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第6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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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呱健保衷谂试毕缘昧Σ淮有摹Ｎ耍盖酌咳斩汲惺茏啪薮蟮木裱沽Γ⑽ǹ秩樾床煌辏嫠倌甓ァＲ虼耍词乖谒�1997年初春，因写作过于紧张劳累而突发中风倒在书桌旁，住进医院的第一天夜间，仍然顽强地起床写作。我在困睡中，恍惚听到扑通一声而惊醒，看见父亲躺在床边的地上。我一边呼叫“怎么啦！”一边把他抬到病床上。父亲却说：“我要起来写，写不完对不起读者。”我一时语塞，无言劝慰，而禁不住泪流满面。
还令人难忘的是，今年春节前夕，父亲病情日趋加重，陈昌本等中国作协领导来家慰问，他在床榻前告诉父亲，作协已决定将作为十部优秀长篇小说之一向建国五十周年献礼。父亲听后欣慰地微笑了，吃力地、缓慢地低声吐出六个字：“功劳是大家的。”这是父亲的肺腑之言。因为在整整四十年的创作岁月中，曾先后得到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央和各级领导同志的巨大关怀和支持，一次又一次度过了艰难岁月，使创作得以继续下去，成为“十年浩劫”及其后百废待兴中最幸运的老作家。同时，数十年来，父亲也得到许许多多同志和朋友的热情支持和鼎力帮助。对此，父亲也是念念不忘和衷心感谢的。例如，1977年开始给父亲做了八年助手的俞汝捷同志，为整理第三、四、五卷的口述录音稿，付出了大量心血；父亲生前助手许建辉同志，在父亲病后为整理四、五卷书稿，保证按期出版，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还有张葆辛、刘文田、赖云峰、杜海波及姜晓燕等同志，也都先后或长或短地在父亲身边工作过，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父亲因为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结下了不解之缘，建立了作家与出版社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尤其是担任第一卷责编的江晓天同志，第二、三卷责编的王维玲同志，在昔非今比的政治风暴不时骤起的年代里，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与得失，与“右派”父亲通力合作，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而使第一卷在1963年得以出版；在“四人帮”粉碎后的1976年冬和80年代初，通过艰辛劳动，又先后出版了第二、三卷。父亲患病后，李向晨和吴晓梅两位同志继而担任了第四、五卷的责任编辑，经过三四百个日日夜夜，确保了四、五两卷的如期和较高质量出版。在四、五卷的编辑过程中，俞汝捷、陈浩增。王维玲、周勃、胡德培等同志对四、五卷校样进行仔细审读，洪光义、李刚等同志帮助进行终校，这些同志也都为四、五卷的出版花费了不少心血。父亲匆匆走了，再也不能表达对这些同志和朋友的感激之情，我只好代表先父向他们再一次深深致谢。
在这篇短短的后记里，我不能不提到与父亲患难与共。相濡以沫近70载的母亲。母亲无愧是父亲的忠诚伴侣和贤内助。早在1957年的那场政治风暴中，父亲因敢于说真话而被错划为“极右派”，母亲忍辱负重，仍一如既往地鼓励、支持父亲将来一定要写出，重新点燃了父亲对未来的希望之光；60年代初，即在父亲摘掉“右派”帽子后，为保证父亲安心创作，解除后顾之忧，毅然辞去她所热爱的职业教育工作，来到父亲身边，成为家庭主妇；在她花甲之年，学习打字，用已迟钝的双手，起早贪黑，用老式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为父亲敲打出了二百多万字的书稿；在“文革”初期抄家风正盛时，是母亲与姜弘、周勃同志一起冒着风险把部分二卷手稿藏匿在朋友家楼顶的隔层中，而免遭劫难。直到七年前母亲突发中风，操劳辛苦了一辈子才算得以“休息”。父亲患病前，每日都不时来到病榻前久坐，拉着瘫痪失语的母亲的手，常常含着眼泪深情地对儿孙们说，一定要侍候好你们的母亲、奶奶，没有你们的母亲、奶奶，就不会有我今天的成就，就不会有……有时候，竟像孩子一样失声痛哭。父亲有这样一位伴侣，我有这样一位母亲，怎么不令人肃然起敬。如果说为祖国的文学事业树起了一座丰碑，那么碑上应该有许许多多人的名字，上面也应该镌刻上我母亲的名字：王梅彩。
父亲生前虽然没有能够看到他为之呕心沥血17年的四、五卷的出版，没有看到他在文学园地辛勤耕耘70载的成果——《姚雪垠书系》20卷的同时问世，并带着未能实现的《天京悲剧》、《大江流日夜》等创作宏愿，无限遗憾地匆匆远行。但一位满头银发、双目炯炯有神、率直坦荡。乐观自信，甚至带有几分童真的“文学老兵”，一位饱经风雨坎坷、人生磨难，但始终如一地充满火一样的创作激情、顽强不息地献身祖国的文学事业，执着不懈地攀登一座又一座文学艺术巅峰的老人身影，将永远地、深深地留存在他的儿孙、亲朋好友和广大中外读者的心目中。父亲如果九泉有知，对此应该感到欣慰。
姚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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