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第1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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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乘民权轮自宜昌撤退，过三峡触景生情，到重庆后，完成名作《巴人汲水》《巴之贫妇》。画上题诗：忍看巴人惯担挑 汲登百丈路迢迢
盘中粒粒皆辛苦 辛苦还添血汗熬
吴作人得徐悲鸿鼎力支持，率中央大学艺术系“战地写生团”到宜昌抗战前线阵地写生。
1938年，张善子在宜完成名作《怒吼吧！中国》。画面上虎啸，有如运载过画家的木船上船工吼唱的川江号子。
“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加上国共两党合作，抗战必胜。必要时，大老俄还可以从日本鬼子背后踢它一脚！”张伯苓在宜演讲。
“抗战救亡，救亡图存。持久抗战，抗战必胜。”马寅初在宜演讲。
新创建的新华社由宜昌乘民字轮撤退重庆，途中牺牲十余人。
南京沦陷，沙汀由下关码头乘船，到宜后，转船入川。隔年，1939年，沙汀将此事写入长篇小说。
“收拾起山河大地一担装，去后方。历尽了，渺渺途程，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大江，似这般寒云惨雾和愁苦，诉不尽国破家亡带怨长。看江山无羌，谁识我一飘一笠走他乡？”多年后，国学大师南怀瑾以当年撤退大后方为主题，写下这首歌词。
“抗战中我到过三斗坪，那时我才13岁，没想到多少年后，那个地方与那儿的人物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使我渴望再到那儿去重新生活。也许就是由于这分渴望，我才提起笔，写下三斗坪的故事吧？在加快中，我又回到那儿，又和那些人生活在一起了。我仿佛又闻着了那地方特有的古怪气味，火药、霉气、血腥、太阳、干草混合的气味……”1960年，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发表成名作《失去的金铃子》如是说。她生于1925年，13岁时，正是1938年。
“木船在峡里向上水走，一边是白盐山，一边是赤岬山。两边的山往天上冲，好像要在天上会合了，只留下一条很窄的青天带子。太阳在中午晃下下就不见了……江水从天上倒流下来，船工在水坡往上爬，爬上水坡，前面又堵住了一座大山，好像没有路了，左一转，右一转，又能转到大江上了……一排纤夫拖着我们的木船上滩了。他们有时在山岩上走，有时在岸边水里走，纤绳从背后搭在肩上，肩上垫着布，两手拖着胸前的纤绳，身子越弯越低，一面走一面嗨唷嗨唷地唱着，和船夫哎嗬哎嗬一起一落……”在另一次写作中，聂华苓回忆的还是1938年的这场撤退，白盐、赤岬正是构成夔门的两座大山。看来聂华苓的从三斗坪入川的撤退，坐的是某一船帮的木船。
老舍、郭沫若、陶行知、晏阳初、胡风、吴祖光、冯英子、沈钧儒、史良、沙千里、黄炎培、梁实秋……如果要统计抗战时中国文化知识界有多少位名人与宜昌大撤退结下生死之缘，不如统计各界名人中还有多少位未与这场大撤退结缘。
战争开始后，命运不只是把全中国的兵业、轻重工业、航空工业都交付在宜昌，同时还把几乎全中国的文化界知识界、全中国的文学、艺术、教育、学术、新闻、法律界……都交付在宜昌。
“战事开始后的长江，就像一只粗大无比的注射针管，抽满液体，活塞头被一只强大无比的手推进着，那液体是中国赖以维系生命的血液，其中有多少，会截获在针管内，又有多少，得以顺着针管另一端的针头，流泻出去？”升旗太郎如是说。
难以想象，若是这中国文化、知识的血液不能及时从宜昌流泻出去，抗战的中国，今日的中国，将会是一副什么样的面孔？
命中注定1938年秋冬之交在宜昌临危受命的人，双肩要挑起的，可不只是一副担子。
民族轮向三斗坪驶去，在那儿，船上的难民们，刚生产的母亲、报童、诗人，都将转上木船，出夔门，回四川。
咏叹声中，母亲哭泣，难民欷，工程师无意中发现全船唯有卢作孚一人默默站立。此时，为避轰炸扫射，民族轮猛地驶离主航道，船尾螺旋桨触及河床，掀起的鹅卵石弹出江面，工程师脚下一震，几乎站立不稳，计算尺从胸袋中弹出，落在甲板上，工程师没去拾，望着它随着晃动的船体颤抖着坠下江去。工程师愣望着面前这个穿灰布制服的人，虽看不清这人心里盘算的变数到底有多大，却明白那是用一把计算尺无论如何也拉不出来的……
