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伐清-第30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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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永历对他的重恩，又使他不能轻易说出支持岷藩的话，以免有人物议。说他是忘恩负义，趋炎附势之辈。
高应雷看出了李定国的犹豫和忧虑，他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现在的形势看得更清晰、全面。
军队呢，不说将领们都加官晋爵，便说士兵，粮饷不缺，且死有恤，残有养。退役还有功田养家糊口；百姓呢，光复区生活安定，日子也在不断好转。国战虽然在打，可朱永兴并不过分盘剥百姓，且经常施恩，虽说很多是要在日后兑现，但对老百姓总是个盼头。
武将归心投效，文官也拥护朱永兴。从龙之功，拥立之功。谁不期待？等到朱永兴登基，讲武堂、书院出身的武将文臣岂不都成了天子门生？
也就是说，晋王李定国同不同意并没有多大关系，岷殿下只不过表示尊重之意。退一万步讲，晋王李定国真要武力相抗，别说庆阳王刘震、昌国公高文贵等将领不会同意。便是普通士兵，谁又肯为了那个远在缅甸的皇上丢弃光明的前程，而进行无谓的战斗。
再者，朱永兴也算是含蓄和厚道了。凭他现在的实力，便是直斥永历无德、无能。甚至无道，要取而代之，又能有多少反对的声音，多大的反对力量？
“大王，此种结果亦算是很好了。”高应雷苦笑了一下，说道：“岷藩即位，今上于缅人便如英宗在瓦刺人手中一样，既无法奇货可居，多半会礼送归国，以免激怒岷藩。如今半壁江山已光复，我军挟大胜之势，岂是缅人可敲诈，可抵挡的？大王就算不直言劝进，亦可委婉表示赞同之意。如此，岷藩即可安心即位，今上亦得安乐，大明得一中兴英主，军民百姓得一宽厚明君。为国，为民，大王一片赤心，又何必在意那些人言物议？”
“岷藩的才干和能力，吾是十分赞赏钦佩，且自愧不如的。”李定国脸色有些舒缓，苦笑着叹了口气，“按理说，他确实有这个资格和实力，但——”沉吟了半晌，他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道：“大势所趋啊，岷藩不是靠阴谋诡计，不是靠虚言诈取，他若能登大宝，确是国家之幸，百姓之福。罢了，早知有今日，却还矫情什么？便按你说的意思，给殿下回信吧！”
………………
孝陵被用作正统地位转换的象征，早在明初即已有之，只不过那时还只是朱家内部轮换而已。建文四年六月，燕王朱棣攻陷南京，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终。诸王群臣纷纷上表劝进，朱棣在象征性的推辞两次后，于己巳日，“谒孝陵”，虽然“唏嘘感慕，悲不能止”。但当礼毕后，百官再次“备法驾，奉宝玺”劝进时，朱棣没有再做过多推辞，最终登上皇位。
劝进与推辞，与其说是事不过三，不如说是形式上所必需的登极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这其中祭拜孝陵，昭示自身的正统性，就是不可或缺的最后一环。所以，在后人撰修的《明史》中，对此事的记载相当简洁：“己巳谒孝陵，遂自立为皇帝。”由此可见，明孝陵在政权交替之际的重要性。
崇祯十七年三月，崇祯帝自缢景山。于是，在南京拥立新帝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一时间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涝以及周王、桂王均有即位的可能，各方势力纷纷登场。直至五月初一福王朱由崧祭拜孝陵，才最终平息了这场明争暗斗。祭陵后的第三天，福王监国，半月后正式登极。孝陵在这场即位之争中，再次成为了正统地位的象征。
