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档案-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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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尼克松完全可以躺在病床上一辈子，坚持他的“两不”原则，因为法院可以通过那些录音带找到证据。负责此案的特别检察官考克斯要求白宫立即交出有关录音带，与此同时，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也提出白宫必须要交出录音带。尼克松心都碎了。
身为白宫的主人，他当然非常清楚那些录音带里隐藏着的内容都是什么。那里不但有关于水门事件的策划过程，还有其他见不得光的内容。他们当初在那里处心积虑地算计，而今天，这些算计的内容都将大白于天下，成为他人认识尼克松政府阴谋的一个人口。
面对各方的压力，尼克松用生病的身体作为抵抗，然后密令他信赖的人将某些电话录音清除掉。但即使这样，他仍旧坚持自己最后的防线，他在与检察官的对峙中，已经没有了占上风的可能，可他还是那样坚持，就如同当年坚持联邦调查局的办案方法一样。
在他疲惫不堪的时候，又一个消息在美国传播开来：作为重要证据的去年6月20日下午尼克松同霍尔德曼商谈如何应付水门事件的谈话录音带，竟有18分半钟出现空白！而分管总统谈话录音工作的女秘书声称，她从未做过也不敢这样去做，即使是出于她的工作失误，也不可能会清除掉这么多时间。
尼克松已经无路可退，他只能交出录音带。1974年4月30日，尼克松按照传票要求将一些复制的录音磁带交给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该委员会开始记录尼克松提供的录音磁带。有的录音带已经存在很明显进行过技术处理的痕迹，但即使如此，经过整理出来的抄本居然还是一本长达1300页的厚书。随着这些材料的公布，期间拼凑起来的完整的水门事件曝光了。美国人民震惊异常。
1974年7月30日，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在民主党众议员彼得·罗迪诺主席主持下，就弹劾尼克松总统的问题进行表决。所有人的目光都关注于此，于是，对这次会议，几乎所有的电视台都进行了转播。尼克松无可奈何花落去，他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辞职。如果他还坚持，就必须在众议院通过弹劾后，接受参议院的审判而被驱逐下台。面子与权力一样，都非常重要。哪怕是短暂的权力。尼克松最终选择了面子。8月8日晚上9时12分，尼克松满脸忧愁地坐在美国第一把交椅上，他的对面是一架摄像机，正冷冷地对着他。尼克松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告别演说：“没有打完仗就下战场，对我来说是一件困难的痛苦的事情。”他艰难地开始了讲话，凄凉与羞惭在他的语调中暴露无遗。
但是，尼克松在告别演说中，并没有承认国会对他的指控，仅仅承认自己犯了用人不慎的错误。而他之所以要离开白宫，是因为“在我们的全部中心应该放在国外的和平和国内没有通货膨胀的繁荣这两个至关重要问题上的时候，如果继续为我个人的辩白而斗争，那将几乎完全耗尽无论是总统还是国会的时间和精力”。最后，他有一点短暂的停歇，然后仿佛是离开人间一样说出了下面这句话：“所以，我将辞去总统职务，明天中午生效。”
中情局档案 第10章 醉烟的中情局
一部分吸烟的人往往会产生头晕、呕吐等不正常的生理现象，医学上称为“醉烟”。中情局在尼克松之后的卡特时代，就有这种现象，对情报误判的老毛病日甚一日，只要中情局还吸烟涉猎情报与秘密行动它就永远处在醉烟的状态，无法医治。
埃及不会发动战争
威廉·科尔比局长是一名出色的特工，但当他进入中情局后，这一出色的特质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人分析这位局长说，他是天主教的虔诚信徒，笃信犯下罪孽会受到惩罚。在当上中情局局长后，他才看到了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中情局的罪孽。在科尔比这个教徒眼中，中情局有太多罪孽：对卡斯特罗不择手段的暗杀行动，心灵控制实验，秘密监狱，在一些嫌疑人身上进行各种药物实验，开展多年的“混沌计划”。当然，这些罪孽可以很容易被掩盖。但在情报上的失误，却是无法掩盖得了的。
