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苏三国演义-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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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根据他与罗伯特墨菲的分析回答说：“我们应该通知苏联当局，我们将在某一特定日期开进一支武装护运队，配备有工程器材，以克服苏联代表似乎无法解决的技术困难。在我看来，这样一支护运队遇到武力干预，继而发展成为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艾奇逊主张采取空运方式，认为陆路运输的办法行不通。他说：“空运的选择是正确的，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美国坚持权利的毫不动摇的意向，同时给予俄国人在‘要么不加干涉，要么发动一场空中袭击’两者间进行选择的机会，而后者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一种毁灭性的反应。”

墨菲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进行空运说：“采取空运的方式是放弃我们在柏林辛辛苦苦挣得的权利！”

“这种说法是愚蠢的”，艾奇逊拍案而起，“这不啻是说，听到一个武装匪盗的命令而举起手来，是放弃你辛苦挣来的权利！是投降！”

杜鲁门挥手制止文武大员的激烈争论，冲着克莱询问采取陆路运输到底有没有危险。克莱回答说：“苏联会设置障碍，接着就会用军队来阻止武装护送！”

马歇尔认为这无疑会引起战争，他忧心忡忡说：“要是我们手头没有什么牌好打出去，那我们就等于在玩火！”

众人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一时都苦无良策，克莱突然两手用力一拍，献上一计：“我们可联合英、法两国，用大量飞机进行空运。天空是无法封锁的，除非俄国人决定发动战争，一般不会攻击美国的飞机！”

众人齐声叫好，杜鲁门拍案而起，挥手决定：“此计可行！”

空军参谋长范登堡连连摇头说：“如将美国大量飞机集中用于柏林空运，万一发生敌对行动，可能全部被毁，我们的损失就太大了！”

杜鲁门思考再三，认为空运比陆运风险小一点，决定实施大规模空运，又调兵遣将，既准备同苏联人打，又力争谈判解决。

杜鲁门一声令下，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空运开始了：数百架Ｃ—４７、Ｃ—５４型运输机，载着粮食、煤炭、布正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日夜不停地飞往柏林上空，来往不停，川流不息。

斯大林对美国采取大规模空运非常恼火，却又没有足以制服美国的良策。　　１９４８年９月的一天，斯大林终于想出给美国沉重打击的两条计谋：一是宣布要在美国空运航线上进行空军演习，二是放出德国共产党要在西柏林搞暴动的消息。

杜鲁门接到美国副国务卿洛维特的报告大吃一惊，认为美苏围绕柏林的局势空前严重，战争一触即发，急找文武大员商议计策。

美国官员认为苏军还没有摆出与美国大打的态势，就一面向欧洲增派可投掷原子弹的美国轰炸机，一面向苏联表示愿意谈判解决柏林危机；没有解决问题前，照旧向柏林实施大规模空运。

在紧急关头，杜勒斯命国际新闻社的欧洲总经理金斯伯里史密斯向苏联外交部发去一封电报，请斯大林回答四个问题。

斯大林借此机会，向美国发出微妙的信号。

史密斯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苏联政府是否考虑同美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任何一方都无意向对方发动战争？斯大林顺水推舟回答：“苏联政府准备考虑发表这样一项声明。”

史密斯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苏联是否愿意同美国一起采取逐步裁军的措施来贯彻这一声明？斯大林简短地回答：“当然。”

史密斯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斯大林是否愿意就发表声明问题同杜鲁门磋商？斯大林巧妙地答称：“我并不反对举行这样一次会见。”

史密斯提出的第四个问题是，如果在举行一次外长会议讨论整个德国问题之前，美、英、法同意不建立一个分立的西德国家，苏联愿意撤销对柏林的交通限制吗？斯大林提出条件说：“只要盟国接受苏联对这个问题所提出的条件，并撤销对苏占区交通的反限制，苏联愿意这样做。”

