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０颜庑┗巴ㄋ椎胤胍幌挛薹鞘牵赫庖淮ǘ涝勖巧罡蛔悖依锸裁炊疾蝗保颐遣恍枰デ辣鹑说亩鳎故撬牧诳隙ǘ晕颐呛苎酆臁Ｋ侨绻赐道辞溃撬亲蕴挚喑裕蛭颐怯星钟惺疲姑沟谋厥撬牵坏热粑颐且愿蛔阒遥ジ庑┣罟硪话慵叮鞘巧牵布幻髦牵粲谧匝胺衬铡Ｋ裕胰吮匦肜渭牵汗仄鹈牛那墓约旱暮萌兆樱恍砩拢恍碚淌破廴耍坏萌兆拥耐保膊灰粢郧嵝模乇鸲员北咝铡昂钡哪羌胰耍μ岣呔琛Ｕ饧胰顺戏恰吧撇纭保嗌俅未蛏厦爬矗纯峙乱不澳迅模勖堑醚┪湟眨糜诜郎怼�
由这思想，朱元璋形成了他的基本战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低调面世，不搞扩张主义，对周围“四夷”奉行和平外交路线，即便是心腹之患的北部边境，也以防御为本。他下了死命令，列出一系列“不征之国”，从东北的朝鲜、日本直到东南亚和印度支那半岛凡十五国，都在其列，独将当时横亘整个北方、西北方的“鞑虏”排除在外——但这也是以防万一敌人来犯，吾仍保留迎头痛击之权利，而非主动与之开战。
朱元璋的很多重大决策，均与这一基本战略有关。如分封诸皇子，坐镇北部边境；如明朝处理外交关系特有的“朝贡制度”｛129｝；自然，也包括将首都定于南京。
南北朝以降，北方蛮族数次对中原的大举入侵，都受到长江这天然屏障的阻隔。严格地讲，这种特征在三国时期已凸显出来。正是这样，自那时起，长江已渐成中国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多次实际充当分裂时期中国的分治线，或潜在地被寄予这种期待（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国际势力也还提出过国共以长江为界分治两边的设想）。作为决心采取守势的君主，朱元璋选定南京为首都是适当的。南京与北部边防之间的巨大缓冲地带，既是他的防御性战略所需，似乎也是一个退避三舍的标志，来昭示他无意扩张、“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治国思路。
朱棣将明朝首都改置北平，姑不论其他，先自根本上动摇和改变了朱元璋的基本国策。要知道，他是打着维护“祖制”的旗号（指责朱允炆当政后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兴师问罪、夺取权力的，但实际所做，恰恰对朱元璋最核心的治国方略加以反动。过去有句话说，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的惯用伎俩——朱棣所为，正此之谓。
朱棣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从迁都念头萌动到最后实现，他做了无数小动作，掩人耳目、后台操纵、暗渡陈仓、缓慢推进，总之偷偷摸摸、费尽心机，充分展示其伪诈的天性与天赋。
第一个小动作：永乐元年新年刚过，正月十三日，礼部尚书李至刚伙同几个人进言：“昔帝王起，或布衣平天下，或繇【与“由”通】外藩入承大统，而于声迹之地皆有升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中都之制，立为京都。”｛130｝这番话前半部分基本生拉胡扯，历史上没有几个皇帝把自己的出生地搞成京都，也就是朱元璋比较自恋，曾以临濠为中都。李至刚等几个马屁精便搬出这一点，请求将北平升格为京都。这李至刚，洪武年间就受过处分，建文时期又因事下狱，做官记录差得很。朱棣上台后，由于李至刚“为人敏给”，“善傅【附】会”，颇得朱棣青睐，做到礼部尚书，“既得上【朱棣】心，务为佞谀”，“朝夕在上左右”，“甚见亲信”——《明史》在一番描述后，特地强调他“首发建都北平议”，作为此人“善附会”，“务为佞谀”的实绩。｛131｝综上所述，可以肯定李至刚的建议绝非出于他本人，而是朱棣亲自授意的结果，甚至极可能安排李至刚做礼部尚书即是为了让他来提这样的建议（这类事由礼部尚书来提，最名正言顺）。李至刚建议一上，朱棣便即照准，“制曰：可。其以北平为北京”｛132｝。于是，朱元璋拟定的“北平”地名，悄然变做“北京”——闻名遐迩的“北京”一词即于该日诞生，而从此明朝变成两京制，南有南京，北有北京，终明一世皆如此。只不过，眼下第一京都和事实京都是南京，到后来则相颠倒，北京变成第一京都和事实京都；朱棣玩的是障眼法，先用两京制遮掩他已经决定定都北京的打算。
