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档案-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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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纳先成立了一个专搞宣传的跨国媒体集团，这个集团的工作任务就是对共产党进行宣传上的攻击。最有名的大概就是那位一心想要当中情局局长却没有当上的杜勒斯亲手创建的“自由欧洲电台”，还有一个“文化自由大会”。对很多中情局工作人员而言，如同传道士一样地工作，让他们很有新鲜感。

同时，威斯纳还通过制造伪钞和操纵市场，发动反苏的经济战。他又花了好几百万美元设法策反世界各国，让他们把美国人当成朋友。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吸收俄罗斯、阿尔巴尼亚、乌克兰、波兰、匈牙利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流亡人士，组成武装反抗团体渗透进铁幕那边。当然，从这里看出，威斯纳的渗透是带有军事性质的，自然与中情局一贯主张的渗透不同。

如果说这是威斯纳解决存在的问题的话，那么，他在未雨绸缪方面更是一个专家。他始终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开始，所以，他把武器、弹药和炸药分别储藏在欧洲和中东各地的秘密地点，并在这些地方招募反共人员，以便“三战”开始后当苏联军队挺进时，可以让这些人炸毁桥梁、仓库和阿拉伯油田。从这一行动延伸出去的是，威斯纳提供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给各地最具雄心的军事与情报官员，并吸收日后可能领导此地的有为青年。先是在雅典和罗马，接着是全欧各地。于是，一大批政治人物、军事将领、间谍头子、报纸发行人、工会领袖、文化团体和宗教协会都纷纷跑到威斯纳这里要钱。威斯纳简直就是花钱如流水，而这些钱都是从马歇尔计划中得来。

但是，这些钱毕竟是有数的。威斯纳在1948年11月终于有点撑不住了。他跑到马歇尔计划的执行人哈里曼那里，抱怨钱太少，而国家又不给中情局资金。哈里曼暗示他，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必要墨守成规，你可以在马歇尔计划的钱包里把手伸得更深一些。但哈里曼却有一个疑问，他问威斯纳，你到底把钱花在什么地方了？威斯纳解释说，这是机密，我不能告诉你。

威斯纳不能告诉哈里曼他的钱花在哪里了，这些钱的确有一大部分花在雅典卫城的帕提农神庙雅典，希腊首都，也是希腊最大的城市。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三面环山，一面傍海。

雅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记载的历史就长达3000多年。古雅典是一个强大的城邦，是驰名世界的文化古城。希腊是哲学的发源地，是柏拉图学院和亚里士多德的讲学场所的所在地。雅典因此被称做“西方文明的摇篮”和民主的起源地。

雅典也是奥运会起源的地方。1896年曾举办过第一届夏季奥运会。

雅典至今仍保留了很多历史遗迹和大量的艺术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雅典卫城的帕提农神庙，是西方文化的象征。

了正经事上，但也有一部分被浪费了。维也纳工作站站长厄尔默后来被派到雅典，负责地中海、亚得里亚海以及黑海地区10国的业务。他的居住地居然是一栋山顶别墅，四周高墙围绕，既可俯瞰雅典城，还带有一间60英尺长的晚宴厅。此人在多年后回忆说，当时我们是被中情局当做国王看待的。这些国王们的工作成绩如何呢？

国防部部长福里斯特尔让杜勒斯针对中情局的结构性缺失展开调查，调查结果有三条。

第一：中情局粗制滥造大量文件，其中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判断，即使有些是事实，可也少之又少。他们在打着这种幌子大量“消费”。

第二：中情局间谍打不进苏联及其同盟国。

第三：希伦科特这个局长是有史以来最失败的局长。

这份报告当即就把威斯纳的所有努力打得灰飞烟灭，报告中重申中情局的主要任务就是搜集情报。但现在在威斯纳的“折腾”下，秘密行动因为没有可靠的情报来源做基础而不见任何成效。报告认为，中情局必须要把情报工作当成第一要务，准军事行动不是不可以，但必须要有可靠情报作为支撑。而想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一位政府官员表示：“中杜谨繊嵴舯情局的寸青扁纤舰员、瞧囊，画结构性缺失的调查报告在50年后收特工的方式。更有资格加人且想以中情局为毕才被中情局公布”这份报告虽然生事业的文职人员因而士气低落至谷底，许多无属实，但杜勒斯也有私人目的。

