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伐清-第2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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黜革，秀才、举人、进士，凡钱粮未完者，皆被革去功名出身；现任官概行降两级调用，计共黜降一万三千余人。其中不少人被逮捕，械送刑部议处。
打击江南乡绅势力，取消其特权地位，在朱永兴看来，清廷是在做自己想做还没有做的事情。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清廷未尝不是在收敛钱粮，增加军费，以支撑战争。
到底该如何反应呢？是声援遭到黜革、鞭扑纷纷、衣冠扫地的江南绅衿，等着光复江南后，让他们有理由拒交，使政府对钱粮的征收面临困难；还是坐视不理，让清廷沉重打击江南士人，并且征收到全部拖欠的钱粮。
朱永兴沉思良久，不能马上做出决定。同时，他心中还有疑问，不知道清政府是如何定义“乡绅”一词的，也就更不好随便下结论。
………。。
第一百九十五章 无题
“清廷于顺治十八年七月严格训令：明朝废绅不许冒称乡绅。同年十二月又重申：本朝出仕者方准称为乡绅，其明朝废绅系即民人，不许仍称乡绅。奏销案全面发动后，清政府严格执行其标准，巡抚朱国治奏报徐时勉等续完绅户文册时，因未开明何时出仕，予令察明回奏。欠粮处分则将在籍乡绅革职提究，见任官员俱议降二级调用。”
朱永兴听着叶虎流利地解答着他的疑问，脸上露出赞许之色，轻轻颌首，说道：“清政府从法令上对‘乡绅’一词所做的严格界定，想是为了要建立稳固的统治，对与清朝不合作的明朝乡绅要彻底划清界线，取消他们的特权地位，以便建立起清朝的统治阶级和特权阶层。同时，对暂时投降而不真心归顺的原明朝官员，予以警示。”
“殿下睿智，一语中的。”叶虎一副不喜不怒的扑克脸，说话的声调也平得没有起伏，“正因如此，奏销案初发生时，清廷还没有对现任官员的处分规定。在最早发生的嘉定奏销案中，对现任官员的处分是非常轻的，只是对现任官员的家人予以处分。”
朱永兴若有所思，沉吟了半晌，象是自言自语般地说道：“明朝废绅系即民人，也就是说他们已无欠粮的特权和资格；现在又对重新定义的乡绅中拖欠钱粮者予以惩治，可以说是无遗类了。如此扫尽文人士子脸面，打击所有的豪强地主，是财政陷入困境？还是整顿统治阶层中不稳定因素，以警世风？”
叶虎等了一会儿，见朱永兴不再说话。便猜测着答道：“或许两者都有吧！清廷财政紧张是一直存在的事实，江南赋税又以苏州、松冮等府为最，以这些地方为重点，也在常理之中。而江南士人多心向皇明，借此予以打击。亦算是一石二鸟。”
“心向皇明嘛？”朱永兴冷笑一声，说道：“多数人是心向钱财才对。绅衿积欠钱粮，由来已久，以致国无御敌之资，无济民之粮；昔日乱民蜂起，女真作乱。一发而不可收拾，实乃财政崩溃之祸。那个时候，绅衿不是还死守着家财，还理所应当地拒缴钱粮？如今斯文扫地，倒也是咎由自取，私心贪鄙所致。嗯。斯文扫地的皆是清朝出仕者，有此一条，咱们更不能随便有动。这个，待孤细思后再作计较。”
“是，属下谨遵殿下吩咐。”叶虎躬身答应，他是锦衣卫出身，对文人士子并没有多少好感。只是觉得朱永兴可能会借此鸣呼，以收江南士子之心，没想到朱永兴的态度却是如此。
“京师情报机构的人员还要加强。”朱永兴暂时将奏销案放到一旁，重新拾起促使吴三桂反正投诚的计划，“吴应熊对吴三桂非常重要，如果能将这个家伙绑架出来，贵州也许可不战而取，即便是江南，或者也可传檄而定。”
“吴应熊庸碌无能之辈，只想着保全禄位。屡次书信规劝乃父谨守臣节，不可妄为，以免引起朝廷疑忌。”叶虎想了想，显然事情难办，但脸上却未显露出来。“他有儿子，还有满人之妻，必不肯轻舍而去。”
“所以说要绑架。”朱永兴对此也理解，也就并未用强硬的命令，“加强情报机构人员，并作好各项准备，切不可仓促而行。嗯，这个计划虽然困难，却也有成功之望。”
“属下明白。”叶虎暗地松了口气，只要朱永兴不急逼，便有充分的时间准备，也未必没有成功的希望。
