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5年:中国盛衰之交-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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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个儿子李贤。李贤文武双全，是武则天4个儿子中天赋最高的一个。公元675年，李贤被立为太子。然而，李贤的才干和在朝臣中的威望成为武则天的极大威胁，她不能容忍任何人与自己争权，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李贤当了5年太子后，武则天以谋反的罪名废李贤太子位，幽禁在巴州。这是很奇怪的罪名，李贤身为太子，天下早晚是他的，他为什么要谋反？又有个厉害无比的母亲，他敢谋反么？武则天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心狠手辣真是不亚于杀兄杀弟的唐太宗李世民。李贤被废3年后，唐高宗去世，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李显只当了两个月皇帝就被废除。第四子李旦即位，也是傀儡，实权依旧掌握在武则天的手中。为免除后患，武则天派人赐死了年仅31岁的李贤。李贤的3个儿子也被幽禁在宫中，并被太监按时杖打。李守礼的哥哥和弟弟都在杖打下死去，只有李守礼幸运地活了下来。唐中宗李显复位后，有感于哥哥李贤的悲惨命运，特意收养了李守礼的一个女儿在宫中。这个女儿就是金城公主。神龙三年（707年），吐蕃赞普赤德祖赞的祖母派遣大臣悉薰热来唐朝献方物，为其孙请求通婚，当时赞普年仅14岁。唐中宗许嫁金城公主。景龙四年（710年）春，吐蕃遣使迎娶金城公主。唐中宗开始派侍中纪处讷为使者，护送金城公主前往吐蕃后，纪处讷推辞不就。唐中宗又命中书侍郎赵彦昭护送金城公主，赵彦昭也坚决推辞。最后还是左骁卫大将军杨矩勉强充任了使者，杨矩因此而升任鄯州（今青海省西宁乐都一带）都督。唐中宗本人亲自送金城公主到始平县（今陕西兴平），悲泣殻ъち季茫�才命身边的大臣赋诗饯别。始平县也由此沾光，赦始平县死刑以下，百姓免赋一年，改始平县为金城县（当时金城即今兰州，距吐蕃境甚近，故以始平拟之）。金城公主及唐蕃使臣沿当年文成公主入蕃路线西行，吐蕃派专人为金城公主凿石通车，修筑“迎公主之道”。金城公主抵达吐蕃后，赞普赤德祖赞与其举行了盛大的完婚典礼。开元二十七年（739年），金城公主病死于逻娑（拉萨）。唐玄宗听到消息后，特意在长安光顺门外为公主举哀，辍朝三日。不过，唐朝外嫁的公主很少能真正起到和亲的作用，金城公主入蕃30年，此间唐蕃之间进行了多次战争，甚至有的唐朝公主还因为两国开战而有生命危险。天宝四年（745年），奚王与契丹王反叛，就分别杀掉了各自所娶的唐朝固安公主和永安公主。唐朝公主出塞和亲对历史影响深远，用“和亲”用作两国间王室通婚的专词，也自唐代始。唐人陈陶在《陇西行》中说：“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难得的是，太宗并未因贞观之治的重大成就忘乎所以。他常常提醒自己：创业难，守成也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连年丰收，他认为是一喜，边境平安，是二喜，但是“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此一惧也”。太宗想不到的是，他的后世子孙玄宗李隆基取得了开元之治的盛世局面，但却没有保持住居安思危的精神，在功成名就后日益腐化，结果引来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大动荡，形势急转直下，盛唐由此而衰，此时，距离太宗的贞观之治不过106年。

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的施政样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了后世如元朝忽必烈、满清乾隆皇帝，甚至包括日本的德川家康等各种各样的统治者。贞观之治由此成为中国历史有力的政治象征，其政绩一直为后世传颂。时至今日，中国人仍自称为“唐人”，世界各地华人集中的地方称“唐人街”，便是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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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开元盛世」

