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腕儿-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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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政府和军队，为老百姓干些什么事，都没有明确主张，使民众无所适从，故而他常常亲自写些东西，编些歌词，抓紧宣传，弥补缺陷。冯玉祥回想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形成了明确的政治主张，写下了一段精辟的话，由正宁县县长杨楚材立起一个高1。57米、宽0。63米、厚0。13米的碑。碑额为“仁人之言”，碑文曰：

我们一定要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扫除净尽；我们誓为人民建设极清廉的政府；我们为人民除水患、兴水利、修道路、种树木及种种有益的事；我们要使人人均有受教育、读书识字的机会；我们训练军队的标准是为人民谋利益；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武力。

中华民国十六年　冯玉祥

甘肃正宁县长杨楚材敬立

此文反映出了冯玉祥的平民本色，以及贴近人民群众，不欺压老百姓，反对官吏贪污腐败，倡导为人民谋利益，与士兵同甘苦，严肃军纪，抗击外侮，反对内战等方面的心志。据说，以此文为内容的题字碑在河南、陕西、甘肃等地广为流传。这说明冯玉祥将军不但喜欢立言，而且喜欢立“不朽之言”。现在读此碑文，人们可以洞察作者的政品和人品。为政者也应以此为鉴，造福人民。

诗品，人品

唐诗、宋词将诗词的精华深挖殆尽，后人欲逾越其成就的巅峰，怕是很难。然而，冯玉祥将军的丘八诗，独树一帜，既不是文人墨客那种书斋吟哦之物，也不是“五四”之后的白话诗体。冯的丘八诗雄健、豪放、正气，读之令人荡气回肠。冯之诗句均有韵脚，【wＷw。Ｚei8。Ｃom电子书】可以琅琅而诵。请看冯玉祥驻军于湖南常德时所作的一首代告示诗：

嫖娼聚赌鸦片枪，诱人入渊坠万丈。

凡事应该仔细想，怎可缺德去嫖娼！

女人尽皆父母养，与尔姊妹没两样。

好逸恶劳去赌场，弹钱掷骰摇单双。

明抢暗夺黑心肠，落得家破人也亡。

鸦片为害致身残，屡禁不止死灰燃。

中华民族要振兴，毒头一律用刀砍！

为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冯将军便写出了这样的代告示诗。冯驻徐州时，为改变城市的脏、乱、差，他要求民间成立打野狗队、灭蝇队，督促改造厕所，在取得一定成效后，他又禁止对树木乱砍滥伐：

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

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

这首代告示诗更是开宗明义，大有说到做到的一股正气之风，发出飒飒声响，毁林者，如若不信，就请用你的颈脖子试试老冯的刀口子如何？当地有个前清举人陆文龙，家住城东，宅前一片树林，是陆家祖产。陆在上海经营钱庄获大利，回乡拟毁林建别墅，惊动了徐州镇守使、发表代告示诗作者冯玉祥。冯派人约请老举人面叙，奉劝老举人高抬贵手，珍惜绿色，功德无量，并将禁伐的代告示诗手迹奉阅。陆文龙自恃与中央政府高官有交情，根本不把冯看在眼里，径直去南京称会某高官，要求得到自家树林自家砍的权利，还要冯玉祥承担陆家建房延误时间的责任，收回代告示诗，向陆赔礼道歉。那高官深悉冯之个性、人品，在老友面前尽力规劝，但陆绝不顺从，而坚持己见。他只得折中，给镇守使写了一封委婉曲折的信。那信到了冯手，而陆文龙也被抓了。冯复那高官的信，也是一首诗：

不是尊函我不懂，实是绿比生命重。

不杀徐州陆文龙，老冯军令贱如粪。。电子书下载

陆文龙执意砍伐树林而被抓，继而审判后被砍头。

抗日之初，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的“二把手”汪精卫，居然卖国求荣，逃往河内发表所谓艳电，公开投敌。听到汪精卫叛逃的消息，时任战区司令长官的冯玉祥猛抓头发，高声呼号：“可耻！可耻！不如驴也！”气极时，握管而吟。时值冬日，而天府之国菜花见黄，便以《菜花黄》为题。接着如泉喷涌，一挥而成一首丘八诗：

时当二九天，蜀道菜花黄。

国家与朋友，尽弃投敌邦。

千年万世后，精卫恶名长。

认贼当作父，甘心称天皇。

倭寇发狂言，欺世惯中伤。

巨奸欣然喜，竟谓好主张。

不要我赔款，中国整个亡。

取消租界地，全属贼东洋。

日满华合作，主人倭寇当。

三国成一家，日寇是父王。

此理至明显，世人皆知详。

谁说汪不知，那又怎么讲？

卖国贼三字，头衔最适当。

此诗何止将汪精卫的汉奸脸嘴，酣畅淋漓地刻画出来，更把日本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鬼话揭露得淋淳尽至，彻彻底底。冯将军对大是大非划分得一清二楚，毫不含糊，诗风何其贵也。冯氏丘八诗应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诗品，载入文学史册。

