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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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互相制约的关系。但皇帝和太监之间，则无这样一层“礼法”的约束，完全是主子和家奴的关系，可以随意呵斥、打骂甚至取他们的性命，这让皇帝觉着很放心，更堪掌握，久而久之无形中也对后者产生依赖，而感到他们亲近，不可托于大臣的事，托于他们，甚至私密之事也让他们与闻。但当皇帝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看到太监俯首帖耳、任其驱驭的一面，看不到后者因“亲炙天颜”而被赋予巨大权势的另一面，至于过于倚重而致尾大不掉、反仆为主的情形，更是始料不及。总之，太监辈“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的根子，就在皇帝自己。
朱元璋当然不会承认这一点，不过从汲取历史教训的角度出发，他要与太监们保持相当距离的决心，还是蛮大的。明白表示，绝不能用为耳目心腹，也不能给他们立功的机会，这是朱元璋“干部政策”中很重要的一条，甚至可以说是“铁的纪律”。他立下规矩：内侍毋许识字。洪武十七年更铸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不识字，便阻断了太监参政的途径；万一还有人不自觉，居然敢于干政，那就杀头。
朱元璋基本践行着自己制订的上述政策，朱允炆则更严格。所以从洪武到建文，明初太监没有飞扬跋扈的例子，而且应该说日子很不好过。
朱棣夺位，太监很出了一把力。嘉靖年间的大名士王世贞说过这样一件事，当年朱棣起兵以后，与政府军作战，费了很大劲三年所得也无非北平、永平、保定三府，这时，“有中官【太监】约为内应，谓须直捣南京，天下可定，文皇深然之”｛75｝。亦即，有太监主动与朱棣联络，建议不要一座城池一座城池地打，径取南京，而太监们将与之里应外合。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讲义》颇然此说：“靖难兵起，久而无成，因建文驭宦官极严，而叛而私以虚实报燕（指朱棣），遂敢于不顾中原，直趋京邑。”此事如属实，则建文宫中的太监对朱棣最终成事，可谓功莫大焉。
《明史》关于朱棣信用太监这样说：“文皇以为忠于己，而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所委任。”｛76｝言下“有论功行赏”的意思。我们不排除可能存在这层因素，但归根到底，朱棣之倚宦官，应该不是出于欠了这些人的情，而要对他们有所回馈，“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朱棣不是这样的人。此人唯我独尊，一切皆以自己为出发点和旨归，宁可负天下，不可天下负我。他为了树立形象和诋毁朱允炆（因为朱允炆在当政时期充当了一个改革者的角色），就假惺惺地把自己打扮成“祖制”（朱元璋政策）的维护者，但在不容太监干政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上，他不仅不坚持祖制，反而从根本上破坏了它，并给后来明朝亡国种下祸根。为什么？就因为他极端利己的本性。朱元璋不准太监干政，这规矩很清楚，斩钉截铁，理由也说得挺透，朱棣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不明白。然而有两个因素使他顾不上这些，明知有那样的祖制，明知自己的做法极其危险，也执意去做。