从开元到天宝，大唐政治舞台上最最主要的人物自然是玄宗。历史人物往往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玄宗一生大起大落的悲喜剧，从一开始就轰轰烈烈地上演了。

先天二年（713年）三月，玄宗即位后半年多后，晋陵县（今江苏常州）一个从九品的县尉杨相如上疏言时政，提出：“隋氏纵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愿陛下详择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这主要是针对当时大唐达官贵戚竞相浮华、奢靡成风的现象提出的。

韦后乱政时，安乐公主奢侈惊人，命人织成百鸟毛裙两件，自己一件，韦后一件，计价百万。这两件毛裙，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下为一色，影中为一色，仿佛百鸟并见裙中。自安乐公主作成此裙，百官之家多仿效，致使“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太平公主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太平公主为武则天唯一的女儿，自小倍受宠爱，除遍占京畿“膏腴”田园外，“绮疏宝帐，音乐舆乘，同于宫掖。侍儿披罗绮，常数百人，苍头监妪，必盈千数。外州供狗马玩好滋味，不可纪极”。事见《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三·太平公主传》。安乐公主和太平公主虽然先后伏诛，但奢靡之风仍在，“互相夸尚，浸成风俗”。

玄宗看了杨相如的奏疏后，“览而善之”，针对“风俗奢靡”的社会流弊，断然采取了措施：规定三品以下的大臣，以及内宫后妃以下者，不得配戴金玉制作的饰物，并且遣散宫女，以节省开支。他又下令全国各地均不得开采珠玉及制造锦绣，一改武则天以来后宫形成的奢靡之风。玄宗在行动上遵循曾祖父“太宗抑欲而昌”的做法，抑情损欲，刻厉节俭，屡禁奢靡，以求“返朴还淳，家给人足”。

玄宗深知“文质之风，自上而始”的道理，首先从自己做起。前面提过王皇后之父王仁皎病死后，玄宗特别优待，想按自己外祖父窦孝湛死时的丧葬规格，筑高坟大塚。宋璟、苏颋二相进言制止，玄宗急忙改过，对宋璟等表示：“朕每事常欲正身以成纲纪，至于妻子，情岂有私？”（《旧唐书·卷九十六·宋璟传》）司马光认为玄宗这一“抑欲而昌”的举措对后来实现“大治”非常重要，称赞说：“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至于玄宗晚年奢侈糜烂，“晚节犹以奢败”，则是后话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开元年间的大多数宰相都以“清俭”著称。开元初，玄宗用姚崇为相。姚崇身为宰相，却没有自己的专门宅第，全家人住在离朝很远的地方。他上朝处理政务后，常常因天晚不能及时回家，就住在一个叫罔极寺的寺院里。有次，姚崇患了疟疾，由上常令源乾曜处理政务，每有大事，就到寺里请教姚崇。源乾曜与姚崇接触较多，十分敬佩姚崇严于律己、廉洁勤俭的生活作风，他奏请玄宗让姚崇搬进四方馆（属中书省）居住，玄宗当即批准。但姚崇认为四方馆太豪华，又藏有公文，不便住进去，遂坚决谢绝。姚崇临终前留下遗嘱，告诫子孙“各守其分”，还特别“属以薄葬”。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认为：“唯开元之世，以清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劲，卢怀慎清而慎，张九龄清而和，远声色，绝货利，卓然立于有唐三百余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耻，天下乃藉以乂安。”（《读通鉴论·卷二十二》）宋璟、张九龄等人，都是历史上的名相，政治上均有所建树。