“嗯，从京师走陆路肯定不行，十万八千里的路程，随时会被清兵拦截。”朱永兴突然想起了《鹿鼎记》中的一段情节，不由得摸着下巴仔细回忆，“若是先逃至天津，由塘沽出海，或许会平安很多。京师至天津不过数百里，沿途安排好马车，接力连跑的话——十几个小时差不多就能到吧？”
叶虎下意识地瞅了一眼屋角的自鸣钟，对时辰和小时的概念他已经了解，所以能够接上话，“如果马好的话，还能更快些。”
朱永兴点了点头，继续说道：“如果是晚间行动，时间更为充裕，但京师有关闭城门的规定，恐怕不易出城；若是白天行动，风险自然是大上许多。呵呵——”他突然自失地一笑，对叶虎说道：“孤只是随口而说，具体计划还要由情报局制定实施。”
“殿下只言片语，已指出其中关键，待计划制定完毕，再请殿下指正改进。”叶虎拱了拱手，见朱永兴再无交代，便起身告辞。
“这个叶大人很厉害的样子。”门刚刚关上，一直乖巧坐着倾听的段婉儿便起身走过来收拾案上的文件，并有些不示弱地开口说道。
“他确实是很适合搞情报工作。”朱永兴知道段婉儿称赞的原因，笑着点了点头，说道：“不是那种在敌后潜伏的工作，因为他的表情太单调，在人堆里很扎眼。但他的冷静分析，以及他的记忆力，做一个在后方指挥的情报官员还是非常称职的。嗯，他有这样的底子和素质，目前还真没有人能够超过他。”
“记忆力嘛，我也不差。”段婉儿挑了挑秀眉。
“没说你差呀！”朱永兴有些好笑，伸手将段婉儿搂过来，坐在自己的腿上，嗅着她的体香，在耳旁低声道：“来，再讲一段《资治通鉴》。”
若论古文功底，段婉儿、龙儿，甚至梦珠，都应该在朱永兴之上。而朱永兴也知道自己除了见识广博外，其他方面的学识与那些满腹经纶的文人相差甚远。读书，特别是读史，借鉴古今成败的经验和教训，了解史书中历代名人的事迹和言行，不仅是充实自己，更是了解这个时代、融入这个时代的绝好办法。
而段婉儿现在顶替了龙儿的角色，红袖添香伴读书，不仅增添许多情趣，且译成白话更让朱永兴少费了很多脑细胞。嗯，软玉在怀，嘤声在耳，说是享受也不为过。
……………
第一百九十六章 鉴
认真读史，举一反三，吸取精华，反省自己，思考人生的真谛，研究这个时代治理国家的政策，能使朱永兴才学更博、智略更广。而阅读史书，不仅使他在学识上会有提高，其文学素养和思想水平亦有所长。
古人有言：“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人为镜，可以辨得失；以史为镜，可以明兴亡。”在闲暇时的读史生活，鉴古今成败及名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诸胸中，对朱永兴的影响巨大。当然，目前还不明显，可从其此后的言行中，很多却可以感受到他的变化。
在传授、教导，也在学习、吸收，朱永兴可不敢小瞧古人，更不认为凭自己来自后世的一些见识便能将古人玩弄于股掌。所以，他走的是改革之路，却并不急于求成，步子也迈得稳健，力争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逐渐适应。
在军事上的改革是最明显的，但这也是形势所迫，能够获取胜利，便不会有什么反对。在政务上则要谨慎，一些原有的政策本来便很好，朱永兴可以照搬照用或稍微修改便实施的，则不必用标新立异来表现自己。
比如孙可望治理滇黔时提倡修路，提倡百姓家家种树，朱永兴便稍加改动推行如故。此举既改善了交通运输的状况，百姓院落中亦是树木葱绿、冠盖遮阳，成为一道悦目的风景线。
“重廉吏，除贪酷，不时差人易服色，暗访察，有廉者立加奖擢，贪者立拿惩办。传示各府州县”。
“立登闻鼓，凡政有不便于民，许人赴诉，立即除之；有可以便于民者，立即行之”。
“令地方上，不论绅士军民。有为地方起见，即一得之愚，亦许进言，立引见，不许拦阻，即妄诞之言亦不深究。奖节孝，复乡饮，浚海口，省耕省敛。凡有利于民者无不备举”。
“凡发兵征战，所过大路，鸡犬不惊，百姓卖酒肉者路旁不断。如有擅夺百姓一物者，立刻取斩；如该主不首，连坐；该管官失察，责八十棍。立法若是之严，故民得安息反富庶焉”。