一个因素，是他在篡权的过程中尝到了甜头，或受到很大启发，即太监这群人很可以被利用来执行某些特殊任务，机密事、不道德的事或不可告人的事，交给他们去办最合适不过，只要时不时扔给他们几根骨头，他们就会跑前跑后替自己效命。这取决于太监这个群体的特点。他们一般在尚未成人前，净身入宫，脱离社会，也脱离一般的人伦和道德，脑子里只有家奴意识。他们虽然也是人，但却是被外化于社会的特殊人群；除了实利主义，基本上再无信仰和原则，他们在有骨头可啃的前提下，保持着单一的对主子的忠诚，可以完全顺从主子的意志，心中谈不上什么礼义廉耻，也没有什么美丑观念，只要得到指令，是不惮于干任何事或者说无论做什么都不大有心理障碍的。所以人们历来对这类人有一种就其字眼可能涉嫌歧视的称呼：狗儿辈。刚才所引一段《明史》，公然把这称呼写在正史里头。但这奴性，是丑恶的太监制度造成的，受谴责和唾骂的也应该是太监制度。朱棣对他们的解读，其实同《明史》中的那个称呼没什么不同，但他是从正面或欣赏的角度去看待这一点。他需要这种人，也喜欢这种人，而且自信能驾驭好这种人——重要的是，他已经获得了成功的经验，现在只须继续运用、不断放大这经验即可。
第二个因素，又不能不触及朱棣非法取得皇位这块伤疤，设若当初从朱元璋那里堂而皇之继承皇位的，不是别人，是他朱棣，很可能他也并不会倚重“狗儿辈”。现在不一样。凭借武力，他算是将印把子抢到手了，一通血洗，也算是把公开忠于朱允炆的势力镇压下去了。但印把子究竟攥得紧不紧，是不是有暗藏的“阶级敌人”，还有多少，朱棣心里没底。况且，朱允炆下落不明，是死是活？是远遁还是匿身近处？如果还活着，他会不会东山再起？谜团很多。还有，老百姓服不服，背地里怎么看又如何谈论“革除”这件事？是不是有什么穷途末路的家伙会利用民心煽动造反、起义？这都需要勘察，而且是秘密的勘察，或者，索性派出亲信去监视那些人的一举一动。所有这一切，我们可称之为“非法夺取政权后遗症”。对朱棣来说，他不单患着这后遗症，而且很严重。而同所有没有自信、生活在对随时失去权力的恐惧之中的统治者一样，他也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推行铁腕统治，用严刑峻法（国家恐怖主义）来强行压服，二是搞特务政治，盯梢、刺探、打小报告、听墙根，都是逾于法度之外见不得人的勾当，用这办法使人人自危，钳口无言。
那么，何等样人最适合替朱棣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宦官辈当然是首选。他们是家奴，最令人放心，而且除了听命于主子，毫无道德感，什么事都肯做，都做得来。
一方迫切需要这种人，另一方还最堪胜任这种用途。天作之合。这就是朱棣一改“祖制”、重用太监的真正原因。
《明史》中有一段叙述，简明列出了朱棣重用太监的“大事年表”：
永乐元年，内官监李兴奉敕往劳暹罗国王。三年，遣太监郑和帅舟师下西洋。八年，都督谭青营有内官王安等。又命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阯。十八年置东厂，令刺事。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77｝
注意最后那句话：“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这是对整个明代史一个重大问题的总结。朱棣不仅仅是破坏了朱元璋视为铁条的“内官不得干政”的干部纪律，而且经他一人之手，就开启了宦官干政的所有主要途径与方式。如果说阉祸是明亡国的主因之一，则朱棣即因对此负全责。
分别解释一下朱棣给予太监的这几项大权。
出使：作为皇帝代表出访外国，虽然未必有今天“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但所涉为国与国的交往，政治含义和规格很高。
专征：由太监充当统帅，独立带兵出征。郑和出洋的历史意义另当别论，而朱棣做出的这种安排，从当时的政治格局说，意味着承认和赋予太监以军事指挥权，无疑有动摇国本的性质。
监军：安插太监到军队中，代替皇帝监视和干预将领的工作，这不单单明确表示了对于将领的不信任，尤其造成令出多门、决策混乱等军事大忌，加之太监之流往往狐假虎威、挟私刁难，从而带来灾难性后果，明代官军战斗力之弱，与此有极大关系。
分镇：派驻太监到各省和重要城市，赋予他们多种使命，从官员纪检到搜集民情，实际上就是各地的特务头子，功能类似于纳粹的党卫军。这些镇守太监，很少不为害一方，吃拿卡要、索贿逼敛、扰乱地治，明代地方上很多危机即由他们而起，包括著名的“倭患”。
