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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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其芬想通过医官刘石人营救一些难友出狱。她问刘石人，能不能多开一些疾病证明，争取使一些患病的难友得到保释出外就医的机会。刘石人考虑之后便给一些难友填写严重疾病的病历，以备特务核查，然后，开出保外就医的证明。虽然特务没有全部同意，但其中一些案情较轻的同志，在1949年和谈期间，在外面配合营救下，终于获得释放。
监狱的条件十分恶劣，终日不见阳光，伙食粗劣不堪，许多难友严重营养不良，全身浮肿，有的患了痢疾，肺结核，心脏病。胡其芬入狱后也患了严重的心脏病，经常胸闷，气紧，心绞痛，身体日趋衰弱。但她对自己的病并不介意，依然以火样的热情关心和帮助有困难的难友。她把家里的经民妇产科医院的同志们给她送来的药品、奶粉、鱼肝油丸等等，分送给有病的难友。左绍英生了孩子，缺奶，她把自己的奶粉送给了婴儿，虽然她当时的身体也迫切需要营养。她还把自己穿的绒线衫拆了，给婴儿编织衣服。她时常抱着婴儿站在风门口，哼着温柔的曲调。在这个诞生于苦难中的革命后代身上，她寄托着对未来的希望，给孩子取了个保加利亚女革命家的名字“苏菲亚”。她哪里想到，这个未满周岁的婴儿也会惨死在特务的机枪下呢！
胡其芬以亲身经历写了共产党员在监狱和法庭进行斗争的剧本。她用竹签当笔，伏在床上写呀写呀，写了厚厚一本草稿。这不是是一般的剧本，而是真是的记录，是向党的汇报，可惜竟没有一页保存下来。
胡其芬在黑牢里战斗五百九十多个漫长的日日夜夜，她始终是一团火，熊熊地燃烧着……她的行动和充满机智的组织能力，使得革命者在黑暗的监狱里依然充满朝气和信心。
1949年11月27日深夜，当胡其芬和监狱同志们正在与外面的地下党组织准备策划大营救的实施计划时，敌人的大屠杀提前开始了——当特务们以转移为名，将两间女牢的13名政治犯押到男牢楼下第八室时。守在牢房风门口察看外面动静的胡其芬，见一群敌军涌进放风坝、架起几挺机枪对准牢房时，她立即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时刻了，故拿出全部力量和感情，奋臂高呼起“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她的口号带动和惊醒了所有难友们，于是整个监狱立即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口号声，那声间震撼了巍峨的歌乐山……
“胡南”、胡其芬牺牲的消息，传到了北京首都中南海。传到了人民政府总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长久地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之中，“小胡是个好同志。”人民总理深深地对天长叹一声后，叫来秘书，交代秘书一定要安排好烈士父亲胡彦博的工作，聘请胡彦博为轻工部专员，以表党对烈士的崇高敬意。这里面也有“户主”对“家庭人员”胡其芬烈士的一份深切的爱。
男人被抓进监狱，上刑、恐吓，甚至假枪毙，真枪杀，一道道生死考验、无数个寂寞孤独的长夜和饥饿、疾病无人问津等想像不到的种种困难与折磨，在这样的环境里能坚持下来的就是英雄好汉。其实从人性的角度看，那些不能坚持下来的也属于正常范畴。生命只有一次，人的身体是皮肉之躯，谁不怕疼？谁不怕死？谁没有七情六欲？谁没有儿女情长？
从第二章我们剖析的几种叛徒他们背叛革命和共产党的行径的全过程看，也基本上都是属于或经不起皮肉之苦，或念儿女情长，或贪生求荣，或惧怕一死。而特务徐远举能够在这些人面前频频得手成功，用的招术也差不多靠这类“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种种“规劝”来实现“软化”目的的。
女人也是人，通常意义上，女人的玉身要比男性弱和柔，俗话说：女人的身子是水做的，女人的性格似柔水一般。可是为什么女人在敌人面前竟然表现得那么坚强和勇敢？为什么那么不怕死，那么经得起重刑拷打，那么经得起寂寞和折磨？这是一个令笔者十分好奇和值得深究的问题……
同样是人，按理说，在毒刑面前，女人更容易扛不住，可“红岩”里的女人则比男人更扛得住，而且确实个个扛住了。这是为什么？笔者经过对“红岩故事”里的各种人物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是：
