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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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她从宜宾带到重庆，托袁尊一继续培养她入党和介绍工作。1947年2月，袁尊一正式介绍谢以思加入了地下党。为了便于掩护和抚养好王璞与左绍英烈士的女儿小凯渝，党组织要求他们结婚成家，这样在这年的4月，袁尊一与谢以思成婚。袁尊一新婚后仍住在贫民院，虽然他们的生活还是那样清贫，但为了抚养好烈士后代，夫妇俩尽力尽力，妻子谢以思还把前夫何泽民同志的一大笔存款交给了党组织，作为支援游击区武装斗争的经费。1948年8月12日那天，袁尊一就是到重庆临江路占家巷解中公寓去与华蓥山武装起义负责经济工作的何忠发同志（烈士）接头交党费而被叛徒出卖遭逮捕的。那天，他身上带了一两黄金的党费。不幸被特务搜走了。
被捕前的袁尊一，除了做共地下党川东临工委和临委书记王璞的交通员外，他还是一位优秀和杰出的地下工作和武装斗争的组织者。1946年初至1948年8月，在袁尊一被捕前的两年多时间里，他领导了江北县明月、统景等地下党组织，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当时的重庆是国民党的老巢，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特务遍布，军警林立之区，敌我之间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和激烈，也很残酷。由于袁尊一牢牢掌握党的“统战”法宝，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党性强，地下斗争艺术高超，不断壮大了明月、统景等地区的党组织，狠狠打击了当地敌人的嚣张气焰。被捕后的袁尊一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地保护了党，保护了同志，使明月、统景地区的党组织，党员平安无事。尤其是袁尊一掌握了一批川中共东临工委留下的经费和电台等设备，使得这些经费和通讯设备在后来迎接解放军解放重庆起到了积极作用。
袁尊一烈士是一位党性观念强、政治素质高的党员。他在被捕前的两年中直接发展的6名党员个个都是经得起考验的优秀和坚强的共产党员，其中有一个还被打入到敌人“中统”特务机关的某地区负责人，该同志后来为重庆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袁尊一烈士平时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用自己的行动和年轻的生命践行于忠诚党的事业的真实写照……
袁尊一，让我们铭记这位烈士的英名及其他的革命事迹吧！让我们以同志的名义，同时也记住因他而早逝的3岁女儿袁晓华及蒙冤病逝的妻子谢以思的名字。
四
薛传道，又一位28岁牺牲在“11·27”大屠杀的革命志士。因为他生前有个非常特殊的公开身份——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所以关于他的“革命烈士”身份屡受置议。
发生在薛传道身上的事，有不少“红白”巧合颠倒：1949年7月27日，他在监狱里得知自己已被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开除的消息。当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还刊出了开除他的新闻报道，指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薜传道在重庆组织‘活力社重庆分社’从事反文化活动，参加共党，鼓动学潮，经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查明属实，应如何议处此案，决议薜传道永远开除党籍。”4个月后的1949年11月27日，薛传道与其他100多名渣滓洞难友被凶残的国民党特务们杀害于监狱之中。
1949年12月12日，香港《大公报》特意刊发了《薜传道先生烈士事略》的“代悼词”。全文如下：