当时杜鲁门总统的住期已到，法忍受受这种状况的特工因而流失。

杜勒斯本以为共和党候选人托马受到了来自很多方面的压力，当时主张秘密中情可以给杜勒斯他对行动的国防部部长福里斯特尔无可奈何，不久后会把中情局交给他，他就辞职。威斯纳的行动还将继续表演，但他必须作出改变。

准军事行动上演

威斯纳最先做出改变的就是让局长希伦科特去向政府要钱，从马歇尔计划中“偷”出来的钱已经不可能满足威斯纳准备执行的大计划的未口。希伦科特找到了众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卡尔·文森，他以私人身份向文森提醒说，国会必须尽快通过认可中情局的正式立法并划拨经费。

在两人的通力合作下，1949年5月27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中央情报局法案》。自此后，中情局可以随意使用金钱，并且无须收据。同时，该法案还有一条就是：允许该局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每年让100名外籍间谍人境美国，并授予他们“永久居留权。”

有了钱和这一吸引人的条款后，威斯纳立即调整自己的目标，他认为，美军占领下的德国（西德）有200多万人漂泊流浪，其中很多人是从苏联控制区逃跑出来的，他们无所事事而且无依无靠。只需要派一批特工进人各难民营，吸收难民来从事“鼓动反抗组织深人苏联，并提供联系地下组织的通道”这一任务。在特工们找到样的组织后，威斯纳就会把大量金钱和武器交给他们，由他们来充当攻击苏联的先锋。在慕尼黑接到这项任务的一位中情局特工坦纳是一名情报高手，也是鼓动高手。他先是制定了指导方针：想获得中情局支持的流亡团体，必须是在本土成立的，不是在慕尼黑临时拼凑的，而且必须与母国的反苏团体有联系，还不能和纳粹有亲密合作关系。在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后，坦纳找到了这样一个反抗组织，组织名为“解放乌克兰最高议会”，成员都是乌克兰人。坦纳把报告打到中情局，中情局立即有了回复，特别行动处处长怀曼将军正式批准该任务，坦纳开始行动。他先是招揽一批匈牙利人，然后督导这些人接受军事训练，打算空降其中二人到乌克兰，以便与“解放乌克兰最高议会”取得联系。但这些人在训练时就已经感到困难，他们认为这简直是扯淡，因为身背着卡宾枪是不可能在着地的时候因为释放惯性而翻跟头的。不过，他们虽然有疑问，还是在1949年9月5日登机启程，他们唱着军歌，趁黑夜奔向喀尔巴阡山，在利沃夫城附近着陆。这是美国情报人员首次颇具规模地深入苏联。

但是，结局却相当让中情局懊恼，因为他们在落地的12小时内就被苏联人歼灭了。虽然有这样的惨败，但这次行动依旧在中情局总部引起热烈反响，用坦纳的话说就是：“这次行动至少让苏联人知道了我们不是无所事事。”这俨然是一种激励，中情局特工们争先恐后地拟定多项计划，到处吸收反对派人士，成立由美国扶植的反抗军。1949年10月，威斯纳与英国联手把反抗军送进欧洲最贫穷也最孤立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阿尔巴尼亚。但是，被送去的九人中有三人在当天就被阿尔巴尼亚的警察杀掉，另外六人下落不明。威斯纳不放弃，在他看来，阿尔巴尼亚是由罗马与雅典两地流亡保皇党和下层勤皇派组成反抗军的沃土。所以，他立即组织了第二次行动。这批人在降落后立即遭到阿尔巴尼亚警察的围攻，阿尔巴尼亚的警察仿佛知道他们在哪里降落一样。数次空降任务的失败使中情局很是莫名其妙。几年后，中情局才搞清楚，苏联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行动的每一个细节。中情局在德国的训练营里早就有了苏联间谍，罗马、雅典和伦敦的阿尔巴尼亚社群里更是充斥着苏联间谍的身影。另外，在中情局总部负责秘密行动安全和对双面间谍进行打击的酒鬼安格尔顿每次行动都会与他在英国情报机关最好的朋友金菲尔比商量，此人是苏联的著名间谍。