1973年以来，中情局支持的以色列始终处在胆战心惊中。通过抢劫手段得来的东西总是要还的。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夺取了埃及和叙利亚的土地，现在，两国都想把这些土地拿回来。以色列并不想给。1970年，埃及总统纳赛尔去世，继承他的是强硬分子萨达特。1971年，萨达特告诉联合国，除非以色列“撤出在西奈半岛和加沙走廊的所有武装部队”并且履行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中的所有条款，埃及才会“准备与以色列和平共处”，但以色列的答复很强硬：绝不撤回1967年6月5日以前的边界。
萨达特与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碰面，决定联合起来向以色列讨要土地。萨达特于1972年公开宣称埃及将会和以色列开战，并说埃及已经准备好“牺牲100万名士兵”。本年年底，萨达特专注于建军备战，从苏联那里获得了极大的武器支持。这些武器包括丽123战机、防空飞弹、反坦克榴弹、坦克和人反坦克飞弹。
中情局在1973年初曾与以色列军的军事情报部合作对埃及进行情报分析。中情局通过对情报的分析和几方面的假设，认为战争在短时间内不会爆发。首先，中情局假设叙利亚不会与以色列开战，除非埃及也一起参战。其次，埃及总统，出生在米努夫省迈特阿布库姆村。1936年入开罗军事学院学习。1939年秘密建立“自由军官”小组，因从事反英活动曾两次被捕入狱。1952年7月23日，参加纳赛尔领导的推翻法鲁克王朝的7月革命。埃及共和国成立后，1964—1966年和1969—1970年，两次任总统，纳赛尔逝世后继任总统。1973年10月，和叙利亚一起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摧毁以色列的巴列夫防线。1978年9月，在美国参与下，萨达特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华盛顿签署了《戴维营协议》，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81年10月6日，在开罗举行庆祝10月战争胜利八周年的阅兵式上，萨达特遇刺身亡。
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赎罪日战争、斋月战争、10月战争，发生于1973年10月6日至10月26日。起源于埃及与叙利亚分别攻击六年前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战争的头两天埃叙联盟占了上风，但此后战况逆转。至第二周，叙军退出戈兰高地。在西奈，以军在两军之间攻击，越过苏伊士运河（原来的停火线）。直到联合国停火令生效为止，以军已经歼灭了一队埃及军队。战争对多个国家有深远的影响，相比六日战争中埃叙约联盟的惨败，阿拉伯世界为战争早期的进展感到安慰。这种心态为未来的和平进程以及埃及的门户开放政策铺了路。《大卫营和约》令以埃关系正常化，使埃及成为首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同时埃及几平完全脱离了苏联的势力范围。
他们在埃及军方里有一名级别很高的间谍，这名间谍发回来的情报说，埃及参战的前提是，取得苏联支持的轰炸机把以色列空军炸掉和苏联飞毛腿飞弹的进人埃及。但现在，苏联始终没有提供给埃及轰炸机的迹象，而飞毛腿飞弹也才刚于这年的8月运达埃及，要花费四个月进行训练，因此中情局判断，即使有战争，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爆发。
当然，埃及也在给中情局这样的印象。他们先是假装驱逐了苏联军事顾问，接着又散播消息说埃及军队在后勤上出了问题，另外还有消息说，埃及人突然面对着大量从苏联要来的先进武器而不知如何使用。1973年5月份，埃及军队在靠近以色列的边界进行大型军事演习。中情局当时的确吓了一跳，可当他们发现这是一次正常的演习后就放松下来，同年8月份，埃及军队又进行了一场军事演习，结果证明，它还是演习。以色列为了埃及这两次演习而提升警戒，浪费了1000万元。中情局却觉得以色列有点小题大做。
没有问题，才会有更大的问题。
在赎罪日的前一个星期，埃及军又通告将在苏伊士运河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训练演习。以色列军事情报部和中情局侦测到埃及军在运河周遭有大规模集结行动，但双方都判定是埃及军的第三次演习。即使当叙利亚军队在边界开始大规模集结的时候，中情局传回总部的电报仍旧是：不会发生战争，只是常规演习。
