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伐清-第3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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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上觉得简单，是心中早有定论。考生却要反复思量，拿捏轻重。”陈绍愉谨慎地说道。
“拿捏轻重？”朱永兴摇了摇头，叹息道：“难道还怕朕以言罪人？也是，朕是如何想的，他们也不敢确定。”
“或者也和考制改变有关。”张煌言说道：“时间尚短，考生多年都习八股，一朝废弃，难免不适应。”
朱永兴沉吟了一下，缓缓说道：“取士之道三代以上出于学，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以时文取士，已经几百年，人人知道这东西浮华无用，既不能明道，也不能适性，腐烂抄袭，名实皆空。但不能废除，只因谁也想不出比这个更好的取士办法。就现在的考制而言，也不是完善之法。但能废虚务实，朕觉得还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万岁所言正是。”陈绍愉表示赞同，“如今，国家百废待兴，打仗、安民又极费钱粮，确实正是需要实干官员的时候。诗词歌赋，词藻浮华，现在不适用的。”
“做学问和做官其实是两回事。”朱永兴说道：“可偏偏要捆在一起，连诗仙李太白也不能免俗。你们说说，要是李诗仙仕途坦荡，还能写出那么多震烁千古的诗句吗？”
“万岁，这个，臣不敢苟同。”张煌言犹豫了一下，开口说道：“微臣不想以事论事，可万岁之言似乎有些太绝对了。”
“呵呵，是有些太绝对了。”朱永兴也不生气，他只是随感而发，却也知道要改变这样的观念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咱们还是说拿捏轻重的问题吧！其实朕还是喜欢真性情，不管对错深浅，敢说就是种勇气。”
“万岁胸襟广阔，令人钦佩万分。”张煌言先恭维了一句，又侃侃而谈，“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万岁威重望高，中外咸服。出一言而盈庭称颂，发一令而四海讴歌，臣民们确是出自本心。只是万岁您耳朵里若整日装的都是这些颂圣的话，也就听习惯了。只要不是称颂，就会看作是拂逆，看作是木讷，就会觉得是笨。这样久了，颂扬得不得体的，也就觉得是不恭了。”
“说下去。”朱永兴听出张煌言有劝谏之意，便鼓励地点了点头。
“天下事，见得多了便觉得不足为奇，办得多了便都觉得是老生常谈。问人，听不到自己的短处；反躬自省，又寻不到过失。要作的事自信都是对的；发的令，自信它必然通行无滞。时日一久，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张煌言继续说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万岁您英明睿智，于潜龙到登基，几乎没有错误。您越是智珠在握，下面越是佩服万分。这原也是件好事，可时日久了，倘有异议，便会自己打消，认为是触犯了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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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四章 基础——制度建设
不是自己做得毫无问题，而是臣子过于相信自己，自我否定了心中疑问。
朱永兴听着张煌言的劝谏，觉得颇有些道理。造神，有时候确实不是当事人的意愿，而是旁人的自发拥护和崇敬。而喜谄恶谏，也是人的本性，谁不喜欢戴高帽呢？作为君临天下的皇帝，自然是旁人献媚邀宠的最佳选择。特别是他，对国家有大功，对民众也体恤仁厚，更是少有错漏，得到官员和民众的钦赞。
人呢，之所以犯错误，也并不是没有自醒之心。只不过初时有，时间长了却容易懈怠，被赞颂冲昏了头脑。朱永兴也不敢保证自己会不会如此，但有张煌言这样的劝谏，既不伤面子，又有警醒作用，他倒很是欣慰。
