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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龙床-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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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话意甚明:倘这孟老儿活在当今,一条老命就算交代了!也许,腰斩都不足以释恨,非将其凌迟抽肠不可!恼恨之下,又无人可杀,只好以将孟子牌位从孔庙撤掉作为惩罚。但那些儒生马上使了个坏,第二天就上报说文星黯淡、天象异常。他们知道,当皇帝的都迷信天命,敢得罪孟子,却不敢得罪上天——这是当年董仲舒成功灌输给他们的一种思想,天道合一,“天不变,道亦不变”,天有变就说明道失常,皇帝最为害怕了。朱元璋一听天象异常,自己也就疑神疑鬼:“莫非因为孟老儿的缘故?”他只好重新恢复了孟子牌位。

想杀人,人早死了,没得杀;撤牌位,上天又不高兴,给你来个星光惨淡。朱元璋的这个文字狱,搞得最不爽了。但他自不肯善罢甘休。怎么办?还有个办法,说起来是老套子了:删书!对孟老儿实行书报检查!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正式把这项任务交给翰林学士刘三吾。经检查认定,《孟子》存在“谬论”的凡八十五段,这些统统删去,几占全书的三分之一。

这大抵是另一种酷刑——思想的腰斩。斩不了孟子其人,就斩他的言论著述。腰斩对象,包括:不得说君主不仁义、不得说统治者奢欲贪享、不得批评穷征暴敛、不得反战、不得说暴君可诛、不得说民贵君轻、不得说人民有权得到温饱——“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刘三吾奉旨删孟,编成《孟子节文》{45};同时,又奉旨作《〈孟子节文〉题辞》一文,其中,除了“批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宣布了这样一条决定:

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壹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

什么意思呢?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自即日起,所删《孟子》八十五条,从国家教科书中驱除,不得作为教学内容,亦不得作为考试内容;这两项的取舍,一律以所自封为“圣贤中正之学”的版本——亦即《孟子节文》为本。

这是厉害的一招,“挖根”的一招,远胜于将某某书禁毁了事的一般做法。身为六百年前的皇帝,这样透彻理解了教育的意义,用控制教科书的办法来达到禁止某种思想的传播的目的,见识真的很高明。一旦把教科书管起来,让读书求学的人打小了解的孟子就是经过教科书规范过的孟子,而且代复一代皆如此,则“天下人尽入吾彀中矣”。再者,读书是为什么?做官。怎样才能做官?通过科举考试。那好,我就规定考试内容和范围,必须以《孟子节文》为准,解题、说理也必须循《孟子节文》所暗含的有关孟子言论的认识导向;久而久之,本来的孟子、完整的孟子、真实的孟子,自然被人淡忘……这就叫思想的愚弄、精神的壅闭,它岂不比简单禁绝一本书来得深刻?

我们前面曾表彰过明代文化的繁荣,那的确是不错的。明代的戏曲、小说、书画、小品文、园林乃至服饰、美食、木器、陶瓷……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勃然兴发,臻乎精美。但现在我又要指出,细心体察,当不难发现明代文化取得的成就,几乎都在生活化、日常化的层面上,换言之,都含有现世享乐主义的特征。而特立独行、雄浑刚健、泼辣不羁的思想风度,却极孱弱,近于式微。明代知识界思想的活跃程度以及知识分子对精神品格的追求,不要说无法跟两汉、魏晋、唐宋相比,甚至不如元朝——只要把元明两代同样具有代表性的戏剧作品,放在一起比较,就很容易看出明代诸作雅则雅矣,思想和精神厚度却大逊于元代,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人笔底流淌的生命力,足以让除汤显祖之外所有明代剧作家含羞遮面。所以,明代文化是一种两面性非常突出的文化:它既极其繁盛,又颇为空虚柔弱。这不能不说与朱元璋在思想上对明代知识分子实施的“精神去势手术”,有极大关系。

朱元璋虽是大老粗,但此人对于怎样挖掘极权的潜力,实在有过人的天赋,在收拾文化人方面,有很多发明创造或独到之处,先前的帝王没一个比得过他。你看他挥舞着“雌雄双剑”,一手“文字狱”,一手“八股取士”,把知识分子驯得服服帖帖。尤其是“八股文”,扣住了读书人的命门。因为命题只限于《四书》《五经》(当然都经过《孟子节文》式的处理),舍此以外读书再多都没用,所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就被死死地限制在这个令人放心的黑屋子里面。他的这些创造,让取代明朝的清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后者以“外夷”入主中原,更需要思想的禁锢和麻木,所以对朱元璋的两大法宝照单全收,一手“文字狱”,一手“八股取士”,以致到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活泼、自由的思想杳无踪迹,书生学人一头扎在考据、章句、版本、目录之学中。