首先是女人的忠贞程度要比男人高。
这里所说的忠贞，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忠贞，而是大爱之忠贞，大爱包括了对民族、对国家，尤其是对党和组织及同志的那种崇高之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信仰所产生的忠诚与爱。从已知的历史史实中我们知道，当时在敌人监狱里受刑最重最多的当算李青林、胡其芬、杨汉秀、邓惠中、江竹筠（后两位女英雄有后文中另有所述）等女共产党员，这些人之所以能够经受得起敌人最严酷的迫害，是因为她们对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充满了信仰的力量，任何反动力量都不可能对这样的共产党人的信仰产生丝毫的动摇，即使在是死的考验面前，她们也会表现出如死视归的英勇气慨。
其次是女人对建立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比较严肃认真，一旦建立将牢不可破。
入党为了什么？入了党应该遵守和坚守什么？这是每一个共产党人都是需要认真对待与严肃履行的。然而现实生活中，有些共产党员在入党时就没有很好解决或者就根本没有把为什么入党、入党后如何履行党员的责任与使命放在心上，更有一些人从一开始就是入党动机不纯，他们就是为了升官发财或为获得更多的利益才加入组织的。那么没有解决好为什么入党的人和入党后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责任与使命的人，在和平时期他们还有可能做到一般意义的“积极”、“肯干”、甚至“能干”，也还可能成为“先进”和取得某些领导及同志们的好评而成为了党的骨干与领导者。但一旦组织和个人的环境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个人的前途有可能毁灭时，尤其是在生死考验面前，他们再也不能继续服从党的事业需要，容易出现背叛组织、出卖同志的行径。刘国定、冉益智等叛徒就属于这类人。女共产党人一旦建立自己的人生观后，就不太容易轻易改变，她们很容易认“死理”，对革命异常坚定。比如叛徒李文祥，也算是一位当了十年县委书记的“老同志”了，他在坐了十个月监狱之后“忍受不了”才又当了叛徒，监狱地下党组织在分析他的变节过程中这样指出：“事实上，他虽是十年以上的党员，但并没有好好的学习过，或者在工作中严格地锻炼自己，他一直记得自己是当过县委书记的，有十年以上的党龄，而且苦了这样多年，一点享受和报酬都没有，结果还要被捕，真是太不值得了……李的恋爱观点也有问题，把妻子作为从属于自己的，没有独立人格的。那种封建的，嫁鸡随鸡，嫁犬随犬的男性中心思想，就是从他的思想见解——人生观里产生出来的，这种封建、落后、自私的观念，是没有可能和‘革命思想结合的’这种思想的不纯，就是李文祥之所以叛变的本质上的原因。”相比之下，女性共产党人的思想境界要纯洁得多，就像他们对待爱情一样，一旦许嫁给某一个人后，她们会忠贞到底。杨汉秀烈士的同事曾这样回忆道：烈士生前经常对她这样说：“一个的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事到头，倘若有一天我们失去了自由，那我们就应准备为真理而死吧！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追求……”她们这样说，也这样履行自己的誓言。常言道，女人一般不发誓，一旦发誓，誓死不变。男人则容易变，当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善变，那些入党动机不纯、对革命事业本来就缺少热情和真诚的人，才形容背叛组织和出卖同志。
第三，女人比男人重感情，讲面子，所以不容易当叛徒。