薜传道先生，生于公元一九二一年，原籍上海，父经商，家本小康。薜先生已家道中落，故先生之历世，无异为一部奋斗史。六岁受书，十六岁时，国立中央工校成立，杜沪招生，乃考入土木科肄业。抗日军，入学一月即只身随校西迁。时先生在同学中年最少，天资聪慧，为一校师生所爱重。以家境清寒，复沦战区，生活异常艰苦，师友均乐为之助。先生愈益奋发，半工半读，孜孜不倦。肄业三年，考入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复攻土木，课余并发起组织活力社，互以革命救国相淬励。又二年，以经济情形过于艰窘，被迫休学，暂到云南滇缅路工程处及贵州农工学院服务，前后两年，公余读书，未常稍懈。一九四二年转入交通大学土木系肄业，一九四四年冬，投笔加入青年军，迨日寇请降，以青年军日趋腐败，乃慨然退伍，回中工校任教，并兼秘书。一九四七年与商育辛女士在渝结婚，感情弥笃。先生聪明过人，作事明快，除对土木工程有深邃研究外，并擅文章，下笔千言，顷刻立就。先生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曾主持办理“科学与生活”月刊，至第八期被封（该月刊社副社长成善谋先生于同年十月遇害蒙难）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沙坪坝中央工校办公室被捕，夫人商女士幸获保释。先生终遭严刑逼讯，当局以组织活力社重庆分社，参加共党，鼓励学潮加罪，并将党籍永远开除。是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解放军迫近渝市之际，在磁器口渣滓洞“政治犯”监狱内，与数百志士同时殉难，年仅二十八岁。
薛传道，中央工校土木工程教授，一位具有政治信仰的典型爱国知识分子。入狱后，有一次特务分子对他用电刑达七小时之久。他的一位同事回忆说：“据后来他太太告诉我说，他薛传道承认自己加入过共产党，并供出了几个到了解放区去的朋友。由于他所供出的人都不在敌占区，所以没有什么人受牵连。他太太同时被捕后，因不承认知道其丈夫的行为，并当时有孕临产，故获得取保外出。薛传道生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革命阵营里的人对他知之甚少，不过我们可以从他生前发表的一些文章来看他的思想追求和政治抱负。他在《世界日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寻求新的教育思潮》文章，便是一例：
我常以为，中国的问题，看到底还是“贫”和“愚”二个字。救贫有赖生产的提高，医“愚”须待教育的普及；提高生产和普及教育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途径。至于怎样才能使生产提高，怎样才能教育普及，那就牵涉到很多方面，需要从很多方向去研究。
说到教育，现在中国教育的情形，实在太不令人满意，不但广大的人民至今还没有能享受基本教育的权利，就是千幸万福已经进入学校的也未能真正得到教育的益处。数十年来零乱的教育制度，笼统的教育宗旨，留于中国教育界的可说只是一片荒无而已，这中间固然也有着不少赤诚献身教育的忠贞之士，凭其长期艰苦的耕耘，创造了若干点滴的成就，可惜人数有限，步调又未一致，并没有能真正表现出多少巨大的力量。频年战乱相寻，河山焦烂，使这一代中国人受着历史无情的磨难，这正是近百年来新教育的恶果。假如我们希望中国早日进入一个自由、平等、康乐的社会，我们就不能再让这样破产的教育，苟延残喘地继续拖下去；时代是不停留的，它不会等待落伍者，墨守成规、安于现状，那只是一条死路；唯有打开新的门径，才能找新的希望，横在今天中国教育家或从事教育者面前的首要课题，应该是掀起一股崭新的教育思潮。
“思潮”二个字粗看好像很抽象，实际是很具体的，它是时代的产物，是社会的反映，在某一个时代某一种社会有某一类的思潮；换一种话说思潮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演进的，决不是一种空洞无所寄托的观念。“教育思潮”是整过（个）时代思潮的一环，当然也离不开时代和社会，两个基本因素；同时因为教育是一种承前启后的工作，它对于时代和社会更负有一种诱道（导）的作用；这是说教育思潮是应该追随时代，推动时代，适应社会，改造社会而具备种种连（联）系性和变化性。比如：封建制度日形崩溃、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时期，教育方面即有所谓“人文主义”的生产，德国的爱拉斯摩，英国的阿斯坎，法国的拉布立都是阐述这种思潮的学者。