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腕儿-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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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下面已经有动静后，冯国璋赶紧展开那张纸卷开始念：“现在，总理大臣已经和民军商定了优待条件：皇太后和皇帝的尊号、满族和蒙族的待遇，还有我们禁卫军的一切，一概不动……”

当冯国璋念到“大清皇帝辞位”的时候，队伍里立刻出现了不小的骚动，一些旗兵嘴里虽然没有说什么，但脸上无疑是那种又惊又愕的表情；而一些人干脆就抹开了眼泪。随着冯国璋越往下念，队伍的骚动情况就越严重，很多官兵都已经脱离了原本整齐的队列，开始相互议论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其中也不乏愤怒的举动。唯独屹然不动的，是由汉人组成的步队第四标，他们仍旧整齐地列队站着，丝毫不为所动，表现出无动于衷的表情。

冯国璋在念完优待条件后，见队伍已经凌乱，便大声宣布：“我刚才所说的事情，不论官长士兵，有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说，你们大家可以推选几个代表，请代表上前五步，由他们代大家申述意见。”

过了一会儿，队列里走出几个代表。他们提了两个问题，一是皇太后和皇帝的安全，冯总统（禁卫军的统领当时称总统）是否能够担保？二是禁卫军今后归陆军部编制了，会不会取消？冯总统能不能对此担负完全责任？

冯国璋听后，立刻上台答复说：“两宫的安全，我冯某敢以身家性命担保！并且，我敢担保两宫绝不离开宫禁，仍旧由我们禁卫军照常护卫。至于我们禁卫军，不论我今后调任什么职务、走到任何地方，我保证永远不和你们脱离关系！”→文·冇·人·冇·书·冇·屋←

在代表们归队后，队伍的骚动仍旧没有完全平息下来。这时，冯国璋急中生智，他再次跳上高台，大声对下面说：“我还有话跟大家说！”这时，协统姚宝来、王廷桢赶紧对自己的队伍高喊一声：“立正！”

在队伍稍微安定了一点后，冯国璋便大声道：“现在你们不管是正目还是兵，赶紧推选出两个人来，今天就发给他们每人一把手枪，并且从今天起就跟随在我的左右，以后不论在家出外，只要发现我和革命党有勾结的情形，准许这两个人立刻把我打死，并且不许我的家属报复。”

旗兵们听了这话后，当场便推选出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步队里的正目（即班长），一个叫福喜，一个叫德禄。两个人来到冯国璋面前，冯国璋对随从幕僚说：“今天就到镇司令部拟两份命令，委派这两个人做本处的副官，领两支手枪，并按每月50两银子支饷。”

这事办好之后，队伍才安静了下来，冯国璋也算是松了口气。他回到镇司令部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只“唉”地长叹了口气，一言不发。情势所逼，冯国璋当时的心情，既觉得自己对不起清廷，又不得不做了袁世凯的驯服工具，毕竟袁世凯对他也是有知遇之恩的啊！

在沉默的气氛中，冯国璋随后便离开了镇司令部。从此后，冯国璋的身边便多了两个拿手枪的旗兵，他们不但跟着冯国璋回煤渣胡同的私宅，而且真的是冯国璋去哪里都跟着，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据称，当时禁卫军的军心确实是不稳的，特别是在宣布优待条件的时候，旗兵们觉得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如果不是冯国璋的灵机一动，当时发生什么事情还真不好说。

五将军密电

袁世凯爬上总统宝座，还嫌不过瘾，又产生了做皇帝的野心。当冯国璋获悉袁氏父子在京策划帝制的消息后，十分惊讶。经与周夫人商量，决定进京了解内幕，于是于1915年6月亲赴北京谒袁。冯问：“外间有总统要改帝制的传说，不知确否？”袁答：“华符，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明说，历史上开创之主，年皆不过50，我已是将近60岁的人了，鬓发尽白，精力也不如昔。大凡想做皇帝的人，必须有个好儿子，克绳基业，我长子克定脚有毛病，是个无用的跛子，次子克文只想做个名士，三四子都是纨绔，更没出息。我如果做了皇帝，哪一个是我的继承人呢？将来只能招祸，不会有好处的。”还说什么他已在英国伦敦买好了房子，如果国人逼他做皇帝，他就去英国当寓公。冯见袁世凯如此信誓旦旦，也就信以为真了。然而正当袁“指天誓日，力辩无其事”的同时，他的亲信左右却正在积极筹备帝制。冯回到南京后，北京“筹安会”即公开鼓吹恢复帝制，冯国璋不敢不信又不敢全信，只得去密电向反对帝制的总统府机要局局长张一磨询问，不久得到“事出有因”的答复。冯国璋深感受骗，便愤愤不平地说：“他哪把我们当自己人呢？他的做功倒真不坏！”从此，冯国璋与袁氏的矛盾逐渐尖锐化。