刺臣民隐事：专指东厂之设。东厂是明代建立的第一个由太监掌管的皇家特务机构，此后还出现过西厂、内厂等。与分镇各地的太监不同，东厂这类机构是直属中央的特务组织，其侦察权不受地域限制，也不受侦察对象的社会地位限制，不论什么人，从平民百姓到九卿三公乃至皇亲国戚，都可以成为他们的怀疑对象、调查对象，侦察手段也没有禁区，不受法律制约，只要有助于达到目的，一律可以采用，比方说如果当时有窃听技术，以东厂的职权是完全没有忌讳，可以尽情实施，不必担心万一败露会成为丑闻、招致国会弹劾；此外，更可怕的是，他们享有处置权，探得消息，不需请示皇帝，而直接处置，捕人、刑讯甚至致人毙命也没关系。东厂设于永乐十八年，但亲信太监承担类似的功能，应该远远早于此，只不过专设了这样一个机构，使其功能并轨到国家机器之内，则更加可怕。
朱棣开了一个“好头”，他的子孙们也不尽是坐享其成、无所创造。比如他的孙子、明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便又向前迈出重要一步：设“内书堂”，教太监读书识字。这也是朱元璋明令禁止的。首先破例的也是朱棣，他曾安排范弘、王瑾、阮安、阮浪四名太监去读书，使他们能通经史。不过，朱棣当时还是偷偷地做，范围也不算广。朱瞻基则将太监识字读书公开化和制度化，专门为太监在宫内办了一所学校，请的老师还都是学士、大学士级别的高级知识分子。太监由不识字到识字，由没文化到有文化，很便于他们更深地参与政治。后来渐渐有皇帝贪懒，让太监根据自己的口授，代拟旨意；再后来，内阁呈上来的“票拟”（有待皇帝决策的政府处理意见）也让太监代为批复。这就不得了，等于直接把国家决策权交给太监。
到这一步，王振、刘瑾、魏忠贤等超级大珰没法不应运而生；攫得国家最高权力的他们，纵想安分守己，只怕也难。
恶之花三：国家恐怖主义
人类的暴力现象，从远古绵延至今，没有断绝，恐怕也不会消失。
暴力的表现有两种：非理性的和理性的。
先说非理性。非理性暴力，起源于报复的本能，当人受到伤害及严重威胁，而一旦他从伤害和威胁中脱险，并反过来对对方取得支配地位时，原先积聚起来的由仇恨和恐惧组成的巨大能量，就会寻求某种释放与宣泄的途径，这时候就产生了各种非理性暴力的表现。如屠城、杀降、烧掠、奸淫、虐俘，如形形色色的酷刑。这些行为虽然目的也是给对方以惩罚，但采取的手段远远超出其目的所需，而包含巨大快感，是对自己心理的额外补偿。这种快感与心理，以暴力本身为满足对象，或者有意渲染和推崇暴力，以至于到最后暴力自己就成为目的。这时，暴力是一种邪恶。
但也存在并不邪恶的暴力，即理性的暴力。理性的暴力有两个特征：第一，起自于维系社会正义平衡的需要；第二，不含宣泄、渲染暴力的成分，相反它的施行还有意降低暴力对人造成的心理恐怖的作用。从本质上说，国家机器都具有暴力的内涵，它在防止动乱、打击犯罪和惩罚其他破坏法律之行为时，必然使用暴力。如果立于理性，则其使用一定是有序、中肯和收敛的。例如在理性暴力意识下，许多现代国家废止了死刑，即便不能废止的，也尽力削弱死刑中超出惩罚目的之外的炫耀恐怖的因素，中国近年渐以药物注射代替枪决的死刑执行方式，就是基于对国家暴力的理性化认识。
朱棣上台后大规模使用暴力的情形，完全失却理性。他的残酷镇压，本极过分，而于疯狂杀戮之中所挑选和采用的方式，更超出了消灭和打击异己的实际需要，纯粹演变成制造恐怖气氛和对暴力的宣扬。对不肯降附的建文忠臣，朱棣不以夺其生命为满足，往往用野蛮虐杀达到其快意宣泄的诉求。如暴昭之死：刑部尚书暴昭被执，抗骂不屈，文皇大怒，先去其齿，次断手足，骂声犹不绝，至断颈乃死。｛78｝司中之死：佥都御史司中召见不屈，命以铁帚扫其肤肉，至尽而死。｛79｝铁铉之死：文皇乃令舁【抬】大镬【大锅】至，投铉尸，顷刻成煤炭。｛80｝对建文忠臣的女眷，他竟公然让人轮奸：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本司右绍舞邓诚等于右顺门里口奏：“有奸恶齐泰的姐并两个外甥媳妇，又有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由二十条汉子守着。年小的都怀身孕，除夕生了个小龟子，又有个三岁的女儿。”奉钦依【朱棣旨意】：“由他。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树儿。”｛81｝这些行为，除泄愤之外，目的主要在于恫吓。他残忍地对待这些曾经反对他的人，侮辱其家属，都具有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