杜鲁门认为这个插曲是莫斯科发出的一个小心谨慎的信号：莫斯科愿意解除封锁，但是要有代价。便让国务卿艾奇逊于１９４９年２月２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贬低斯大林的倡议，但向苏联发出信号：如果苏联想进行认真的谈判，就应当利用私下渠道。

２月２５日，美苏驻联合国代表杰塞普和马立克在安理会见面了。杰塞普有意和马立克搭话，询问斯大林答史密斯问时没提德国币制改革，是否含有重要意义。

一个月后，马立克请杰塞普到他的办公室，寒暄之后神密地告诉他的美国同事说：“斯大林不提币制改革并非出于偶然，币制问题是重要的，但是它可以在外长会议上讨论。”

杰塞普眼珠一转又提出新问题说：“这是否意味着要在解除封锁之后呢？”

马立克故做令人高深莫测之态说：“过去并没有人要我问这个问题。”

杰塞普见马立克网开一面，立即紧追不舍：“那么，你现在为什么不就去问一问呢？”

马立克笑而不答，向莫斯科做了汇报。不到一个星期后的３月２１日，马立克接到斯大林的指示，约见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杰塞普告诉他：

“莫斯科的答复来了，说是如果能够确定外长会议的日期，封锁就可以在外长会议举行之前解除。”

杰塞普得到这个回答如获至宝，兴冲冲就要告辞而去，马立克却伸手相拦道：

“请留步，现在轮到我提问题了——你们会把西德政府的筹建工作，推迟到外长会议以后进行吗？”

杰塞普根据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指示回答说：“我们希望继续进行筹备工作，但是，既然筹备工作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筹备工作就不是顶重要的了。”

经过艰难的谈判，美、英、法与苏联终于在１９４９年５月４日达成协议，同时解除对对方的封锁，柏林危机遂告结束。

然而，冷战之风越刮越紧，美英法先在柏林的西方占领区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苏联则在苏占区宣告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土地上从此出现了两个国家。

为打击苏联，争当世界霸主，美国对德国、日本由打击限制转为扶植拉拢，一方面与西方国家签定《北大西洋公约》，另方面悍然与日本签订片面和约，把日本拉人帝国主义阵营。到５０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正式形成。

与此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建立“欧洲九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发表《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明确指出世界已分裂为两大对立阵营；为警惕美国扶植的德国法西斯力量再起，苏联与东欧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双边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经济上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特别是新中国的诞生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欧亚社会主义国家连成一片，出现了两大阵营对峙的新格局。到１９５５年成立“华沙条约组织”，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结为一体，成为与帝国主义阵营对抗的强大阵营。

两大阵营的对抗一度演化成著名的朝鲜战争，朝鲜停战后，两大阵营的对抗仍贯穿于整个５０年代，演化发展出许多惊心动魄的国际斗争，这正是：

热战方罢冷战兴，列国百姓难安宁。

阵营划分明界限，美苏相斗争为雄。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旁敲侧击　美利坚试探新中国

用心险恶　杜鲁门毒施挑拨计

话说毛泽东、周恩来对战后初期形势清醒地分析之后，新中国一成立就向全世界庄重地宣告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就是“我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要“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毛泽东以世界最强音宣称：

“新中国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我们把他们当作普通侨民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

杜鲁门看到国务卿艾奇逊送来的新中国外交公告暴跳如雷，大骂斯大林不止，认为斯大林是实际上的罪魁祸首，他杜鲁门必要报此奇耻大厚，把苏联和中国一起收拾，统统消灭，方解他的心头之恨。

艾奇逊和前任国务卿马歇尔看杜鲁门如此大动肝火，也急得抓耳挠腮。这两个颇有威望和外交手腕的国务卿，都被视为美国的骄子，但却都败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手下：马歇尔调处国共战争失利，丢失了中国大陆；艾奇逊冒险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但却被毛泽东几篇文章批得体无完肤，在全世界丢尽了脸面。因此，这两个鼎鼎有名的美国国务卿，在暴跳如雷的杜鲁门面前，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苦涩滋味在心头，一时在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面前，也束手无策。