这种思想对于摧废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曾尽了很大的力量，但是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潮确渐渐的变成了“过时”，因为它原来是排斥中世纪流行的非实际的寺院教育，但结果流于侧重希腊文、拉丁文、只令学生诵古语、玩古典、记神学，而依然脱离了实际的生活，这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社会需要是不相容的；于是“实利主义”的教育思潮便应运而生，配合着哥白尼地动说树立的自然科学的新基础，培根首先举起了实利主义的旗帜，高呼“知识即力量”，猛烈地袭击社会上的偏执，独断迷信的偶像；夸美纽斯，总之而提出教育原理应顺从自然的主张，一时风声所向，群起响应，法国的孟坦、德国的拉托克、美国的陆克，莫不都是这一派的人物，他们认为教育的方法须顺乎自然，注重实用；教育的目的要使人立于社会上自管其生活、自殖其财产、自谋其识（职）业，以全其人类及市民的本务；教育必须挣脱传统的宗教羁绊，抛弃古典古语的教授，代之以mother Tohgue就是大名鼎鼎的卢梭，也没有跳出这个实利主义的圈子，其中原因无非是由于整个世界正在按照资本主义的模型去改造，人与人的关系只结合在功利上面，实利主义的教育即以传授日常生活所必须的知识技能为目的，当然最适合于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然而等到资本主义盛积而社会渐渐的陷入彷徨不宁的时机，人们想找另一条新的出路，因此就有所谓“新人文主义”的渐次抬头，其代表的就如提倡“改善吾人的动物性”使行为臻于高尚的康德，如认定“教育的目的在使人类平均调和发展其天赋各种能力”的裴斯泰洛齐，又如以为在“教育上应发述儿童的知识，使能判断善恶，陶冶意志，以养成为善去恶的习惯”的赫而巴特以及主张“养护儿童使之自由发展，以自识其本性服从其本性”的福绿裴而，都是教育史上杰出的人物。从人文主义转变到实利主义，再转变到新人文主义的这一段史实，正是说明教育思潮追随时代，推动时代，改造社会而具有种种联系性和变化性的最好例子。所以要寻求中国目前新的教育思潮，必须先分析近百年来中国教育演变的历史和当前中国社会具备的特质，才能抓住要点，得到确切的答案……
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这是旧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基本信仰，他们在这种进步思想的引领下，有人开始接近中国共产党，并且成立自己的进步团体，来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斗争。薛传道就是这样的一位知识分子。然而，他在为了追求革命真理和教育救国的道路上英勇牺牲后的几十年里，却受到了不白之冤，尤其是“文革”期间，他被戴上了“国民党大特务”的帽子，受尽了政治上的污辱。薛传道的亲和亲属们也因为他的缘故，几位在部队工作的侄女侄子，还有其他兄弟姐妹，皆因他株连而或提前转业复员，或从干部岗位上被揪下台，饱受政治凌辱。与他一起参加地下工作的妻子商育辛，更是因为丈夫的原因，几度被逼成疯。在红岩革命历史纪念馆里，我看到了薛传道的岳父、商育辛的父亲商荫荘老人在解放初期写的一份声讨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的“控诉书”，内容催人泪下：
……“中美合作所”（这个响亮刺耳的名词），当初我总以为是关于经济合作等类的机关，绝不想到这是一个由美帝和蒋匪帮用世界上最残忍的刑具和最厉害的杀人武器，残害我国革命青年和共产党人的杀人合作所，更不会知道这个合作所是惨绝人寰、使人不能置信的“人间地狱”，尤不会料及在那里曾杀死了我的大女婿、迫害了我的大女儿的血腥地方！
我的大女儿叫商育辛，大女婿叫薜传道，他俩一块儿在重庆国立中央工专教书，因为他们的政治认识比较清楚，思想比较进步，对美帝和国民党反动派常表不满，他们凭着青年人的热情组织了“活力社”这样就引起了美帝和蒋匪帮的注意，这样就被抓进中美合作所里去。当1949年4月我们的百万雄师横渡大江的晨光，重庆的形势随着严重，在5月25日的晚上，我的女儿和女婿，正在校内的小家庭里度着美满甜蜜的生活，重庆警司令部大批武装突然间把学校包围，又突然间把他俩抓去，马上送到所谈中美合作所里去。当晚我的女儿就在阴森森的、黑沉沉的一个庙里度过。在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中，我的女儿开始尝到了美国刑具的滋味，这样死去活来的严刑询问了几个月，她吐血了，本来她已有五六个月的身孕，到这时是再也不能坚持下去，而且不久就要生产。匪特们为这，才叫我女儿女婿所在的工专校长出面保释，说等孩子生出后再关押。我女儿因饱受严刑，即发生难产，好不容易由医生施用手术，母子才得以安全，就在这时重庆解放了，我女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