“张卿说得有理。”朱永兴点头赞同，说道：“俗话说：家有倔儿不败家，国有诤臣不亡国。连老百姓都知道这个理儿，何况是饱读诗书的官员。”沉吟了一下，朱永兴继续说道：“朕屡次驳回臣下请奏，不恢复科道体制，也不学宋朝风闻奏事，实是有所担忧。”
自宋代开始，本来以封驳皇帝为核心的最高决策者为任务的谏官从丞相属官中分离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官员包括丞相的监督上，在职能上和御史逐渐接近，合称“台谏”，是为言官。
而能够让品级不高的台谏官员活跃起来的一个主要原因应该是“风闻奏事”体制。“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此是许风闻言事。”便是相当确切的解释。
如果不仔细分析。或许会认为台谏和风闻奏事是很好的监督机制，但实际上却令人失望。特别是明代，言官经常成为党争的急先锋，掌握谏言、参劾大权的科道官员常常成为党争拉拢的对象，以实现党同伐异、攻击政敌的目的。这种以敌人之是为非、以敌人之非为是的作风，很明显会让决策者真伪莫辨。让政治信息失真、失灵，上下壅蔽的现象就会危害朝廷的统治。
对于党争等明朝积弊，朱永兴是深恶痛绝的。虽然御史风闻奏事是一种传统，有利于扩大政治信息，然而对党争的顾忌使他一直难以放开此禁。党争会有吗？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是程度大小的问题。
是人，就有好恶亲疏。官员也是人，自然也是难以避免这种情绪。或以地域，或以脾性。或以学问深浅，或以思想意识，总会形成一个个关系比较亲近的小圈子，小圈子也可能逐渐扩大。虽然称之为党还有些过份，但有了这样的圈子，处理事情上便会所侧重偏颇，这是感情使然，或者是利益使然。
陈绍愉是比较清楚朱永兴的所思所想的。对于恢复科道传统，以及准予风闻奏事。也是相当的谨慎，便开口说道：“万岁所担心者不无道理。科道为耳目之官，职在发奸剔弊。凡大奸大恶，从未经人纠劾者，果有见闻，即据实直陈。不许徇私党比，摭拾塞责。将人已纠参之事，随声附和，明系党与陋习，岂朝廷设立言官之意？”
“微臣觉得一概视其为非亦有些过矣！”张煌言想了想。说道：“万岁担心者，是以风闻言事伐异党同、挟诈报复，若是定下出位妄言及风闻失实者，皆立加惩处的章程，或许能够避免之。”
“朕是要建立一套制度和法律，却不是张卿说得这么简单。”朱永兴苦笑了一下，说道：“嗯，总理处正在研究，或许能很快有些眉目。”
风闻也好，举报也好，也不论是实名制还是匿名，都只是得到了一条线索，最多时开启了一扇门而已，能不能立案进一步追查，还有待于专业的慎重的审核，如果说接受举报可以仅凭传说说事，那么，真正立案彻查到底，这就不会仅仅凭着一鳞半爪，似是而非的线索来定了。
风闻言事，举报接案，受理查实，依法办案……这将是一系列相辅相成的工作，也不是一两个部门能够完成的。只有完善了机构和制度，才能既保证官员的合法权益，又保证监察和反腐工作的严肃、准确和有效。
“万岁施政谨慎，圣心高远，微臣自愧不如。”张煌言明白了朱永兴的想法，不是不实行，而是条件还不够成熟，制度还要完善，所以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说到风闻言事，朕便想到党同伐异。”朱永兴笑了笑，说道：“有些人本身不欲结党，但旁人却已经将其归为某党某派。比如陈卿，跟随朕时间长，估计应该属于从龙党；张卿呢，估计也被归属某党。官员们如此区分，自有他们的心思。看自己的条件与某党较为接近，便去依附亲近，或许会仕途坦荡，也或许会速加擢升。嘿嘿，这倒也是难以避免。但凭一颗公心，说起来是一句话，可要做到，却是千难万难啊！”
“万岁明鉴，这公心私心，确是难以分辨。”陈绍愉苦笑了一下，说道：“只有严刑峻法，使其凛惧，不敢私心自用，也便是了。”
“教化也不可轻弃。”张煌言作为儒家弟子，自然不会放弃儒家的理论。
朱永兴微笑点头，也不与张煌言辩论，心中却不是十分地赞同。思想道德的约束，太虚，难有实效；而只有法律制度，才能形成真正的威慑。
没错，就是要用法律制度来约束官员，震慑贪官污吏。同时，相关的法律制度也约束着平民百姓。朱永兴确实只相信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不认为道德说教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再者，朱永兴也不赞同什么法外有情，起码是现阶段不想在法律上实行灵活的措施。因为，在监督机制完善之前，法外有情往往会被利用，会成为循私枉判的理由和借口。（未完待续。。）
