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第5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来，凝视窗外，久久不发一语。我怕碰钉子，赶忙辞出，言不由衷地回答几声“那很好，那很好……”我回去向戴笠报告，他听了不作一声，很久才说了一句：“共产党人的可怕，就是在这些地方！”
1946年3月4日，囚禁5年多的叶挺终于获得自由。这时他已长发披肩，胡子齐胸。行前，他拢着长须，对长期看管他的特务沈醉说：“过去你几次劝我剪掉它，我没有答应，现在我要自动把它剪下来，把它好好保存起来。”说完，叶挺发出爽朗的笑声，登车驶向他早已向往的中共代表团驻地驶去。
叶挺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他的重新入党申请。此时在延安的毛泽东，亲笔修改了的电文这样回答叶挺：
亲爱的叶挺同志：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和欢迎
4月8日，中共历史上发生了一场大悲剧：叶挺与夫人、杨眉、阿九、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乘坐的从重庆飞往延安的飞机，途中不幸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于山西兴县黑茶山。为此，中共中央在延安为叶挺等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写了“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叶挺遇难的消息，悲痛欲绝，亲笔在《新华日报》撰文悼念：
希夷，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一出狱，你就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见面，你就提到皖南死难同志，检讨皖南事变，要我交涉继续放人。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保护人民队伍和释放一切政治犯而奋斗到底！
叶挺的英名和他的《囚歌》因此也被载入红岩革命史册。
二
说“红岩故事”中的那些英勇不屈的共产党人，我们不得不说罗世文这位烈士。除了他是一个反动阶级的的背叛者外，罗世文的另一个身份是他的特殊性——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这样一位党的高级干部，其惨死在敌人的乱刀之下，我们无法不对他表现深深的敬意之外，更多的是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党的高级干部的忠诚与忠贞情操。
以前，在我们熟知的“红岩”故事中，罗世文的名字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是因为他牺牲得比较早，他和另一位中共四川省委领导车耀先同志，被敌人杀害于1946年8月18日。关于这两位党的高级干部的狱中情况，像“江姐”、“许云峰”和《红岩》作者罗广斌等并没有在一起工作过，所以《红岩》小说里基本上没有涉及到他们。加上“文革”时，江青一伙人恶意将罗世文、车耀先等英雄诬蔑为“叛徒”，因此他们的事迹鲜为人知。
关于车耀先，我们在上面有所提及。他是刘国鋕、曾紫霞等同志的革命引路人，在此不再重述。而罗世文是不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对敌斗争的英雄，也许只有与他一起革命和在敌人监狱里蹲过的人才会真正了解。
《红岩》小说中有个“疯老子”，后来逃出了监狱，他就是解放后历任贵阳市委领导和贵州省领导的韩子栋。韩是有数的几个与罗世文、车耀先一起在监狱里生活过的见证人。下面是韩子栋在1972年回忆罗世文时的口述：
……罗世文、车耀先是被戴笠派去的特务抓逮的。俩人开始关在成都的一个院子。罗是苏联留学生，与大特务邓文毅、蒋经国在苏为同学，因此邓文毅想劝罗世文投降，但被罗拒绝。