袁世凯对冯国璋很不放心，便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首先在冯国璋身边安置王子铭等人监视其行动；据传张勋曾接袁世凯一密电，谓冯国璋为人不可靠，嘱其就近监察。不仅如此，袁世凯的死党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刺后，袁又派其亲信杨善德率第四师移住上海监视冯国璋。未几，又加派卢永祥率第十师驻吴淞，也是为了防备冯国璋。冯国璋见此情形，明白了袁世凯不再相信自己，从此与袁氏父子的关系逐渐疏远，不肯再为袁世凯卖力。不久，袁氏父子指使江苏巡按使齐耀琳选举代表，举行改变国体投票。齐指派代表时，冯暗示督军署人员一律不当代表，不参加投票活动。在举行投票那天，冯国璋托病不去；齐亲自到署劝请，他才勉强到场，然而却呆坐在那里，一言不发。12月18日，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参谋总长，急电催促进京就职。冯乃托词害病拒不进京，并策动江苏军民电请“挽留”，李纯等督军也致电主张留冯。袁世凯没办法，只得允许他在南京“遥领”。然而，袁世凯仍不放心，一面派阮忠枢、荫昌等人赴宁继续催冯离宁北上，一面电令杨善德、卢永祥、倪嗣冲调兵控制长江下游。12月25日，蔡锷等宣告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冯国璋鉴于全国讨袁运动兴起。也就不再装病了。1916年3月9日致电袁世凯销假视事，从此放开胆量，公开反对帝制，遂成为“北洋派中反对洪宪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

冯国璋一面向袁世凯迭电密陈请“勿轻开战祸”，一面通过梁启超、胡鄂公等人与西南滇桂军阀唐继尧、陆荣廷信使往来，以促使西南独立和陆荣廷攻击广州，驱逐袁世凯死党龙济光；同时，又劝说四川的北洋军与护国军停战，并且指使四川、湖南将军陈宦、汤芗铭通电拒绝袁世凯的命令。当袁世凯派曹锟率北洋军入川与护国军接火之日，梁启超派人赴南京，请冯国璋协助蔡锷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冯国璋对来使说：“我是他一手提拔起来而又比较亲信的人，我的电报对他是个重大打击。我们之间，不可讳言是有知遇之感的。论私交我应该拥护他的，论为国家打算，又万不能这样做，做了也未必对他有好处，一旦国人群起而攻之，受祸更烈。所以，我刚才考虑的结果，决计发电劝袁退位。”于是，冯叫秘书拟好两电，一电致袁世凯，劝其退位；一电分致鄂赣与西南各省，表示他反对洪宪帝制的态度。

不仅如此，冯还主动联络江西李纯、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山东靳云鹏等将军联名发出密电向各省将军征求收拾时局的意见，时称“五将军密电”，其电文内容，要求南方阵营取消独立，退出战区，保护战地人民。要求北方袁氏集团取消帝制，惩办复辟帝制罪魁，请元首自行辞职以觇全国人民之意思。可见“五将军密电”是冯国璋企图以“中立”省将军首领的名义，召唤非独立各省区，形成第三种力量，以图联合护国军，打倒袁世凯的一种计谋。