第一百一十五章 术业有专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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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满清被逼退到关外，事实上便已经只能苟延残喘，坐等灭亡了。一个经历了杀戮凄惨，在尸山血海中觉醒的民族，再不会被只有十分之一左右人数的异族所征服并统治。
所以，当战争的结局已经基本确定的情况下，内政和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便愈发重要，战后的重建恢复则越来越成为主题。为此，朱永兴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和智慧。
或许有人认为应该趁热打铁，继续把军事排在首位，倾力尽快解决辽东的满清残余，创造一个和平的恢复发展环境。这种想法也不能是错误，但却考虑得不够全面，也不是朱永兴所认为的最佳选择。
战争打了好几年，钱粮用了无数，政府已经是负债累累，朱永兴和内阁高官对此是心知肚明的。当然，朝廷可以增加赋税，可以继续借贷，来保持压倒性的军事优势，进行持续的军事进攻。但这势必要拖后临期债券的偿还，势必要加重民众的负担，甚至削减赈济北地百姓的钱粮。
虽然这样做得不太过分的话，有人心思定的情况下不会引起大的动乱，但却在毁坏政府的公信，削弱民众的支持热情，还要漠视部分灾民的生死。
朱永兴会下围棋，他用围棋中的术语来形容激进和稳妥的政策，一个是“先中后”，一个是“后中先”。所谓的“先中后”便是在表面上看是先手，能迫使对方不得不应，但是已方不但缺乏后续手段，反而出现一定缺陷需要补棋，却变成了后手。而“后中先”的意思和“先中后”恰巧相反，是下了一着棋，看似后手，但留有后续手段，最终将反后为先。
用更通俗的话来讲呢，也可以把稳妥的办法称为“磨刀不误砍柴功”。暂时对辽东的满清集团保持压制，而不是倾力一战定乾坤，把主要精力放在“修炼内功”上。练兵、囤粮、积聚物资、安民复垦、偿还债券、恢复地方……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在增强实力，综合实力。
这也就是在磨刀，缓过一段时间，兵强马壮，物资充裕，钱粮无忧，民众安居，政令通畅，向满清杀去的刀也就锋利无比，其力不可抵挡。
如此分析，如此权衡，其建立的基础便是满清集团已经颓废，国战有其名而无其实，北京、东北两大军区已经足以压制沦为地方割据势力的满清残余。同时，北方的光复，也使朝廷背上了一个沉重的负担，非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而不能减轻。
而现在是负担，以后便将是后盾和支撑。只要能不急不躁，耐下性子来，时间还是站在大明一边的。
“北地恢复，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朱永兴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若不是钱粮吃紧，朕也不会调十万大军归南就食，朕又何尝不想一鼓作气，击灭鞑虏，收复辽东呢！”
“朝廷财政支撑到如此程度，万岁已经是殚精竭虑了。”张煌言沉吟了一下，道：“欲速则不达，万岁也不必心急，鞑虏据于一隅，已无翻身之机。只是这北地重建，一年恐怕不够，除非是巨额投入钱粮，再迁数百万百姓垦殖。”
“一年确实有点短。”陈绍愉也有类似的判断，道：“迁民垦殖却有些不妥，同样一丁，在南方和北地，若只以耕种来算，南方收获数倍于北地，这个，这个——”
“劳动生产率。”朱永兴微微一笑，把这个新名词重复了一遍，又沉吟了一下，道：“暂时是不宜向北地移民的。只要一年后，现在的北地百姓能基本自给自足，或者只需朝廷提供少量钱粮，咱们就能具备发动决定性战争的实力。”
以南养北是没有错的，但这个需要补贴的比重却决定了朝廷能够剩余钱粮的数额。一方面因为南方的劳动生产率高，已经迁移过去的人口能够提供更多的产出；另一方面，留在北方的百姓也要尽力生产，以减少南方的补贴。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