正因为开元君臣严于律己，自上而始，使得大唐的奢靡风俗得到了有效的抑制，逐渐形成“返朴还淳”的气象。可以说，“开元之治”的实现，实际上是以“返朴还淳”为起点的。

玄宗即位时，李姓王朝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篡位和血腥的苦难。为了稳定政局，玄宗采取果断地将武氏、韦氏及太平公主的余党都加以杀戮或贬斥。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将武后以及中宗和睿宗时大量委派的斜封官（非正式任命），试、摄、判、知官（非正职的冗官）予以裁撤精简，将宰相的人数由睿宗时的十余人减少到两三人。对于自己的同胞兄弟，玄宗恩礼优待，却不给他们以实职，从根本上削弱了皇室内部发动政变的政治基础。而对那些自恃对玄宗有功而邀求权位的功臣，比如刘幽求、钟绍京、王琚等人，则坚决予以贬斥。这样，通过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本来已经衰落的皇权，在坚强果敢的玄宗手中又重新达到了顶峰。

要强调的是，玄宗初期的得力大臣都是武则天遗留下来的人才，武则天在位时大力推行科举制度有效地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精英为朝廷效力。而玄宗即位初期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就是通过这些精英人才进行的。

这个时候的玄宗，意气风发，雄心勃勃，一心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开元四年（716年）正月，王皇后的妹夫、尚衣奉御长孙昕因与御史大夫李杰有过节，约同妹夫杨仙玉在里巷伺机殴打李杰。李杰气愤之极，也不管对方是不是皇亲国戚，上表陈诉说：“大臣被打，实为辱国。”李杰这帽子扣得很大，而且相当高明。玄宗大怒，下令处斩长孙昕、杨仙玉等参与者。散骑常侍马怀素认为正月不宜行刑。于是玄宗改判斩刑为杖毙于朝堂，以谢百官，并表示：“为令者自近而及远，行罚者先亲而后疏。”（《旧唐书·卷一百·李杰传》）同时下敕书慰问李杰。处置长孙昕等人后，“由是贵戚束手”。

玄宗此时不过30岁出头，掌权不过几年时间，还没有忘记他登上政治舞台的艰辛，所以，这件事的处理，应该出于玄宗的本意，而并非所谓的帝王权术。玄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天下人表明了“励精求治”的决心。

人们习惯将一个美好的时代称为“黄金”时代，这种黄金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玄宗所开创的“开元盛世”是最为人们称道的盛世典范之一。这的确是一个闪耀着黄金般光辉的时代，一个政绩彪炳、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光芒万丈的时代，无论是内政、外交、军事，还是文化、艺术，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开元时期，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由于开源节流，国家财政日益丰裕，全国的粮仓充实，致使物价十分廉宜。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有杜甫诗为佐证：“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尤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洲四道无豺虎，远行不劳求吉日。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中国的丝绸沿着丝绸之路到了西方，马上就成为罗马贵族们手里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奢侈品。

当时大唐的百姓，不仅在家安居乐业，出外旅行也很舒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通典》记载：开元时东至洛阳、汴梁，西至关中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肆丰溢，每个驿站都出赁驴马供客人骑乘。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淳府，皆有驿站和店铺。杜甫也曾经在诗中描写：从秦州（今甘肃天水）通西域（今新疆及中亚一带）的驿舍有池、有沼；有林、有竹。当时甘肃到新疆的驿舍有池、有竹，可见气候和水源远比现在好得多。还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社会的安定和太平，即：官民犯罪的人很少。开元十八年（730），全国犯罪的仅24人。

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志。自唐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方的严重威胁。武后时期，后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造成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玄宗即位后，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9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对外战争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开元五年（717年），唐朝从契丹收复了辽西21州，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拔也古、同罗、回纥等都重新归顺唐朝。在西北，唐朝收复了碎叶城，并打败了强悍的吐蕃、小勃律，通往中亚的道路由此重新被打开，唐朝对西域的主权恢复，唐朝的声威远播西亚。日本、朝鲜半岛同唐朝的联系频繁，南亚各国同唐朝交往不断。各国的使者和商人来往不绝。关于打败吐蕃和玄宗的边防体系，后面在《哥舒夜带刀》一节中再详细讲述。

许多来华的胡人（唐人对各国人士一律统称为“胡人”，外国商贩称之为“胡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