徽一带。《宋史纪事本末》说:“宋江起而为盗,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掠夺十郡,官兵都不敢与他正面交锋。”后来有人上书建议:“宋江必有过人之处,干脆下旨赦免其罪,让他参加征剿的行列。”后来,徽宗派张叔夜招降,才平了这一场水浒好汉的乱事。

所以,正史上宋江起义是确有其事的,只是规模不大,人数不多,但却个个武艺高超,才会一度所向披靡。相对也突显了宋徽宗时期,政府无能和官逼民反的时代背景。一个国家积弱至此,也难怪会有“靖康之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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