在白公馆和渣滓洞前后关押的二三十名“女狱”中，她们多数是与被捕的“男狱”中各种关系，多数是因自己的男人牵进案中才被捕的，或者是因为同自己的男人一起从事革命工作而被捕入狱的。这些女同志对男人的信任和依赖性很强，她们认定自己的男人是英雄好汉，是坚定的革命者，她们对自己男人的那份爱有时超越了对革命信仰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或者说因为她们所爱的男人的信仰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才使她们也对革命事业和共产党产生了忠诚。知识分子出身的女青年曾紫霞便是这样的典型女性。她在与恋人刘国鋕的恋爱过程中，对恋人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与理想追求有了从了解到同样热爱的思想转变，之后她跟随恋人出生入死进行《挺进报》宣传与其他党的地下工作。当她和恋人双双被捕后，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一个过去家庭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和年轻美貌的女性，她在残酷的监狱生活中要经受考验实不容易。然而因为刘国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和监狱中的表现让她感到无比自豪和荣耀，
在监狱里，有一个真实的情节在同志们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就在刘国鋕屡遭敌人的毒刑和折磨后，仍每天在放风里要见一见自己的恋人，而且当女牢放风时，他像一位痴情的小伙子一样，总是站立在牢门口一直望着他恋人曾紫霞，时而向她微笑，时而偷偷说上几句话。有一次，他竟然高唱起了一支革命同志都非常熟悉的俄罗斯革命歌曲：
感受不自由，
莫大痛苦。
你光荣的生命，
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
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英勇，
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这歌声让恋人曾紫霞激动万分，一是她竟然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恋人竟然有那么好的嗓子，那声音是那么的浑厚、高昂、动听，同时又显示了刘国鋕决心同敌人作殊死斗争的决心。“小曾，你也唱首！”有女难友用胳膊捅捅曾紫霞，怂恿道。曾紫霞本来就泼辣，立即来了情绪，竟当着敌人看守的面，拉开嗓门就对唱起来：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
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
他是个真情汉子从不玩虚假，
这才值得人牵挂——
就说他是个穷人也罢，
有钱岂买得着情无价。
就说他是个犯人也罢，
是为什么？
他才去背犯人的枷。
他是这样的爱得深、爱得真、爱得大，
他和祖国的命运不分家。
他爱朝阳、爱月夜、爱冰雪天地、爱春花，
更爱黑龙江上天边一抹红霞。
我爱他那一份傻呵，
更爱他跨着如飞的白马，
越过高山，
越过水，
闯入森林，
闯入青纱，
咬定仇人不放他。
我——
但愿和他是一对，
但愿他是我的情人，
我爱他，
我爱他……。
这首《岂有这样的人我不爱他》的歌，如激情澎湃的夏日甘雨，不仅滋润了恋人刘国鋕的心，也把整个监狱的难友们的心田荡漾了起来，那份革命爱情的美酒，让所有男女难友们顿时沉浸在无限幸福之中，并且化作任何空洞的口号所不能代替的力量。
有一阶段，敌人为了瓦解我革命同志间的关系，放风说刘国鋕叛变了，也有人把刘国定的叛变误传为是刘国鋕叛变了，这个时候是对曾紫霞这样年轻的女同志极大考验。但是曾紫霞凭借着她对恋人的了解，认为像刘国鋕这样的人不可能背叛革命和出卖同志，为了支持和鼓励自己的恋人坚定革命意志，她用自己在女囚室跟李青林等大姐的帮助下刚刚学会的绣花手艺，特意亲手给刘国鋕制作了一只绣花枕头。曾紫霞后来谈起此事时仍充满炽热的感情，她说：“以前我没干过绣花的活，我觉得那手工太细、太复杂学不了，但后来有一件十分意外的事居然使李青林硬是亲自教我绣了一个枕头，这是我一生绣的唯一一个枕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我未婚夫刘国鋕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审讯时，他曾要求把我提到办公室同他见一面，可敌人用苛刻的条件为难他，使他不得不放弃同我会见的希望。这件事女牢的几个难友都知道，李青林也知道，她考虑了很久，向我提出让我绣个枕头给刘国鋕，安慰他，鼓励他，因为当时不可能写信，但送一个枕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