3月19日，当直隶省巡按使朱家宝将“五将军密电”呈送袁世凯过目时，袁气急之下；几乎晕倒；帝制派见此电，亦个个瞠目无词，足见“五将军密电”对袁氏复辟帝制的打击程度。袁世凯鉴于全国人民反对帝制斗争正方兴未艾，内部已处四分五裂、众叛亲离之势，深知已临灭顶之灾，但为了仍然保住权力，企图继续盘踞大总统职位，便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自从“五将军密电”泄漏后，冯国璋与袁世凯的裂痕更无法掩饰。于是冯国璋一不做，二不休，决定对袁施加更大压力，以迫其将政权让予他。为此，冯于4月1日和16日公开致电北京政府，劝袁及早退位。各省军阀纷纷效尤，亦先后通电劝袁世凯迅速退位，袁世凯不得不派亲信阮忠枢南下向冯国璋乞情。冯国璋在阮忠枢的请求下，答应联络各省，担任调停。5月18日，冯国璋邀集未独立各省在南京召开代表会议。冯国璋意图通过南京会议逼袁下台，由他取而代之。但由于倪嗣冲的破坏和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遂使南京会议夭折。冯弄巧成拙，被舆论斥责为：“与其名为解决袁氏地位之会议，毋宁名为解决自己地位之会议。”

袁世凯复辟帝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导致护国战争爆发，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四分五裂，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忧惧而死。在此过程中，冯国璋起了一定作用。

工作作风

在待人方面，冯国璋非常宽厚。有人认为冯从来就是一个懒看公事的人，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冯对于明码的或是密码的来往电报，一般是件件过目。特别是关涉到政治大事的一些电稿，更是字斟句酌，绝不马虎。

对于一般的文稿就有所不同了，如当冯在直隶都督任上的时候，他白天晚间都在忙于会客，这时，他没有时间看文稿。

当然，有些特别紧要的文稿，还是由胡嗣瑗和恽宝惠趁着他会客的间隙随时拿上去请示他过目画行，只有等他晚间会完了客，这才由主管给他送文稿的一位王芷瓶秘书把当天的文稿汇齐拿上去请他画行。

他对于文稿，只是画而不是看。

他的画行办法是这样：当那王秘书把当天的一些文稿拿到他面前的时候，就由他所用的上差把这些文稿鱼鳞似的摆在了一张可以容纳12个人围坐的大餐桌上，这一件文稿和那一件文稿之间，仅仅留下了印有“都督冯”三个字的一行空隙。

这时，冯便手里拿着墨笔，由上差捧着墨盒，挨次地从前到后画上他那草书的符字。

这样画来画去，不一刻也就画完了。

但是，却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翻看一下那文稿的事由，至于它的内容，就更不在话下了。

有的人说冯懒看公事，大概就是指着上面的这种情况而言的吧！尽管如此，他却从来没有像段祺瑞那样，不但在公文上画行画阅的是徐树铮，就是动笔改稿的也是徐树铮。

原因是，在冯的面前，从来没有一个像徐树铮那样能够左右他的意志的人。

冯在用人方面自有主见。他在军事方面用人，无论是在地域上，或是在学历上，都有着他自己的标准，一般要出身于保定陆军军官学堂（陆军大学的前身），而籍贯又是属于直、鲁两省的，才能在他的身旁工作，同时，也才能得到他的信任。他前后所用的一些军事幕僚，像张联棼、师景云、熊炳琦、陈调元等等，便都合乎他所要求的这个标准。同时，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冯国璋对于出身于日本士官学校的人，却大多抱着轻视的态度。和他在前清练兵处、军咨处同事过的良弼、哈汉章、卢静远等人，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一、二期的学生，在当时，也都已经是“初露头角”的所谓军事人才，可是，冯却特别看不起他们。

一次，冯在和心腹谈到这些人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他们连个曹长（日文名称，相当于连司务长职务）都不够，还骄傲什么！”也正是由于冯对于日本“士官生”的一贯看法，所以，他在宣统三年（1911年）就任第一军军统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把第四镇统制王遇甲调到军司令部去当参议，而让第八协协统陈光远升任了这个镇的统制。

可是，冯之所以把王调走，还不仅仅因为王是“士官生”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王不但是一个南方人，而且还是一个湖北人，这是不合乎冯的地域上的标准的，更何况当时正在武汉三镇作战，又怎么能保得住王不和革命军方面有所联系呢！那么，在冯身旁的军事幕僚当中，有没有超乎他这个标准的例外呢？只有一个，那便是一向做他参谋的刘宗纪。

刘虽是一个“士官生”，却是冯自己的外甥，那自然是“另当别论”了。

冯在待人方面，外界感觉是属于宽厚一路的。

所有在冯身旁工作过的人，几乎从来没有由于冯个人这一方面的原因，或是喻示某些个别的人中途辞职，或是直接就把他们撤换掉。

因此，冯对于这些人，都是能够“善全始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