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第3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像对弈的时候对方弈出匪夷所思的一招,而这一方根本就没有准备好下一手——棋局戛然而止!刹那间,从刘健到百官,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他们脸上布满迷茫的神情,就那样,稀稀落落地各自散去……《武宗实录》简短地记述了当时场景:“明早,健及【韩】文等率九卿、科道方伏阙,俄有旨:宥瑾等。遂皆罢散。”{66}
然而与现场的平静截然相反,正德元年十月十三日清晨所发生的,实际上是大明帝国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暴。《明史》在叙述这个时刻时几次用了“大变”一词,如:“顷之,事大变,八人皆宥不问,而瑾掌司礼。”{67}“八人各分据要地,瑾掌司礼,时事遂大变。”{68}这场风暴,彻底扭转了整个正德朝政治航船的方向,它至少直接带来三个后果:第一,久经败坏而好不容易在弘治年间恢复起来的文官政府,重回形同虚设之状态;第二,宦官和近幸势力再度崛起,为以后贯穿整个正德朝的“豹房政治”奠定基础,并构成真正的权力中心;第三,对朱厚照来说,则再也不必“戴着镣铐跳舞”,从此无任何力量能予其约束和制约,从而大可随心所欲展示“个性”,近乎“完美”地完成他古今第一“浪帝”的生涯。
政变中的人物和余绪
政变发生当天,“健等知事不可为,即日疏辞政柄”{69}。
这是继上月盐引事件后,内阁第二次全体请辞。仅隔一个月,朱厚照就完全换了个人,他不再被内阁辞职所吓倒,相反,他愉快而迅速地批准了这一请求。
照惯例,内阁辅臣这样级别的人物提出辞呈,皇帝就算内心十分乐意,也不宜立即应允,至少要来回折腾三四次,以示挽留。但这一次,朱厚照却径直批准——内阁三巨头中,唯一未准退休的是李东阳,这当中以及李东阳其人都有些故事,我们稍后再叙。
尘埃落定,主要当事人此后的遭际各不相同。
刘健:一代名臣,年高德劭。弘治十一年起任内阁首辅,“竭情尽虑,知无不言”,对拨乱反正、奠定弘治朝较为清明的政治,居功至伟。弘治深为倚信,“呼为‘先生’而不名”;临终之际,执手托孤,情殷意切。武宗嗣位以来,刘健继续其厘剔弊政的努力,同时竭其所能保护弘治以来政治改革的成果不受伤害,《明史》赞曰:“其事业光明俊伟,明世辅臣鲜有比者。”{70}评价相当高。这样一位功高老臣,一夜之间就下了台,连半句慰留的言语亦未曾听到,实际上他是被赶出了京城。次年,在刘瑾一手炮制且由正德诏示天下的“奸党榜”上,更名列榜首;再过两年,被削籍为民,追夺诰命。所幸他德高望重,品行无可诟病,刘瑾等虽深衔恨之,亦不敢置之死地。于是得以善终,二十年后嘉靖五年卒,享年九十四岁。
谢迁:内阁二号人物,退休后享受待遇与刘健同,但所受骚扰却远胜之。概因除刘瑾外,新权势人物焦芳也与其积怨甚深,此刻正好多方报复。先是罢其弟兵部主事谢迪的官,斥其子编修谢丕为民;正德四年二月,又借口浙江举贤周礼等四人皆谢同乡,“必徇私援引”,将此四人逮入诏狱逼供,欲将谢迁牵连进来,治罪抄家,只因李东阳力阻而未果,但周礼等人未予放过,全部流放,同时发布禁令:“诏自今余姚人毋选京官,著为令。”让家乡读书人,全体替谢迁受过。其余骚扰如“奸党榜”、夺诰、罚米等,不一而足。谢最后死于嘉靖十年,活了八十三岁。