中国的人文精神就此沉沦,直到清末,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巨大震撼下才重新苏醒。当时,龚自珍一边无奈于“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一边痛切发出“万马齐喑”的哀叹,并写出《病梅馆记》一文,内云:“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堪称专制主义下对病态人文精神的绝妙写照,那所谓“文人画士孤癖之隐”,就是朱元璋一类极权君主的“孤癖之隐”,他们用这样的“孤癖之隐”斫修雕琢知识分子,使他们丧失生气、成为病梅,且以此为“美”。

机关算尽太聪明

乍看起来,朱元璋打造的君主极权体制,铁桶一般,百密无一疏,他自己亦感得意,死前二年颁布《祖训条章》,自云“即位以来,劳神焦思,定制立法……开导后世”,“日夜精思,立法垂后”,所创制度“永为不刊之典”,子孙要“世世守之”,“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人到晚年,总想给自己说些盖棺论定的话,特别是那些自以为很伟大的人物,他们临死前,通常会设法让人们记住自己这一辈子干过哪些大事,建立了什么伟业。看来,对朱元璋来说,他最想让人们记住的,就是“立法垂后”。他觉得在这个方面他不仅付出最多心血、下了最大功夫,而且干得相当完美;他甚至对自己的成就产生了某种迷信,以为有如此完备的体制在,就算后代无能,也可以轻轻松松当皇帝(“以后子孙,不过遵守成法以安天下”)。

果真如此吗?

独裁者总是自信——不,过度自信——而至于虚妄的。就在朱元璋对于自己的极权体制的迷信之中,许多危机和矛盾已经潜生,而他浑然不觉。

最深的危机或矛盾直接来自他本人的两重性上。

我们经常笼而统之地使用“独夫民贼”一词,这未必对。有时候“独夫”不见得是“民贼”。在朱元璋身上,我们就看到“独夫”和“民贼”的角色相分离的情形。在将所有权力集于一身,并暴虐残酷地打击、消灭任何他认定或想象中会威胁其权力者的方面,他是不折不扣的独夫,是比秦始皇更极端的大独裁者;然而,跟很多独裁者相比,他却没有太大的祸国殃民的表现——虽然我们前面说过他对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极度排斥,但终其在位三十一年的情形看,他在行动上还是努力恢复民生,让老百姓有地种、有饭吃,让孤寡鳏老有所养,自诩并且也特别愿意别人把他评价为惜民爱民的仁君。

暴君和仁君,一身而二任,既向往仁爱,又加倍以暴政维护其极权,这是他的大悲剧。

阅读有关他的史料,不论正史、野史,我们都感到自从当上皇帝之后,朱元璋的行止,包括心理,都一直处在鲜明的矛盾之中。比如,他一面让自己成为一个对血腥和酷刑着迷的屠夫,一面却延请纯正的儒师,把太子朱标、太孙朱允炆培养成过于仁柔的人。对此,甚至朱元璋自己都有些无所适从。

当意识到朱标性格过于慈善时,他曾试图加以改变,以至于有一次专门叫人将满载尸骨的大车拉到朱标面前,故意刺激他。洪武十三年,儒学大师、同时也是太子傅的宋濂得罪朱元璋,朱元璋不光逮宋濂二子下狱,且传旨御史,准备把宋濂杀头抄家。朱标闻讯,赶到御前泣谏:“臣愚戆无他师,幸陛下哀矜裁其死。”朱元璋怒斥道:“俟汝为天子而宥之!”朱标悲绝无门,竟投金水河自杀,幸被救起。朱元璋听说,哭笑不得地骂道:“痴儿子,我杀人,何与汝也!”父子心性之迥,竟至此乎?