原定三月初一祭拜孝陵，但朱永兴突然身体不适，将日期推迟至三月十五。时间向后延了，但各项准备工作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大批官员自广州而来，一至南京，便着手清理帐目，分头接手各州县的管理。举凡库藏、各地存银、来往帐目、田土丁银收取凭单，尽数理顺分清。
虽然地方官员还有很多从缺，却因各地暂行军管，由各部队的宪兵维护治安。一些退役官兵很快会进入警备队，缺额则在乡勇义民中进行招募。各军队又派出小股人马，清剿溃兵，捕盗缉匪。地方很快便安定下来。
加上朱永兴免除数省漕粮示恩于民，大发土地票褒赏义民乡勇，又调拔粮食赈恤受到战争摧残的百姓，再有宣传机器造势，爱民仁厚之名立时在民间得到盛传。
老百姓是朴实的，要求也并不高。能吃饱肚皮，有衣服蔽身，能不受战乱之苦，在现阶段便已经是非常满足了。
二月二十六，邸报上突然登载了缅甸送来的国书，以供奉永历等君臣为由，索取巨额钱财，并对明军在边境驻军感到不安，要明军退出三宣六慰之地。使这片区域成为非武装区，以示无不利缅甸之举动。
此是何时？明军刚刚光复了大江以南，兵威正盛。之前为保永历君臣安全，已解除缅甸的藩属国地位，并送其金银等物，形似朝贡；现在蛮夷得寸进尺，再度要胁敲诈，是可忍孰不可忍！
虽然朱永兴和朝廷诸官员并未作决定。光复区已是一片沸腾。军队将领纷纷上书，表达激愤之情。请命出征，讨伐贪得无厌的蛮夷；民间舆论亦被掀起，老百姓也认为缅人过于贪婪，浑不把皇明放在眼里，不过是因为皇上懦弱，逃到缅甸避难。竟会被当作人质，大肆勒索。岷殿下与朝廷之前已经是屈己受辱，如今缅人更是贪求无度，着实可恨。
“出兵讨伐，震慑蛮夷！”、“绝不答应。以失中国之威！”起初的呼声很简单，几乎都是针对缅甸。
但三月初一，风向突然一变，湄公、河仙总督宗守义率先上书，慷慨奏曰：“蛮夷得志，欲留大驾，势必轻中国。国不可一日无君，殿下当倥偬之时，奉命留守，旋王大位以系人心，事之权而得其正者也。笃任贤能，励精政治，逐鞑虏而宗社乂安，再造之绩良云伟矣。”
朱永兴将宗守义的上书留之不发，但新任湖广总督黎维祚又上书，与宗守义所述一样，恳请朱永兴效景帝登基，以绝蛮夷要胁之念。接着是两广总督陈洪范，滇黔总督那嵩，四川巡抚杨名知……
随着文官争先恐后地上书，武将们也纷纷改换口径，劝进不断。谁不要做新朝功臣，谁不愿意在朱永兴面前留一个出身地位？闻到风声的文武百官，又有哪一个敢不上书劝进？只是稍迟一些，恐怕就是不可测的大祸，最少一条“心怀怨望”的罪名，就是稳稳落在头上了。
当然，这些已经是策划好的步骤，人员也已经沟通完毕，起先的都是朱永兴的心腹亲信，后面的自然有跟风之辈。于是，连光复区的民众百姓都知道，英明神武的岷殿下可能要在南京继位为帝了。
劝进风潮越来越大，都是以景帝代英宗之事为例，另立新君，以绝蛮夷之贪念，以安万民之心。最有份量的自然是晋王李定国的上书，虽未明言劝进，但也表示了对朱永兴功绩的肯定和钦佩，认定他是临危之际，救祖宗基业于危难之际的大功臣，并委婉地表示了对他的支持。
三月初十，朱永兴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表示自己虽薄有微功，然按嫡庶血脉，有鲁王在前，他万万不敢觊觎大位。
三月十一，鲁王朱以海出面坚辞，引述唐朝时宋王李成器对李隆基的辞让言语，“国家安则先嫡长，国家危则先有功；岷王有巨功于国，且品行优秀，才能卓著，自己决不居岷王之上。请岷王以社稷黎民为重，登基称帝。”
三月十二，群臣齐至王府晋谒劝进，皆言：“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请殿下早正大位，以安军民之心，以副中外之望……”
朱永兴再度辞让，效古人禅让时三让而不受，以示谦逊。其实心中却不以为然，假模假式的，真是没劲。
三月十三，群臣再度劝进，跪泣不起，劝朱永兴称帝，应天景命，抚慰万民。
表面功夫做足了，三辞三让，朱永兴终天接受劝进，定于三月十五先亲祭明太祖陵，又遣内阁大臣张煌言等告祭昊天上帝。