韩文:“倒八”干将,运动失败后未效刘健、谢迁之所为,但刘瑾“恨文甚”,岂能轻饶?每天派密探监视韩文,想揪辫子;过了一个多月,探子来报,说国库发现有“伪银”(等于假币)输入,刘瑾如获至宝,以此问责,对韩文做出降一级勒令退休的处理——早知如此,韩文还不如当初主动辞职。事情并未到此为止。韩文丢官返乡途中,刘瑾令侦卒始终暗相尾随,一旦掌握任何不利于韩文的证据,即拿回京城问罪,“文知之,止乘一骡宿野店而归,逻卒无所得”{71}。不过,韩终未逃过牢狱之灾。刘瑾还是借户部文件丢失之事,将韩及侍郎张缙下诏狱,关了几个月,因罪不至死放出,但判罚他向边镇大同仓输送军粮,先后两次计1500石,相当于韩十年俸禄(尚书级,即部长级)之总和——史书上说,这以后,韩文“家业荡然”{72}。不过,韩老爷子也如刘、谢二人一样硬朗,挺过了刘瑾倒台,挺过了正德驾崩,直到嘉靖五年,八十有六高龄的时候与刘健同年谢世。
李梦阳:执笔“倒八”奏疏,字字见血,状若飞刀,但这酣畅淋漓的檄文也注定了他此后的命运。收拾韩文后,刘瑾即拿他开刀,先谪贬到山西,随即勒令退休,不久,又制造事端将其逮于狱中,准备杀掉。这时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故事,当时另外有位大文豪叫康海的,与李梦阳并称“十才子”。康海文名既高,又与刘瑾同乡,刘瑾大概觉得与这样一位闻名海内的同乡交好,很有面子,所以有意罗致;然同一事自康海看来,却很没面子,一直敬谢不敏。再说康李二人,同为当世文苑重镇,不免有些“文人相轻”的意气,“各自负不相下”。及梦阳下狱,将死;这时有人告诉他,唯康海可救之。无奈,梦阳以片纸,仅书数字致康海,曰:“对山救我。”(对山,康海之号)再无他言。康海见书,二话不说就去刘府求见。刘瑾得讯大喜,“焚香迎海,延置上座”,而“海不少【稍】逊【谦让】”。坐定,康海劈头便问刘瑾知道唐玄宗命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的故事否,刘瑾以为他是以李白自居,忙道:“瑾即请为先生脱之。”不料,康海却说:“李梦阳高于李白数倍,而海固万不及一者也。”刘瑾这才知其来意,他不能不给面子。“海遂解带,与之痛饮。梦阳遂得释归。”但五年后,刘瑾败,康海却因与之结交故,“罹清议”,坐其党而被免职。{73}事颇豪迈,令人荡气回肠。梦阳虽免一死,却从此历尽坎坷,越十余年即死,年仅五十七岁。
焦芳:那个以告密扭转乾坤的小人。人生能得几回搏?他这一搏,搏进内阁,“以本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辅政”{74},入阁拜相的同时,还保住了吏部尚书的位子,以后又“累加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尽得风流,并证明“恶有恶报”的说法从来只是善良之辈的一厢情愿。明代士风的特征在于两面性突出:士大夫中硬骨头非常多,历朝少有俦匹,而同时也频频出现极端无耻下作、堕落腐烂的例子,焦芳便是后一情形的代表之一。焦芳有子名曰黄中,一如其父,不学无术,却偏偏要在廷试中被内定为状元,李东阳觉得说不过去,拟其为二甲头名,已很过分,焦芳却由此衔恨李,数次在刘瑾面前谗詈。一日刘亲自以诗试其子,事后将焦芳叫来训道:“黄中昨在我家试石榴诗,甚拙,顾恨李耶?”连基本可以说没文化的刘瑾都觉得焦黄中所做之诗“甚拙”,其不学无术的程度可想而知。后来,焦芳与另一刘党张彩(一作綵)争宠不利,失势,“乃乞归”;刘瑾事败,与张彩同被处死刑,焦芳却幸免于外,据说刘瑾死前发牢骚说:“今彩与我处极刑,而芳独晏然,岂非冤哉。”焦一生卖官无数、广受贿赂,赚得钵满盆满,“居第宏丽,治作劳数郡”(意思是,他的宅第极豪华宏大,筑建时动用数郡之力)。起义者曾攻下彼乡泌阳,入其府,“发窖多得其藏金”。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无良小人,最终一生平安,难怪《明史》亦不禁惊叹:“芳父子竟良死!”