其实,有子若此,恰恰说明朱元璋内心矛盾的两面,否则,朱标不会被教育成这样。而且这种教育不仅从朱标身上体现出来,也继续延至太孙朱允炆。朱元璋在遗诏中指定朱允炆继承皇位时(朱标不幸于洪武二十五年病故),对他有四字评价:“仁明孝友。”朱允炆的仁厚较诸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父亲早死,三个弟弟尚年幼,朱允炆悉心关爱,日则同食,夜则同眠。朱元璋看了,又感动又欣慰。洪武二十九年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后,朱元璋即让其“省决奏章”,锻炼考察他的执政能力。年轻的皇太孙立刻显示出与祖父的区别,“于刑狱多所减省……尝请于太祖,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太过严苛】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明史》评价朱允炆“天资仁厚”、“亲贤好学”,说他当皇帝短短四年中的施政“皆惠民之大者”。假使朱允炆不是迅速被叔父朱棣推翻篡位,从他的禀性和当政时的作为来看,也许真能出现极权专制而得仁君的奇迹。

但这是不可能的。恶的极权与善的仁政,水火不容;并且恶肯定会战胜善,因为这种恶来源于体制,而这种善仅仅是个人修养,后者的脆弱不堪一击。朱元璋缔造了一种本质上恶的体制,却把太子、太孙依仁厚之君的标准来培养,还指望他们驾驭得了这种体制,不啻于置其于瓿内焙烤。体制如此,那个暴虐鸷狠颇得朱元璋衣钵的朱棣,必然胜出;极权天然地是为这种人物预备的。

在通往极权的道路上,朱元璋大开杀戒,无论同起草莽、忠心耿耿的元勋,还是计定乾坤、辅国佐君的良臣,或者能征惯战、勇冠三军的宿将,一一被他除尽。等到建文帝——他的仁柔太孙继承大统时,除了一张高高置于金銮宝殿上的龙床,朱允炆身边竟无英才,要么是方孝孺{46}那样刚正有余、韬略不足的正人君子,要么是李景隆{47}那样的纨绔子弟。当朱棣听到李景隆被任命为大将军、统兵五十万杀来时,哈哈大笑,说出如下一番评语:“【景隆】智疏而谋寡,色厉而中馁,骄矜而少威,忌剋而自用。未尝习兵,不见大战。”朱允炆的前敌总司令居然“未尝习兵”!那么,熟知军机的人哪儿去了?都被杀光了!设若蓝玉还在,朱棣能笑得出来吗?{48}可怜朱允炆从小被当做一个贤君培养,一肚皮墨水儿和圣人之道;而在他的对面,那个燕王叔父,反而因为被委以“屏藩帝室”的重任,长年戍边练兵,是个娴于兵马的沙场老手。朱元璋机关算尽,唯独没有算到祸起萧墙之内,借以羽翼皇室的保护网,末了恰恰向他钦定的皇位继承人收紧、收紧,将其扼死其中……

不是朱棣不重亲情,实在是皇位的魅力太大太大,而父皇创下的体制又赋予他夺取皇位的天然便利。放眼望去有什么力量能制衡他?别说制衡,就是有能力伸出手指头扯扯他衣袖的人也看不到。那亲民仁爱的侄子守着一座空空荡荡的京城,别人看他高高在上,握着空前巨大的权力,而在朱棣自己看来,这学生娃小可怜儿手上其实什么也没有,是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父皇英雄一世,糊涂一时。这样的权力岂是一介书生消受得了的?它只能属于跟它一样强悍的人!

历史竟如此幽默吗?在孝陵地宫里注视着身后事的朱元璋,看到他“劳神焦思”、“日夜精思”建构起来,理应固若金汤、万无一失的帝权,如此轻易地崩溃、垮掉,他会想到什么?也许,他会有一种被皇四子、现在自封为永乐皇帝的朱棣所击败的感觉。也许,他会沮丧地承认:在对极权的认识上,燕王比他这个老子更深刻。也许,他还在反省:不该遵循圣王之道来培养朱允炆,不该把朱允炆推上以“极权”为材料制成的皇位,却又让他仁义为君。

其实,朱元璋最惨重的失败在于,他别出心裁且身体力行想要证明的既当“独夫”而又不当“民贼”的政治路线,被事实彻底否定了。明朝十六位皇帝,一大半是标准的独夫民贼——窃国大盗朱棣、窝囊废朱祁镇{49}、色鬼朱见深{50}、活宝加孽障朱厚照{51}、炼丹癖朱厚熜{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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