第二个小动作：当年五月，朱棣再次在廷议时提出“北京，朕旧封国，有国社国稷，今既为北京，而社稷之礼未有定制，其议以闻”｛133｝。这是什么意思呢？试探。朱棣欲借修订北京祭祀礼仪，给其以和南京同等规格，来观察群臣的反应。结果，礼部及太常寺两个职能部门专门开联席会议讨论此事，形成的主流意见是坚决反对：“考古典之制，别无两京并立太社太稷之礼。”｛134｝因为是集体讨论，李至刚一个人也无法左右大家的主张。不过，朱棣本亦不曾指望顺利通过，他只想探探虚实，看反对程度究竟如何。事实证明，反对者相当之多。这样，他也就知道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了。
第三个小动作：在动议提升北京祭祀规格碰壁后，朱棣弄明白的是，以合乎礼制和公开的方式推进北京的建都，阻力极大；他决心搁下这些“虚文浮礼”的争论，绕开规范化操作的途径，暂不触及北京的名分问题，采取实干方式，直接营建北京宫殿——既然北京是第二首都，造座宫殿以备“巡狩”，不算过分，没有不合礼法之处。至于规模如何，除了朱棣自己，无人知道；因为先期的准备工作是不事声张的，由朱棣专门委派几个大臣去办，并且与他单线联系。整个计划的实施经过如下：永乐四年八月，由淇国公邱福挑头上奏，“请建北京宫殿，以备巡幸”｛135｝。又是一位铁杆心腹出面——邱福乃朱棣死党，叛乱起事之时首夺北平九门，后来武将受封，邱列首位——显然又系由朱棣亲自授意。邱奏当即获准，北京建宫殿之事就此“立项”。
第四个小动作：朱棣愉快地接受了邱福的“请求”，却并不着急动工。足够有耐心是此人的最大特点。为登上皇位，他忍了几十年，忍到老爸驾鹤归西，然后在朱允炆着手削藩时他又一忍再忍，忍至后者对他失去警惕才突然发难。即以迁都这件事论，从永乐元年他在廷臣那里碰钉子，到今天邱福提出造宫殿，四年过去了——尽管他日思夜想，却足足忍了四年！忍，对他不是难事，相反，他每每在忍中“阴”着把事情做成。此刻，他又祭出这法宝，“阴”着开始了北京新宫殿的营建。为什么要“阴”着？因为有个秘密不可早泄于人：北京新宫殿的规模将远远超出南京。如大张旗鼓地把一切做在明处，群臣马上会意识到，这么一座新宫殿不可能为所谓“巡狩”而建，一定是迁都的信号。因此，事情应该偷偷开展，“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一则争取时间，二则届时万事俱备，给大家来个木已成舟，不接受也得接受。所以，邱福提议之后，表面上没有动静，暗中朱棣却派出几个官员去执行特殊使命——采木，新宫殿需要数量巨大的上等木材。工部尚书宋礼被派往四川，吏部右侍郎师逵被派往湖北、湖南，户部左侍郎古朴被派往江西，右副都御史刘观被派往浙江，右佥都御史史仲成被派往山西，“督军民采木”｛136｝。这几个人在那里一呆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直到紫禁城开工。
第五个小动作：与此同时，甚至更早一点，朱棣就有计划地增加北京人口。据《明实录》载，他至少先后十余次下令从各地移民以充实北京。盖因“靖难”之乱首起于此，头三年燕军与政府军之间的争夺也集中在这一带，人民或因惊惧或因避祸而逃亡甚多。朱棣既然心存以北京为首都之念，就必须增加其人口，使这座城市有相应之规模，并为即将展开的浩大工程建设预备充足的劳力。这些移民中，有普通百姓，也有就地转业的军人，更有相当数量的罪犯。也许因为普通百姓的移民难度较大，而罪犯则可强行安置，甚至罪犯自身也觉得被发往北京屯种是意外之喜，所以永乐年间以移民重建北京时就形成这样一个思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相关的记录：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朱棣上台的头一年】九月乙巳，命武康伯徐理等往北平度【丈量】地，以处民之以罪徙者【因犯罪而流徙的人】。