李东阳:弘治顾命三大臣的幸存者。参与了“倒八”运动全过程,并在失败后与刘谢联名请辞,独被留任,且在以后刘瑾罗织的“奸党榜”里不见其名。对此,有人认为正德不便将父亲嘱托的顾命大臣“一锅端”,而手下留情。但《继世纪闻》提出了如下指控:“【刘】瑾素与李阁老东阳有旧,重其诗文。密以韩文等所劾【指“倒八”奏章】询之东阳,得其大略,瑾等惊觉……”这个指控相当严重,倘果有其事,则李东阳所为不逊于焦芳。但此记载不见于别书,仅为孤证不可轻信,官史《明史》未予采纳。不过,当正人君子纷纷见逐、罹祸之际,李东阳独超然无恙,实为奇事。《明史·李东阳传》对这位“不倒翁”的描述,用词讲究,大有深意,很堪玩味。有这样两个场景:场景一——当时他与刘、谢共同疏劾“八党”,刘、谢持议欲诛瑾,词甚厉,“惟东阳少缓”;场景二——刘、谢辞职获准离京时,李来饯行,“泣下”,刘健嘲讽道:“哭什么呢?当初阁下如果也坚决抗争,现在自然就能够和我们一道被恩准辞职了。”史家写道,闻此语“东阳默然”。从这些细节来看,李虽未必屈膝附恶,但在大节大义之前,他选择明哲保身是无疑的。以后,在整个刘瑾当政时期,他的表现基本可以概括成三点,一是忍辱负重、“委蛇避祸”,二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一些清正之士,三是为刘瑾的胡作非为擦屁股,“凡瑾所为乱政,东阳弥缝其间,亦多所补救”,令国家不致崩溃。因此当时人们对李东阳有截然相反的两种反应,有人认为“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然而相反的是,“气节之士多非之”。他的一位门生、礼部侍郎罗玘,上书劝其从污泥浊水中早早抽身而退,否则自己深感耻为东阳门生,“请削门生籍”{75}。我一直想找到这封信,多年搜阅,最后在《玉堂丛语》里发现了它,照录于下:
生【罗玘自称】违【离开】教下,屡更变故,虽常贡书【晚辈给尊长写信,谦辞】,然不敢频频者,恐彼此无益也。今则天下皆知,忠赤【正派人】竭矣,大事亦无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终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献谄以为常依依【环绕不舍】者,皆为其身谋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岁之后,史册书之,万世传之,不知此辈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指自己,罗玘虽为学生辈,年龄却并不轻】,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谁复言之?伏望痛割旧志,勇而从之【听从内心忠赤之声的召唤】,不然,请先削生门墙之籍【逐出师门之意】,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诚积直有日矣,临椷【书信,信函,通“缄”】不觉狂悖干冒之至。{76}读此信,方知是时罗玘病重,将不久人世,而以此谏语为诀别,诚感人也。还有一个读书人,献给李东阳这样一首诗:文名应与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绿,鹧鸪啼罢子规啼。{77}诗中讥以“行不得也哥哥”、“不如归去”之意。刘瑾倒台后,御史张芹即对李东阳提出弹劾,指责“当瑾擅权乱政之时,东阳礼貌过于卑屈,词旨极其称赞,贪位慕禄,不顾名节”。这都是确凿的。其实李东阳这一类政治家也算中国历史的特产,从古到今并不鲜见。他们都聪明过人(李幼时即是神童,为天子召见,过门坎时太监笑道:“神童腿短。”小东阳随口对以“天子门高”),身在官场,当政治极黑暗之际,他们八面玲珑、委曲求全,同时折冲尊俎、周旋揖让;从某种角度看,他们像中流砥柱,是乱世中仅存的良知,但换一个角度看,他们也实在难免同流合污之嫌。这种政治家所起的作用,究竟是避免国家和人民陷入更深的苦痛,还是在客观上助纣为虐、令暴政维持得更久更稳固?刘瑾专权之下,朝政是因有李东阳而幸,抑或反之?诚一言难尽,就连同他们的人品,也无法一概而论。正德三年发生了针对刘瑾的“匿名书事件”,刘瑾一口气将三百余名官员投入大狱,是李东阳力救得免。这样的事情他做得很多,刘健、谢迁、韩文、刘大夏等一批正派“老干部”,以及像杨一清这样的能臣,所以没掉脑袋,或者还能继续在政坛发挥作用,均与李东阳的拯救和保护有关。但既与黑暗同行,做“伴食政治家”,他们无可避免地在自己身上留下这样那样的污点,被人所诟病与不耻。如李东阳,政变后“八党”鸡犬升天,人人祖上受荫封迁坟,而所有祭文“皆李东阳撰”;刘瑾在朝阳门外创玄真观时,李东阳又为之撰碑文,“极称颂”。{78}——此等作为,在古代士林属最丑之事,不单对刘瑾和“八党”,就是对走卒焦芳、张彩之流,李东阳也加以巴结。{79}刘瑾败后,李上疏罪己,内云“委曲匡持,期于少济,而因循隐忍”。此数语,可作为古今此类政治家所共有的贴切、绝妙之写照。虽然活得很累,也饱受争议,但不管怎么说,李东阳立朝五十年而不倒,生前身后都荣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