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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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是蒋介石匪帮，在人民解放军就要到临的前夕，穷凶极恶地杀害了的！他们既然敢犯罪，他们就应当自己负起责任来！不管他们逃到天涯海角，都不能放过这些杀人犯！ 当人民法庭审判他们的时候，更不能为他们的甜言蜜语或卑贱的哀恳所哄过！‘以血还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相信我的同志们一定会以同志般的忠诚来满足我——一个追求共产主义的革命者的愿望！”
“妈的，临死了你竟敢还在胡言乱语！”刽子手一听，一拥而上，将宣灏的嘴堵上，然而连推带跌地将他押出牢房。
“文泽！你呢，你在牢里也算是个老资格了，怎么样，也想最后交代几句？”刽子手将凶残的目光盯向另一位“犯人”。他就是已有8年“狱龄”的共产党员文泽。
“算你猜对了。我确实有几话要说……”文泽是监狱里有名的诗人，早在参加革命前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十三四岁在重庆巴蜀印刷社当学徒时就开始文学创作，常在报上发表诗作。新四军部队里一位颇有影响的“战士诗人”。“皖南事变”后被捕，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江西上饶、贵州息烽监狱，后来与许晓轩等一起押到重庆白公馆。8年牢狱，文泽没有断过写作，他的《刽子手》一诗曾在难友中非常流传：
……
啊，他，他们就是这样的一批——
恶棍、流氓、窃贼，
可是，这还只是他落寞的时候，
很快，他高升坐了办公室，
会拍着桌子叫你签字，会替难友找“前程”，
运气来了，很快当上了奴才们的头领，
“领袖”的耳目，保镖头儿，警犬。
失踪、捕杀、关监，
搜索到床底，叫声……
每一群人里都有他的小狗钻进来窃听，
每一个百姓家里都被他的喽罗所暗探。
“你的老伙计许晓轩在外面等着你呢，劝你识相一点！”特务这样威胁文泽。
“老许？是啊，你们把老许弄哪儿去了？”文泽一听不由怒从心起。许晓轩和文泽差不多时间被捕，而且又同在贵州息烽监狱呆过数年，之后又是白公馆的同室难友，俩人情意笃深。其实，就在刚才提走许晓轩的时候，文泽便知道敌人的屠刀马上会在他的头顶上落下，现在一切都变成了现实。“同志们，再见了！”“战士诗人”在跨出牢房的一瞬间，突然扬起头颅，一边用手与留在狱中的难友们挥手告别，一边高声诵道——
“……呵，兄弟，
不用告别，每一颗心都已知道！
呵，快天亮了，这些强盗狗种都已颤栗、恐慌，
他们要泄忿、报复，灭掉行凶的见证，
他们要抓本钱，然后逃掉。
但是你听着：狗们不能被饶恕。
血仇要用血来报——！”
几分钟后，文泽倒在了他的狱友许晓轩身边。他的这首《天快亮的行凶》的完整诗稿，就是在他牺牲之前眼见一批批难友被押走杀害时怀着满腔怒火急就而成的。诗稿写成后，交给了一位同室的难友，后来这位难友侥幸脱脸时将文泽的诗稿带在了鞋内，而今天我们才有可能读到这异常珍贵的英烈诗作。全诗还有以下句章：
黑夜是一张丑恶的脸孔，
惨白的电灯光笑的像死一样冷酷。
突然，一只粗笨的魔手，
把他从恶梦中提出。
瞪着两只大眼，定一定神，
他向前凝望：
一张卑鄙得意的笑脸，
遮断了思路。
立刻，他明白了，
是轮次了，兄弟，不要颤抖，
大踏步跨出号门——
他的嘴裂开，轻蔑地笑笑：
“呵，多么拙笨的蠢事，
在革命者的面前，
死亡的威胁是多么无力……”
记着，这笔血债，
弟兄门一定要清算：记着，血仇。
呵，兄弟，我们走吧，
狗们的死就在明朝！
血永远写着每个殉难者的“罪状”——
第一、他逃出军阀、土豪、剥削者的黑土；
第二、他逃脱了旧社会屠场的骗诈、饥饿；
第三、他恨煞了尘世的麻痹、冷漠、诬害；
第四、他打碎了强盗、太监、家奴、恶狗加给祖国的枷锁；
第五、他走上了真理的道路，向一切被迫害、