到息烽监狱是1941年秋季，一同去的有30人左右。后来又从息烽监狱押到重庆，是1946年日本人投降后的7、8月份。到重庆途中，经过桐梓时因下雨，桥冲垮等修桥过程中，罗世文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我记得内容写得比较简略，不知周总理到底收到没有。到渣滓洞是这年的7月20日左右，关在渣滓洞二楼。当时我关在4号牢房，罗世文关在8号。只关了几天，特务传说罗、车在四川熟，关系多，想法要把他俩另押到一个地方。到了8月10号，突然听说要将他两人押南京，罗世文这时用了纸片写了道：‘此去凶多吉少，高举我们的旗帜。”这纸条后来由我传给许晓轩。许又给了文光甫，文在皮鞋内夹出去了。8月18日下午，特务们将罗世文和车耀先叫了出去，说是将他们送南京去。几天后仍没有回来，这时我和许晓轩、宋绮云等被押白公馆。在白公馆见一个姓杨的特务用的正是罗世文的脸盆，我们就怀疑起来，后慢慢打听到罗世文和车耀先已经被敌人杀害了……罗世文在狱中表现是好的，
韩子栋在同一日回忆时又补充道：
1941年秋季，罗世文和我关在一个牢房里，起初我对他是有很大怀疑的。原因是：一，当时我们关在一个秘密监狱，严禁修养人（这个监狱里的犯人的称呼）互通姓名及谈案情、讲身世。可是，在罗世文还没有押到之前，牢房里就传达出要从重庆押来一个大共产党的消息。这是我在这个监狱坐了七、八年中从未经历过的事，觉得这个消息很不正常。二是狱吏、看守在喊叫犯人时，一般都喊“番号”，不准叫姓名的，而看守则叫罗世文时不叫他的番号，反而经常客气地称他是“张先生”，这也是以前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三是外面给关在这里的共产党人送东西是不可能的，我从没见过有人给坚持立场的共产党员送来过东西。但罗世文却有人可以送东西给他。这也很不正常。后来时间长了，慢慢我了解清了，他罗世文确实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和成都《新华日报》社长。以后，我下决心弄清楚他在狱中的态度。我借机问他：“你打算跟他们（指监狱的特务们）做什么工作？”他听了以后真的很生气，真要揍我。还好，他没有揍我。后来我把怀疑的原因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罗世文的气才消失了很多。他告诉：他关在重庆时，邓文仪（他在苏联的同学）带了很多东西去看他，跟他谈他的出路和工作等。罗很生气地严厉痛斥了邓。说到为什么有人给他送东西一事时，罗说他也不知道是谁送的，不过罗说有可能他被捕以后，是周恩来同志向蒋介石提出了抗议，问蒋介石要人，这样可能他罗在监狱的处境得到了某些改善。罗还说到了为什么看守们喊他是“张先生”时，罗说这是他关在重庆时的化名。
监狱的斗争是尖锐的，是真共产党员假共产党，好像溶铁炉中烈火一样，很快就把假的化为灰烬，真的显出耀目的光辉来。牢里的残酷斗争，使我后来断定罗世文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忠于共产党的。在斗争中，我们彼此认识到，事实证明我们是为共产党而献身的。罗世文给我讲党史、讲长征，也讲到他在四川被张国焘关起来的事。讲西安事变时，说张学良不和周恩来商量就决定跟蒋介石飞南京，张学良到了飞机场，周恩来才知道，但已经来不及挽救了。我听到这里，一块块堵着我心上的石头，像是突的蹦了出来。讲抗战时，国内外的青年，纷纷奔向延安的动人情况，说的有声有色。在监狱里，是罗世文把我的精神鼓起来了，我觉得自己更有力量了，我病弱的身体，不知从那里又来了劲。于是，我也把自己的情况、监狱的情况，不厌其烦地原原本本地向他做了汇报。在我向他汇报的中间，大概他是用现身说法鼓励我，他给我谈他的家世，他是大盐商家出身，他的母亲为什么鼓励她的独生子参加革命等等。在罗和车来监狱之前，这个监狱里没有党的组织，是他发起建立了临时支部，他是支书，车耀先和我是支委。为了能坚持长期斗争，必须要争取发动难友们联合和团结起来。罗向我分析，在这个监狱里，释放的希望少到完全不可能，于是决定要和外面的党组织接上关系，然后在外面的党组织领导下，实行里应外合，集体越狱（暴动）。罗特别指示我做这个工作。