这次向阿尔巴尼亚的空降任务持续了四年，中情局损失了200多名外籍特工。但这件事在当时只有中情局知道，政府根本无从知晓。

1950年初，威斯纳决定再搞一次这样的行动。此次任务交给了驻慕尼黑的一个叫科芬的中情局特工身上。科芬的俄语很好，所以，他联系到了俄罗斯人组成的反共组织“社会连带主义者”。在中情局的部署下，这个组织先是将反共传单运到东德苏联兵营里，接着用气球飘送数千份宣传小册子。在这些动作意义不大的情况下，中情局又从这个组织中挑选出四名会跳伞的人，用飞机把他们运到莫斯科郊外，然后把他们扔了下去，随着他们的落地，他们的生命也就此完结，他们无一例外地遭到苏联秘密警察的逮捕与枪杀。

就在这一段时期，也就是中情局喜欢玩空降的时期，他们把外籍特工的生命当成了蒲公英，似乎只想看他们从飞机上被扔下去打开降落伞的那一刹那的美丽，至于落地后的去向，就不是他们所能把握的了。

但是，这还不是中情局最致命的失误。如杜勒斯所言，中情局在成立时虽然是以情报为主要任务，但他们却成了三流的情报组织。威斯纳的准军事行动不能改变这种事实。就在坦纳把那些在飞机上高歌的特工扔下去的时候，美国空军就已经预测到了大气层中有辐射痕迹。可是，中情局在几日后还向政府递交报告说，苏联想要研制出原子弹，至少得用四年时间。这份报告递交的三天后，杜鲁门总统就告诉全世界，苏联人有了原子弹。对中情局大肆批评之后，杜鲁门要求中情局向莫斯科派遣间谍。可是，一位中情局高级特工认为：“想要吸收或管理这些消息灵通的人士，简直如同派遣常驻间谍到火星上一样。”所以，直到中情局在高空中向共产党的警察手里扔人玩的时候，中情局对苏联依旧是一无所知。

中情局不是没有尽力，但是，面对苏联克格勃的间谍能力和中情局本身的缺陷，他们无论如何都做不到这一点。中情局吸收或者招募的间谍都不是高手，为了达到把苏联人赶回老家的目的，他们有时候会显得饥不择食。

在“允许该局（中情局）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每年让100名外籍间谍人境美国”的法案生效的当天，中情局特别行动处就找到移民局官员，说是有位叫米科拉，列别德的乌克兰人，在对付欧洲的苏联势力方面可为本局提供重大协助。但美国司法部却认定此人是屠杀乌克兰人、波兰人和犹太人的战犯。尽管如此，米科拉，列别德还是在不久后就被中情局从德国请到了美国。列别德的确不是个好东西，他当初曾因谋杀波兰内政部长人狱，后来德军攻打波兰，他趁机越狱，于是，纳粹德国就成了他的好朋友。二战期间，德军吸收他的手下成立了两个营的部队，一直在喀尔巴阡山作战，战后仍留在乌克兰。二战结束后，他对苏联人进入德国很是愤慨，所以始终在寻找机会跟苏联人较量一下。中情局给了他机会，但他的成绩很差，几乎和那些被从高空中扔下来的人一样。不过，中情局始终把他当做一个宝贝，因为当时，中情局“搜集苏联相关情报的方法不多，因此觉得有必要利用每一个机会……流亡团体即使前科累累，也是聊胜于无的唯一选择”。因此，“很多流亡团体残暴的记录，也随着他们在中情局的地位提升而日渐模糊”。

事实上，为了与苏联较量，中情局把所有反对斯大林的人都当成朋友，并与之合作。即使这种人是天诛地灭的败类，中情局也不在乎。

莱因哈德，盖伦将军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是在世界大战期间，莱因哈德·盖伦早已经被美国人枪毙一百次了。莱因哈德，盖伦曾担任过希特勒的军事情报局首长，在那时，他就开始刺探苏联的情报。他对中情局信誓旦旦地说有个“优秀的德国人”情报网，可以在战线后方帮美国侦察。虽然很多情报官反对与“有纳粹前科的党卫军成员”合作，但中情局与美国陆军部门还是向他伸出了欢迎之手。

但等到中情局把他收编后，却发现，莱因哈德，盖伦是个不喜欢被人控制的人，他可以从中情局拿资金，但不许中情局对他指手画脚。一位情报官当时就说：“我们像是有钱的瞎子，用纳粹军情局当导盲犬。唯一的问题是狗链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