被愚弄的良心摇动了反抗的大旗……
呵，兄弟，你走着吧！勇敢地走着吧！
呵，兄弟，记住我们战斗的心条：
假如是必要，你就迎上仇敌的刺刀。
但是真理必定到来，这块污土就要燃烧。
刽子手轻轻拍拍他的肩膀，
他，突然发出了一声冷笑。
一转身，他去了……
十二
文泽、宣灏等人是特务分子预先计划的白公馆在押“要犯”中最后一批枪杀的。这场白公馆大屠杀从下午四时左右，一直延续到晚上八九点钟，共杀害28人。其中谭谟在中特务三枪后未死，醒来后从尸体堆里逃出来得以还生。当时监狱里尚有罗广斌等18人是属于徐远举亲手处理的各种“关系”人物，到底如何处理这些人，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仍在犹豫不决。
就在这时，特务头目雷天元接到二处徐远举的电话指令，告知他“特区”里的国民党警卫部队天明前将撤离。
“估计共军这一两天就要进城了，务必在明天拂晓前处理完毕渣滓洞的囚犯和白公馆里剩下的囚犯。”电话那头的徐远举异常沮丧地说道。
“这么快啊？”雷天元惊恐地反问了一声，然后脸上抽动着横肉，道：“放心处座，就是共军明天进城，我们也绝不会让手上的那些共党分子有一个活到天亮的！”
“好，马上行动！动作要快，要利索！”徐远举作最后的交代。
“是！”
“叮呤呤——”雷天元的电话又是一阵暴响。“雷长官，我这里近200号犯人要处理，照我现在的人手，估计明天上午都处理不完哪！能派点人支援我们吗？”电话是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打来的，他在向雷天元求援。
“那这样吧：我把白公馆这边的人手给你调过去。”雷想了想，说。
“要得嘛！”渣滓洞那边说完便挂了电话。
“警卫连的人，你们马上集合！”雷天元命令在白公馆外面的伪警卫连武装人员。
“集合啦！”国民党特务们忙排成队，提了枪和其他杀人武器，在雷天元的带领下，直奔渣滓洞方向。
此后渣滓洞发生的一场血腥的大屠杀我们暂且放一放。回头再来看看此时的白公馆将要发生的事——
此时的白公馆像个垂死的老人，方才还是里外三层警戒森严、口号声里夹着辱骂声，另加恐怖的枪声，交织在一起如一座杀人魔穴，这儿会特务头目雷天元将警卫部队一拉走，又加上惊恐万状的监狱内一下消停了下来，顿时整个白公馆显得空落落又阴森森。
此刻谁最惊恐、最紧张？不是别人，正是杀人魔鬼、刚才还穷凶极恶、疯狂杀人的看守所所长杨进兴。不觉有些心慌意乱，刚才那些被他枪杀的革命者临死前说的“你必将会受到人民的惩罚”之类的话，像山谷的回声一样在耳边回荡，震得脑袋嗡嗡的。是啊，共军就要打到了，现在形势紧急而混乱，大官们一个个都在跑，自己一个小人物，万一跑慢了被解放军抓住，那可惨透了嘛！再看看这时的歌乐山下，黑糊糊的一片，自己的武装警卫部队也撤了，万一有共产党的游击队摸过来……想到这里，杀人如麻的杨进兴心里一阵阵发虚。
“陆兄啊，我这边任务完成了，弟兄们要求撤离。”杨进兴这回要来个瞒天过海，便打电话给上司陆景清报告道。
“既然完成了任务，那就撤吧。”陆景清一听，便同意了。
随即，杨进兴命令手下将二处寄押的本来分散在白公馆楼上楼下几间牢房的16个男囚犯全部集中到楼下二室。另有楼上还剩下的郭德贤和她的两个孩子。
“撤！马上撤！”杨进兴向他的一群惊弓之鸟一挥手，离开了白公馆，自己比谁都跑得都快。至于监狱里这19个人怎么办，他已经顾不上了。这时，看守杨钦典和杂工李育生寻机转到楼下二室，杨钦典把这些情况都给罗广斌他们讲了。
杨钦典1920年出生于河南郾城县，自幼家贫，只念过一年多私塾，为求生计，18岁即入伍当兵，靠吃苦肯干混到上士班长的地位，1946年被抽调到白公馆看守所任看守，巴望着能由此更上一层楼，再弄个一官半职，因此也卖力地在长官差遣下做过不少坏事，如参加杀害杨虎城、“小萝卜头”的行动等。此人长期混迹军旅，身上既有服从、效忠的军人习性，也有北方人的豪爽、倔犟的性情，却不太会逢迎巴结，做人的良心未完全泯灭，因此混了多年也没受到重用，只是个上士，在看守所里被调东遣西，倒霉受气跑不掉，升官发财却没份，所以日常中不免流露出一些不满情绪。这一切，都被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敏锐观察力的狱中革命者注意到了。