三月十五，朱永兴率南京文武官员祭拜孝陵，史载“上由甬道旁行，谕扈从诸臣皆于门外下马。上行三跪九叩头礼，诣宝城前行三献礼；赏赉守陵内监及陵户人等有差。谕禁樵采。令地方官严加巡察，并致祭词。”
仪式是庄严肃穆的，朱永兴的态度是恭敬而谦卑的，礼数是尊崇的，祭陵的声势浩大也是具有轰动效果的。参加的人除所邀观礼者外，上至“垂白之叟”。下至“含哺之氓”，“父老从者数万人”，观者如堵。而在这热闹喧嚣的背后，一些事情已经无声无息地发生了转变。
“洪兴？”朱永兴的脑海中出现了西瓜刀、古惑仔，如果不是这些联想，这个年号其实很有意义，洪字取自高皇帝“洪武”年号；兴呢，有中兴、复兴之意，很合现在的形势。
轻轻摇了摇头。朱永兴甩开杂念，仔细看下面的国号。目前兵事正盛，他的意思是与众多开国君主所取的年号一样，要有张显武事之威的意思。
这样一来，可供选择的便少了。隆武、绍武、汉武、光武等等是不能用了，只剩下圣武、扬武、振武、昭武，而群臣多数支持用昭武作国号。圣武是圣明英武，称颂帝王之词。用的太滥，也不符张显武事的要求；扬武、振武则显得有些直白通俗。
只是这昭武——朱永兴记得历史上三藩之乱时。吴三桂在衡阳称帝，便是用的昭武年号。
“缮兵昭武，以临羣雄之隙。谓之致力于武备；万马嘶昭武，将军夜控弦。谓之显武扬威。”查如龙见朱永兴的手指在昭武上点了又点，犹豫难决的样子，便在旁引用古文解释了一句。
朱永兴点了点头。淡淡一笑，用朱砂笔在昭武上一圈。历史上没发生的事情，自己又何必萦怀，吴三桂是吴三桂，自己岂是他可比的？
自朱永兴决意废除太监制度后。虽以女官制度来代替几千年来的太监制度，却只限于礼仪、人事、法规、财务、衣食住行等等各项府内事务。或说是帮助朱永兴整理文案，做一些文字上的佐杂工作，以及草拟法令等重要事项，便由机要室处置。
机要室便相当于朱永兴的幕僚团、私人秘书团，如今又更名为总理处，选谨密者入内缮写参赞，并辅佐朱永兴处理政务。若是与以往的机构相比，总理处又相当于司礼监，乃是朱永兴近人，地位不可谓不高，影响不可谓不大。
眼见朱永兴马上便要登基为帝，总理处人员皆是喜在心中，态度愈加恭谨。朱永兴呢，到底还是有现代人习气，不喜欢无故拿大，是以平素与各人却是言笑不禁。
可如今，见到的人都是小心谨慎，礼数周到得令人心烦，能陪着说笑的人却是越来越少。那等闲的官员，将军，便是他赐坐亦是斜签着屁股，不敢落实了坐。需知古人最忌尊卑等级，四品官见一品官，依着皇明律令，便必需跪着说话，想起后世自已看的电视，那些什么格格，甚至百姓都可与皇帝言笑不禁，婉若家人，当真是荒唐无稽，想来可笑。
“陛下——”总理处官员潘永昌小心翼翼地建议道：“微臣觉得这道要明发天下的禁妇人缠足的圣旨可以缓发？登基乃大喜之事，若是因此而——”
虽未登基，但大事已定，原来的属下都变成了微臣，称呼变了，礼仪也变了，让朱永兴还有点小不适应。
朱永兴苦笑着点了点头，说道：“那便改圣旨为劝谕吧，令天下人知道缠足不好，慢慢改正也就是了。”
光复江南后，朱永兴这段时间也在观察，也在思索。他意识到传统的东西，在目前还是最好不要用命令法制强迫改正，除非天下安定，他可以放手施为，以强硬手段加以推行。
求治之心过于操切，反倒容易引起动乱。朱永兴放稳心态，认识到江南与其他地区的不同，治理手段暂时不能过于激烈。所谓上有所好，下必从焉。他觉得让臣下及民众知道他的好恶，时间可能要长一些，但传统和风俗还是可以改变的。
再比如科举，朱永兴倒是想废除八股取士，可也不能断然行之，要有一个缓冲期限。于是，他只好想了个变通的办法，让书院加大招生规模，细分专业教学，什么明经、明律、明算等等。然后呢，登基之后势必要开恩科，那些进士或者暂时可以做主官，却须有书院出身的官吏为辅；或者进士入书院再择专业进修，然后再任职地方，或是依专业充实各部。
对于那些贪婪的，免了漕粮依旧不让利于百姓的地主、豪绅，朱永兴暂时也不会公然降罪，而是令监察部记案。等到彻底光复了江山，再跟他们算总账。
当然，朱永兴也不是就这么放任不管。光复江南，获得了很多清朝官员的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