｛137｝永乐元年八月己巳，定罪囚北京为民种田例。……今后有犯者，令于彼耕戍，涉历辛苦，顿挫奸顽。｛138｝永乐元年十一月戊戌，谕世子曰：朕念北京兵变以来，人民流亡，田地荒芜，故法司所论有罪之人，曲垂宽宥，悉发北京境内屯种。意望数年之后，可以助给边储【指边防军需】，省馈运之劳【人力物力取诸本地】，且使有罪者亦得保全。｛139｝【永乐五年十月】己丑，谕刑部尚书吕震，凡戍边，各从南北风土所宜。闻北人苦炎瘴，其改佃北京，全活之。｛140｝从这些记载来看，北京之于永乐年间的中国，颇类乎澳洲之于19世纪的大英帝国，是安置罪犯并有赖罪犯而发展起来的土地。当时北京在三四十年内，接连遭遇两次大的战乱（元亡和“靖难之役”），连朱棣都说“北京兵变以来，人民流亡，田地荒芜”，可见凋虚之极。而重建北京，即以罪囚为生力军：先派人去丈量土地，以待发配至此的“罪徙者”；然后制订“罪囚北京为民种田”的正式法规，同时规定经司法部门审定有罪之人，“悉发”（全部发往）北京境内屯种，到永乐五年又以“照顾”的名义指示刑部，将以往流放在南方的所有北方籍罪犯，统统转来北京开荒。虽然我们无从得到罪囚移民的官方数字，但从以上谕旨来看，这一政策既是全局性的，又是持续性的，可以猜想这个过去叫“大都”、“北平”，而重建后叫“北京”的地方，其人口来源，罪囚恐占相当比例。这个做法的实际好处显而易见——这部分人，身处人生绝境，将他们输移北京、由囚转民，确如朱棣所料他们会有因朝廷降恩“得保全”、“全活之”的感恩戴德心理，正堪驱策，在即将开始的巨大工程中充当苦力。
第六个小动作：朱棣利用巡狩、北征等名义，开始用更多的时间在北京居住，有意冷落南京，削弱它的政治地位，使权力中心实质性地北移。资料显示，从永乐七年起，至永乐十二年，朱棣的活动中心一直是北京。《寓圃杂记》说：“及上【朱棣】登极，即广旧邸【从前的燕王府】为皇城，频年驻跸。当时群臣不知睿意所向，屡请南还。因出令曰：‘敢有复请者，论以妖言。’”｛141｝他用这个办法让人们渐渐习惯北京成为一个发号施令的地方。
第七个小动作：永乐五年七月，徐皇后病逝。这同样成为朱棣的一个机会。他毫不犹豫地将未来的皇家陵寝定在北京，以展示终将迁都北上的决心。《太宗实录》载，徐皇后临终之时，留下这样一段最后遗言：近闻皇上将巡狩北京，意愿从行，将请恩泽及之，而吾今不逮矣，尔能体吾心，九泉无恨！｛142｝她说：“闻知皇上就要去北京视察，本来是想跟着去的，好离皇上近些，如今我是不能追随皇上了，倘皇上能念及此意，那就死而瞑目了。”这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就是徐皇后为了与朱棣寸步不离，要求葬于北京。不是说皇家夫妻就不可以卿卿我我，但朱棣并非其人（朱棣后宫的情形详后）。考虑到他一贯喜欢在历史中造假的癖好，这段本就别扭的情节看上去很可能是编造的。那么，替徐皇后编造这样几句“临终遗言”意义何在？盖因皇家陵寝，总在国都附近，以便奉祀。徐皇后之死，意外地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朱棣可以通过确定陵址来为将来迁都北京做铺垫。这点心思，明代的观察家已看得很透，例如沈德符说：“永乐五年，仁孝皇后【即徐皇后】崩。文皇圣意，已不欲立封域【陵墓】于南方，故迟迟未葬。至七年幸北京，始得地于昌平县。”｛143｝他派风水先生廖均卿等直奔北京，得“吉壤”于“黄土山”，而改其名为“万寿山”｛144｝，此即现在明十三陵所在地。永乐十一年正月，陵寝建成，是为“长陵”，二月十七日，葬徐皇后于此。
朱棣不断搞这样一些小动作，目的很明确：使迁都之事不可逆转。到了永乐十四年，他觉得时机成熟了，重提营建北京问题。论理，“营建北京”十年前就已做出了决定，朱棣为什么要再讨论？不外乎两点：一、统一思想；二、要国库正式拨款。第一点是关键。十年来，他搞了那么多小动作，做足铺垫，除了特别“不识时务”者，群臣岂有不知此事，说是要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