“尽力做好杨钦典的策反工作，以备同志们越狱计划所用。”这是狱中党组织定下的一项特殊任务。在监狱所有革命者的生命攸关时刻，党的这项决定便成了特别重要的任务。狱中的同志一致认为：策反杨钦典这样一个人，比党组织企图通过内外接引实施营救计划更实际，也更容易实现。
革命者在狱中一直注意捉摸狱方看守人员的情况，平日很注意观察看守人员的一举一动，伺机进行策反工作，以争取其在关键时刻能提供帮助。狱中策反是狱中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与公开的对敌斗争比较，它更需要讲究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看守们长期受到当局的欺骗教育，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怀有本能的敌对情绪，没有经过水滴石穿、铁杵成针的艰难过程，是达不到目的。在对敌策反过程中，稍有不慎，即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和牺牲，这方面是有着惨痛而深刻的教训的，如许建业烈士被捕后，看守陈远德的欺骗手段给地下党组织造成的破坏。杨钦典表现中的细微点滴，都没有逃过狱中革命者的眼睛，他被列为争取教育和策反的对象。一有机会，革命者就给杨钦典谈形势、讲政策，鼓励他立功赎罪、弃暗投明。特别是陈然，对杨做了大量工作，影响至深。陈然是河北人，杨钦典是河南人，都是北方人，陈然就与杨拉北方“大老乡”关系，从谈乡情，拉家常，到讲社会为什么贫富不均，进而讲我党的宗旨、方针和政策。经过长期的循循善诱，再加上陈然的性格直爽刚烈，很为杨钦典敬佩，所以杨对陈然的话深信不移，同时感到自己接触到共产党与长官宣传的共产党完全不一样，大部分是好人、是汉子。除了陈然之外，罗广斌也是杨钦典很佩服的人。罗广斌家里很有钱，但他参加了共产党，甘愿过苦日子，徐处长几次让他只要签字就可释放，但他都不签，也是条汉子。在狱中革命者的的感召下，杨钦典从心底里愿帮助狱中革命者，他值班看守时，有意延长放风时间，见政治犯在传递消息，也视而不见，后来他还甘冒风险给难友们转达消息，从狱外带回药品、食品等。特别是陈然的牺牲，对杨钦典触动极大，他觉得陈然这么好的人，政府都要杀，这个政府、这个社会真是太坏了！在这次大屠杀中，他想躲避不参加，但又怕特务组织的疑心和残忍，稍有不慎，自己也会人头落地，只好跟着杨进兴行动。在屠杀现场，他总是装出一副被吓坏的胆小样子，经常连枪都掏不出来，气得杨进兴大骂他是个废物。
杨钦典在解放后的交代材料中这样写道：“我和罗广斌、李荫枫、陈然最好，开始我对国民党是不满，爱发牢骚，看见国民党腐败、做事不公开，常吹牛拍马的就吃得开，不这样干就吃不开……经常和罗广斌、陈然、李荫枫等在一起，看到他们思想正确，一切谈话都是有条有理的，比方说，法官叫罗广斌写悔过书等，写好就放他出去，他都不写，你要放就放，我是不写。陈然也经常说他们革命不是为私人，一切为后代，我们讲话一般在放风、散步及我当值日时讲的多，因为上面叫了解犯人的思想情况，谁挑皮呀，谁捣蛋呀；都要报告，所以当值日的时候的多一些，都是年青人，又是北方人，能说得来。上面要放罗广斌出去，他都不出去。我看共产党是有办法的，他们不是为了私人，为了私人他还不出去？这些事情都感动我……”
在谈起当年白公馆大屠杀后的情形时，他这么说：“雷天元带着便衣们到渣滓洞去后，白公馆这边就乱了，也没有我们的人了，大家都在愁，说就这咋办呢？我们几个看守的很恐慌。狱中的那些人又在紧张地问我们咋解决，是杀，是放。我只能说只有听候命令，罗广斌他们就说：杨班长救了我们吧，开开门我们一起走吧！又说：你只要把我们救出去，保证你没啥问题。我说，天还早呢，我不敢走，慢慢等吧。大约十来点钟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