艾奇逊、马歇尔毕竟是久经沙场的外交老将，他俩对苏联和中国知之较多，尤其对斯大林、毛泽东做过一番深入研究，认为从中苏两国的历史渊源，从毛泽东、斯大林的经历和作风分析，绝非铁板一块，便向杜鲁门建议在中苏间挑拨离间、兴风作浪。杜鲁门恍然大悟，便吩咐艾奇逊依计而行。

于是，艾奇逊组织一班智囊绞尽脑汁，起草了一份美国对亚洲政策的讲话稿。艾奇逊如获至宝，便发表讲话，先以世界金元帝国的雄厚实力对中国百般恐吓，然后又摆出中国人“老朋友”的姿态，甜言蜜语拉拢说：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中国人只能在亚洲以及亚洲以外，给他们自身和他们的朋友带来严重的困难，中国不是应该从苏联，而是应该从美国得到贷款援助，美国人是愿意通商的，但中国必须不抱敌意，要一如我们的祖先过去所为。”

毛泽东、周恩来看了艾奇逊这篇奇文，明白美国人意在挑拨中苏关系，而斯大林对中国能否坚定地向苏联一边倒心存疑虑，中国必须毫不含糊地表明立场，毛泽东便让周恩来义正辞严地驳斥艾奇逊的奇谈怪论说：

“对美国的所谓援助，中国有自身的经验，这就是几百万人的死亡，就是民族自由和权利的丧失。美国对新中国内外政策的恫吓早已过时了，亚洲人民自己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来处理。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应当由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帝国主义者例如艾奇逊之流，来加以干涉。”

杜鲁门被驳得哑口无言，感到绝望了，但艾奇逊、马歇尔仍不死心，马歇尔搔着满头银发，劝杜鲁门不要过份悲观，从他在中国当特使调处国共矛盾期间与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触来看，毛泽东、周恩来是堂堂正正的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不可能久居他人之下，事情完全有转机的可能。

于是，马歇尔便谈起，日本投降后，毛泽东、周恩来欲来华盛顿谈判中美关系问题，不巧写给美国驻华军队总司令魏德迈的信，阴差阳错落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手中，此事便被反共专家赫尔利阻挠，其后美军陆战队在烟台、秦皇岛、青岛强行登陆挑衅，遭到八路军迎头痛击，美国军舰只好撤出中国大陆，从而失去了与中共拉关系的机会。现在中共已占领大半个中国，为对付苏联，美国也需要和中共政权再拉一拉关系，但机会瞬间即逝，很难再现，杜鲁门为此绞尽脑汁，一时无计可施。

不久，机会终于来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国务院发来报告：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日，中共占领了东三省的最后一个中心城市沈阳，当日成立了沈阳市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领导人陈云任军管会主任，伍修权和陶铸为副主任，同时任命朱其文为沈阳市市长，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向美国当局请示处置方策。

杜鲁门询问国务院对此事的态度，代理国务卿艾奇逊说，中共政权对美国外交使团的态度现在还不明朗，应当把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当作在中共解放区保留美国领事馆的一种尝试。

杜鲁门认为美国国务院的意见有道理，认为应该摸清新中国的底，便让国务院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回电，正式批准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为保护美国公民和美国的商业利益，设法以非正式和私人交往的形式，与中共地方当局建立起有效的工作关系，扩大美国对中共政权的影响，不便中共政权落入苏联人的控制之中。

瓦尔德接到司徒雷登转发的美国国务院的指示电感到很头痛，知道这是个极难干的差事，有很大风险，但又想到他被国务院选中，即将成为第一个与中共政权打交道的美国外交官，又感到十分荣耀，便高高兴兴做种种准备。

１１月３日，瓦尔德接到沈阳市政府送来的朱其文就任市长的通知，瓦尔德觉得是个好兆头，急忙起草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期望并确信能与（朱）先生建立亲密关系”，瓦尔德让秘书恭恭正正抄好，派参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