民族轮进峡后，卢作孚抬眼望上游，先行进峡的日本飞机，小如一群蝙蝠，此时正掠过民主轮上空……卢作孚正担心，听得民主轮拉响报警汽笛。汽笛声在风箱般狭窄的峡谷中回响，震人耳鼓。
所幸，机群从民主轮上空掠过，沿江向上游飞去。卢作孚才松了一口气，突然发现，第一架飞机刚掠过民主轮，便猛地拉起，钻入峡江上空雾团，八架飞机随后，成编队完成同样动作，轰鸣声向空远去，又立即居高临下越来越响，机群竟从雾团中向民族轮俯冲而来，由民族轮顶棚掠过——原来日本机群沿江搜寻，发现民主轮后，向空绕了个车轮大圈，重新锁定目标。眨眼工夫，黑压压的炸弹铺天盖地向民主轮砸下。
民主轮机舱中，听得车钟响起，宝锭正要加速，此时，机舱顶盖被炸穿，轮船底壳被炸漏，江水泻入，发动机突然熄火。宝锭操起那把大扳手，率小徒弟抢修。
车钟响起，宝锭看去，是叫全速。宝锭猛推开小徒弟，要执行指令。
小徒弟叫道：“宝师傅，你的……肠子。”
宝锭双手将流出肚腹的肠子打成一个结，重新塞回，笑道：“娃娃，学着点，水手结要这样打。”
卢作孚眼见上游民主轮顺江被冲下来，心知一定是机舱出了问题。卢作孚正要指令民族轮上的船载电台问询情况，一声爆炸，民主轮沉向水中。此时，民族轮电报员跑来，向卢作孚送上一份急电：“民主中弹，即将沉没，船长坚不离船，水手无一人擅离。轮机长将被炸出的肠子打结，坚持”报文至此戛然而止。
日机群轮番轰炸后，此时重新编队返航。轰炸机将所载炸弹悉数投向这一江段。行驶江上的无数木船遭袭击。
民族轮上，驾驶舱中，船长拽着汽笛拉杆，却无力拉响。舵工伏在舵盘上，泣不成声。多年集团生活，民字轮同事之间，情同手足，眼睁睁看着民主轮沉江，轮上同事无一人弃船逃生，自己又无力援救，这心情，自然难以言表。民族轮客舱中，众人默默望着上游，民主轮只剩下桅影。江面突然腾起的巨大水柱，水柱落下后，不见了民主轮桅杆和杆上的旗。民族轮一片沉默，沉默便是致哀。卢作孚大张了嘴，想说什么，却突然陷入儿时的失语状态，心中想说的太多，却一句也说不出来，眼前看到的，却是欢蹦乱跳的宝锭，正与自己一同玩弹珠，城里的娃娃玩的是玻璃弹珠，自己和宝锭玩的是桂圆核米米，一同在小河嘉陵江杨柳渡边拾起父亲从城里头带回来的、举人看了漫天抛撒的发黄的报纸叠了小船嬉水……
陶博吾举头远望沉船处，又收回视线望着船头卢作孚背影，一叹：“谁见过这样的撤退？”
却见卢作孚低着头，看着船头下江面。陶博吾便也跟着望去，见水中倒映出一大一小两头色彩分明的奶牛。此时峡谷上空传来鸡叫鸭叫，卢作孚抬眼，他便也跟着抬眼，古时沿江官道，一进三峡便成了栈道，栈道绝顶处，两头本地人少见的外国牛正磨磨蹭蹭沿窄道逆江上行，那头大的牛背上，还骑着两只竹笼，呱呱咯咯叫个不休的鸡鸭声，正是从笼中传出。卢作孚的视线似乎还在前后搜寻，直到看见一对衣不蔽体、小叫花子似的少男少女，相互搀着扶着，推拥着望着悬崖不敢前行的小奶牛走过栈道悬空处。陶博吾正不知卢作孚此时为何关注栈道上人和动物，听得卢作孚一声叹：“谁见过这样的撤退？”然后转身，上了舷梯，钻进驾驶舱，片刻之后，长长的三声汽笛拉响，紧接着，听得轮机舱中响起车钟声。民族轮开始震颤，船尾浊浪喷涌，向上游去。
方才，日机当顶投弹扫射时，漫江木船，百舸争上游。日机飞去后，木船却全都靠向岸边。此时，听得汽笛，见民族轮当先驶出静水湾，上了主航道，醉眼便领喊号子，船工全都亮开嗓门吼了出来。此伏彼起，又听得下游峡口一声川味十足的川江号子喊起，紧接着，一声又一声川江各段方音的号子声涌入峡江……先前还死寂一片的峡里，一只又一只木船结阵向上水走，纤夫“嗨唷嗨唷”，船夫“哎嗬哎嗬”……“两边的山往天上冲，好像要在天上会合了，只留下一条很窄的青天带子。太阳在中午晃下下就不见了”……就这一下，金光晃耀，辉映着江面上奔涌飘扬的一面面旗帜，红色的是大红旗帮旗帜，黄色的是云开帮旗帜，一条凶龙一般的蜈蚣腾空的长长如风筝的，是蜈蚣帮旗帜，当先的民族轮上，招展着的是国旗……一时间，宜昌上游西陵峡中这一段川江，轮船木船，奋争上游。汽笛号子，你呼我应。帮旗国旗，与红日争辉。分明是10月24日早8点向宜昌码头集合时那一幕重演。
“最终，在6月4日下午2点35分，海军部征得法国同意后，宣布‘发电机’计划已完成，338000多名英国和盟国士兵已在英国登陆。”丘吉尔回忆1940年敦刻尔克大撤退。敦刻尔克撤退，重装备全部丢弃，带回英国只是随身的步枪和数百挺机枪，在敦刻尔克的海滩上，英法联军光丢弃的大炮就有1200门、军需物资50万吨。英法联军被俘4万余人。