如上皆是大西军经营滇省曾采取过的措施。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也说明孙可望还是很有些才能的。朱永兴不管是谁施行过的。只要有效便下谕令实施。
至于其他的一些新政策，朱永兴也尽量改头换面，使其契合时代，契合民众的传统心理，尽量使民众少些惊异和猜疑。
在历史上，很多政策不是不好。而是在执行中出现问题。毕竟，对于一个正常的政府来说，出台政策，以维护并保持社会稳定是关系到切身利害的，没有谁会故意引起社会的动乱。但与民有利。或许便会与官僚和豪强的利益种突，好的政策便会被阴奉阳违，便会被曲意修改，从而成为害民之政。
说到底，还是吏治的问题。而这其中，又涉及到了人治和法治。事实上，人治和法治的目的基本是一致的，都希望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即使是人治事实上导致了社会动荡不安，这也并不意味着，人治论者希望将国家搞乱，或者是一定想将其老百姓置于死地。
所以，在法学和政治学中，法治是同人治并列的两种基本的治国方法。既然是并列，那就不可能是优劣利弊如此简单明了，昭然若揭。只有在难分高下的较量中，法治相对于人治的优点才值得追求。
而且，既然是一种治国的手段，那么人治也不可能仅仅是为了维护统治者个人的权力；即使是为了青史留名，为了自己的国家强大和具有影响力，一个领导人也不会在如此明显的选择之间选择一个对实现其政治抱负如此不利的治国方略。
追根究底，人治与法制论证根源还是要从人的“性善”、“性恶”说谈起。就理论角度来说，法制更符合运动论，能够约束由于人思想的变化而做出的行为，因此，一个强大的国家依赖法制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即便朱永兴是穿越者，也不敢自大到认为他剽窃的政策措施便一定能够适应这个时代。社会结构不同，生产力不同，人们的思想水平不同，道德观念不同……这些在政策制定和推出时，都是要必须加以注意的地方。也就是说，政策的先进与否，是与时代特点密切相关的，拿来就用，那不是睿智，而是愚蠢。
所以，朱永兴在形势稍微稳定之后，便一直表现得很谦虚、谨慎，尽量与智囊或属下商议后再作定夺。这样做，一方面是强调集体智慧，另一方面是使他的思路和别人的时代特点相结合。同时，这也是在逐渐摆脱人治的弊病。
“人治”者认为国之治乱，不在法而在统治者的贤能与否。“文武之治，布衣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儒家的“人治”主义，过于重视人的特殊化、思想道德高度与自觉性，这种“贤人”政治的条件和基础显然过于理想化了。
人性善，还是人性恶，对于后世的朱永兴来说，似乎不是什么纠结的问题，毕竟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他见过了太多丑恶的东西。与其相信人的道德修养，倒不如用法律条文加以约束。
“立国之初，宜用宽典，既彰殿下仁厚，又不致人人自危……”
“不然，法贵于严，庶不至流弊。俾后之守者，自易治耳。况地方新复，非严无以统众，惟在制宜而已……”
引经据典的文字朱永兴粗粗略过，沉吟了半晌，提笔在文件上写道：“法者，非为人亡政息，亦非为短期之措，之初、之后，皆当遵照执行，是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至于宽严之度，法未颁布前可认真研讨，颁布后则绝无宽贷，犯者虽亲信无赦，是为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立法不同于推行政策，政策可依据情况不同加以废弃和修改，法律条文则是严肃的，长期的，绝不能朝令夕改。至于以后，金口玉言、出口成宪地高高在上时，朱永兴也不准备随意践踏。这不是什么高尚，而是他考虑得深远，既是为国家，也是为自己，还是为自己的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