1944年左右，监狱头子周养浩，声称要叫一些“修养人”当工作修养人。去不去呢？许晓轩的意见是“不”。经过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况，如：在两三百个“修养人”中，共产党员只有十几个，再加其他政治犯也不超过30人，是少数。这样，敌人很容易把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完全孤立起来。支书罗世文遵照毛泽东同志对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的方针精神，决定在不附任何政治条件下，如果监狱看守叫我们当工作修养人，我们就当，这样对我们的狱中地下工作是有利的。后来罗世文自己就去当了监狱的图书管理员，他通过自己的认真工作，给监狱里的同志们提供了很多进步书籍看。
重庆谈判后，中共代表在政协会议上提出释放共产党员罗世文和车耀先等。我们知道这事后，罗世文对我说：如果你先出去，你就在重庆等我，我们再一同到陕北去。如果我先出去，我立即向党报告你的情况，党一定来找你的，你放心吧。这时的我，已经坐了19年牢了，我激动地向他表示了自己坚定忠诚于党的决心。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真的从监狱里逃了出来，而罗世文与车耀先同志却在我越狱之前就已经被敌人杀害了……
韩子栋于1947年8月18日从白公馆逃出，这一天正好是罗世文、车耀先的忌日。一年前的这一天，罗世文和车耀先被敌人残害于重庆松林坡的“戴公祠”。
龚浩然，另一位与罗世文一直坐过同一监狱的人。他这样回忆与罗世文的一段特殊经过：
1943年5月份，我被关在贵州息烽阳朗坝监狱。去后即看到一位身材高大、容貌很端正的人，年略30多岁，（我当时有19岁）。他对我很关切。大概有半年多之后，我听同我关在一间牢室的姜士豪说：“那位身材高大的人，是罗世文，他是中共党员，是地下党四川省委书记，因成都地区闹抢米风潮而被反动派迫害逮捕来的。”姜士豪又说：“罗世文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回国，他俄文很好”等等。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罗世文也了解我是被迫害才到监狱的，他当时说我是“时代的牺牲者”。他曾很关心地叫我读一些苏联小说。他平时见到反动派管牢的人，就骂。有时反动派强迫我们做苦工，打石头，抬石头抬木料，罗世文就说这是反动派想以罚苦役来摧残我们的身体，而我们要认为这正好是松松我们筋骨的好机会，大家要为今后“天亮了”（天亮了，就是共产党解放我们大家的暗语）作准备。他当时就是“横眉冷对反动派”。牢中有人病了，他非常关心，常常询问病情。平时他的学习从不厌倦，只要有光线看得见，他总是在看书看报。当时同牢里有几个苏联人，其中有一个是苏联的船长，还有一个是南斯拉夫人。罗世文常与他们用俄语交谈。他总是充满着革命激情。我曾听许晓轩说过，反动派曾要罗世文写悔书，并以高官厚禄来引诱他。罗世文当时把敌人大骂了一顿，甩手而去。记得有一次监狱开了一个哲学辩论会，反动派大讲精神为何伟大，罗世文当场以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及马克思的哲学论点，把反动看守驳得体无完肤。我们听了罗世文的辩论雄才，由衷的激动和高兴。当时反动看守气坏了，罚罗世文和我们一起去做苦工。1945年底我被释放时他还关在那里。我始终坚信罗世文是一个好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罗世文、车耀先烈士的墓碑是周恩来亲笔写的。关于传说中的罗世文的故事很多。郭久麟先生在1979年写的《罗世文传》也许是记录罗世文这位“红岩”特殊人物的最完整的文字了。在此笔者引用郭文中的部分内容，以供大家进一步了解罗世文——
在“江姐”江竹筠家乡的自流井一带，有一河叫清溪河，它从威远县西北缓缓流向东南，再在贡井地区与旭水河汇合后，即称为釜溪河。就在威远县与贡井交界处的观音滩，有一座三曲拱的大石桥，长约五十公尽，宽约五公尽，两边桥头各有一对生龙活虎的石狮子，更增添了大桥的威势。观音桥两岸，平畴活野，竹林蓊翳，垂柳指舒，景色佳丽。在观音桥紧靠威远县一边的向家岭上，在那层层高大繁茂的果树森之间，有一座建筑得壮阔美观的大院子。这，就是罗世文家的——罗家大院。1904年农历6月21日，罗世文就在这里出生。
罗世文家族早年由湖北迁来四川自流井。罗世文祖父罗声衢是自流井的一个盐业资本家，为自流井旧式盐业中的杰出人物。他在帝国主义经济侵入内地，引起封建经济分化破败的情况下，毅然吸收了西方先进蒸气机吸取盐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