中情局承认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假设：叙利亚只有在埃及也加入的情况下才会参战，而埃及根本没有要开战的意思。事实上，埃及早决定在赎罪日这天对以色列进行军事行动。而之所以要选择这一天，是因为以色列在这天处于全国休假状态。
就在埃及与叙利亚对以色列发动进攻的几个小时前，中情局还向白宫保证：“演习活动虽异于寻常，但不致发生战争。”当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美国后，中情局还觉得很惊讶。他们突然想到了第三次战争，那时他们准确地预料到了一切。而这一次，他们却丢尽了脸面。
与希腊情同手足
中情局早在雏形的时候就与希腊打过交道。
1967年4月21日凌晨，希腊的一批右翼军人发动军事政变，希腊国王康斯坦丁在这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宣布：新政府由帕帕多普洛斯上校领导。就在这天，希腊军方逮捕了数以百计被指控为共产党的人。然而，这些军人并不是美国眼中的优秀分子。出使希腊的一位美国大使描画了这批军人的嘴脸：“这些军官策划多年，他们都是法西斯主义者，完全符合以20世纪20年代墨索里尼为代表的典型法西斯主义之定义：社团主义国家、结合的产业与工会、没有国会……几乎可说是典型赎罪日是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在这天，虔诚的犹太教徒和一般现世的犹太教徒都会实行禁食，同时会避免使用武器、电子器材、引擎、通讯设施等等，道路交通也会停止。许多士兵在这天离开岗位返家过节，以色列正处于一年中战备最脆弱的状态，尤其难以进行全国军人的紧急集合。”
康斯坦丁是希腊末代国王，也是保罗一世的长子，乔治二世的侄子，同时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及德皇威廉二世等欧洲主要皇室有血缘关系。
1960年，当时尚为王子的康斯坦丁参加罗马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帆船项目中夺得金牌，这是希腊参加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1964年3月，其父保罗因癌症逝世，他继承王位，成为康斯坦丁二世。1967年4月21日，陆军上校帕帕普洛斯发动军事政变，成立“上校团”，实行独裁统治。1974年7月，土耳其军队入侵塞浦路斯导致了军政府的垮台。1974年，希腊举行全民公决，绝大部分民众赞成希腊实行共和制。
现在的康斯坦丁二世是国际帆凡联的名誉主席。
给尼克松送钱的是希腊裔美国商业成功人士帕巴斯。尼克松曾让人隐瞒与此人交往的事情。他说：“我不希望出现任何暗示我感谢他为水门案被告筹钱的事情的法西斯妄想。”
中情局虽然与这批军人合作多年，比如，这些人往往认为中情局驻希腊雅典的工作站站长才能代表美国，而驻雅典大使则只是个形象代言人。但当他们发动政变的时候，当时的局长赫尔姆斯还是大发雷霆。他虽然知道这些军人迟早会推翻民选政府，但他没有想到他们居然不跟中情局打声招呼，就发动了政变。背后的原因自然是：中情局抽着希腊这支“烟”后醉了，根本不能头脑清晰地去预测这一政变发生。
肯尼迪总统在位时，美国政府刻意疏远希腊的军人执政团，但中情局始终跟这些人保持着友好的往来。1968年，尼克松参加竞选，希腊军人执政团命与中情局雅典工作战合作两年之久的帕巴斯为秘密特使，把一笔钱捐给了尼克松。后来尼克松陷人水门案中，这些军人又凑了一笔钱给尼克松，用来收买那几位中情局的老特工。尼克松感激涕零，在得到第一笔捐献后，美国政府就开始把一些武器卖给希腊。而这一切都是中情局驻雅典工作站的功劳。这里的中情局官员认为他们完全有能力把这个军人执政团变成民主执政团。政府内部稍有置疑的声音，中情局就会勃然大怒。
中情局为什么对希腊的军人执政团如此友好呢？这是因为他们正与这批军人狼狈为奸。雅典工作站的工作人员俨然已经成了希腊军人政府的一分子，他们给这些头脑简单的武人出主意，对国内共产党进行镇压，对他们看不惯的一切事情指手画脚。而军人们则相信，中情局的关系是他们保持与美国关系最稳妥的一道手续，当时的中情局工作站站长波茨在军人眼中简直就是美国政府。当美国政府人员提出希腊军人违反人权的问题时，中情局激动地进行辩解，因为他们也参与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