“四十天内，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三分之二。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的器材，两个月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星废铁抛在地面了。”卢作孚回忆1938年宜昌大撤退。那片荒滩上，那块前朝遗留的断碑，此时又变得显眼，被抬机器大件的力夫腿脚蹭得光光生生的刻字，一眼能看清楚。
“议会于6月4日开会，我有责任先后在公开会议和秘密会议上向议员详述事情经过。首先，刻不容缓的是，不仅要向英国人民阐明，而且要向全世界阐明，我们战斗下去的决心是有充分根据的，而绝非绝望的挣扎。我也应该摆出我自己对前景抱有信心的理由。”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详尽道出完成大撤退当天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并摘录当天他在议会上的发言稿：“我们必须非常慎重，不能将这次援救视为胜利，战争不是靠撤退赢得的。但应当注意到，此次救援也蕴含着胜利，那是空军的胜利……是英国和德国空中实力的大较量。”
“这完全是靠了群众一致的力量。完全靠各界人士的力量，靠全体国人的力量！看见岸上江边人的忙迫，人声、汽笛声、机器运转声交织成一片，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上货的灯光，彻夜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担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歌唱，拖头往来的机器，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所有这些，配合成了一曲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完成撤退多年后，卢作孚说。他未提及中国的空军，未提及中国和日本空中力量的较量。敦刻尔克大撤退，英国共出动2739架次战斗机担任空中掩护。宜昌大撤退，空中几乎未见一架中国飞机，倒是川江轮船上，装了飞机的机身与翅膀，木船上，装了飞机配件。按照自己作文与演讲的习惯，卢作孚还是没说自己是怎么想的，他甚至没大提自己。他倒是说到了朋友：“一位朋友晏阳初君称这个撤退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其紧张或与‘敦刻尔克’无多差异。”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大公报》著名记者徐盈：“中国的宜昌大撤退的紧张的程度与英国的敦刻尔克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更艰苦些。”
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丘吉尔首相亲自指示策划，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一个军事指挥部门完成；而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卢作孚亲自策划、指挥，撤退主力，主要依靠他的民营的民生公司，至今为止，中外战争史上，仅此一例。宜昌大撤退后来被史家与公众惯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从未有人称敦刻尔克大撤退为“英国的宜昌大撤退”。
大撤退后，合川麻布小贩卢茂林只读过四年小学的二儿子卢作孚回到民生公司，股东们续聘他为总经理。1939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授予卢作孚三等采玉勋章。
几年后，卢作孚写下《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其中有一段回忆到大撤退。
再几年后，卢作孚辞世。他和他的那些事，淡出记忆……
战败后，纳粹德国陆军上将蒂佩尔斯基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论及敦刻尔克战事：“英国人完全有理由为他们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