谁都知道，蒋介石为扩大势力笼络人心，使用过各种手段，最常见的莫过于拜把拈香，缔结兄弟之盟。蒋介石虽与冯玉祥也是拜把兄弟，但冯玉祥浑身正气，对蒋可直呼其名，提反对意见，乃至有时脾气来了，对蒋的作为不屑一顾，表示极大蔑视。有一次，冯玉祥在青木关巴县中学，获知有戴笠手下两个特务，在空袭时，乘机调戏两名女中学生，将其带入防空洞中大耍流氓。冯玉祥不由咆哮起来，怎可容得这号畜生胡为！于是直接去到蒋氏住地，一把拉住蒋介石控诉特务的兽行。蒋听完闷不作声，冯玉祥更是火上加油：“天上是日本飞机轰炸，地下是特务侮辱少女，这老百姓还有无生路？”蒋介石这才说：“好吧，我查清楚了再说。”冯玉祥脸都气黑了，一拍书案：“你我枉为兄弟一场！连这类事你都信不过为兄的，其他还有什么可说？好吧，就让老百姓走死路吧。”说完拔脚便走。蒋氏碍于情面，才留住冯：“等会儿，要车，你我一同去青木关。”这样，蒋、冯一道向巴县中学师生道歉，接着追查两个犯事特务，予以惩罚。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抗日胜利之后，在社会名流倡导下，于重庆校场口庆贺政协（旧政协）大会胜利召开。特务们闯入会场，打伤与会者众多，此中有郭沫若、李公朴等名流，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校场口事件”。冯玉祥得知消息，先打电话给蒋介石，电话中回称蒋不在公馆。冯只得亲自出马，走了一段路，考虑到赤手空拳去无益，必须造势。遂在晴天白日下打一盏灯笼，径直去到曾家岩德安里蒋氏官邸，沿路招来不少观众，军警费了好大力气才排开围观民众，护冯进入官邸。蒋介石一见，知其来由，装聋作哑地发问：“焕章兄，这是干什么？”冯玉祥哈哈大笑，手指天空，又叹道：“贤弟请看，这暗无天日的时代，不用灯笼，何来活路可走？”蒋知冯在挖苦自己的手下又干了坏事，便不以为然地说：“玩笑已过，该是谈正经事的时候了。”冯玉祥当即提出严惩制造校场口事件的凶手及幕后指使者，蒋连连称好，一口应承。到了第二天下午，仍不见官方派人到校场口调查，出事地点仍旧一片狼藉。冯玉祥见此情势好不恼怒，再登蒋门准备问理，哪知蒋的副官回答：“委座已于今晨离渝飞沪，一时不能返回。”原来，出了事怕人指责，更怕把兄的“纠缠不休”，蒋竟然为避风，逃之夭夭。

阎锡山：开启“二”的哲学

阎锡山周围能聚集一大批有识有才之士，首先是其想干一番事业，有延揽人才的需要；其次是他待人有厚道之处，否则难以与很多人相处始终。有许多人在他危难的时候亦追随不舍，甚至舍命相随。这绝不是仅仅靠一时利益苟合的乌合之众所能做到的，一定要有共同的精神追求和感情。阎锡山个人生活俭朴，不抽烟，不喝酒。离开政坛后，整理文献，阐述思想，著述颇丰。晚年乃笃信三民主义和世界大同的理想。

驭下有术

在中国近代大大小小的军阀中，阎锡山别具一格，具有许多其他军阀所没有的特点。他之所以能以土皇帝自居、统治山西达３８年之久，除了他狡诈多变、见风使舵、拥兵自重、口蜜腹剑、有一定政治头脑之外，与他独特的“驭下”之术也不无关系。

为了能有效地驾驭下属，阎锡山在用人时特别强调非亲不用。他本人是山西五台县人，凡五台县的同乡多深得重用。当时山西有名的高级军事将领、阎锡山军事上的得力助手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三人，都是他的五台县同乡。曾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赵戴文，也是五台县人。山西省政府的其他许多显位要职也多为五台县人占据。当时太原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会说五台话，便把洋刀挎。凡是五台县人，又忠于阎本人者，不管才能大小，一律得到重用。即使是山西人而非五台县人，同样会遭到歧视、排斥。至于外省人，在阎锡山政府中能居要职的更是凤毛麟角。阎锡山对五台县人是这样，对其亲戚更是委以重任。掌握财政大权的是阎锡山的岳叔徐一清、内侄徐士珙。徐一清任山西银行经理；徐士珙任山西贸易公司经理。曾任山西省政府代主席的大特务头子梁化之，是阎的姨表侄。在政府的各部门，阎锡山结成了一个宗族关系网络。

为了能有效地驾驭下属，阎锡山总是习惯于制造和利用下属之间的矛盾。他常利用下属的地区不同、部门之别，扶植许多小派别组织，例如他先支持王靖国搞起铁军系统；接着又支持梁化之、李冠洋等文人搞起“革命同志会”；同时又怂恿杨贞吉建立“敌工”系统。在文人之间，在军人内部，在１３个高级干部之间，阎锡山有意识地制造矛盾，形成对立面，让他们互相牵制、互相监督，争相向他邀功请赏。谁对他稍有不满，他就把谁搞掉。

为了便于驾驭下属，阎锡山往往恩威并用。他利用一些人的名位思想，大量封官晋级。他制发一种布质徽章，分将、校、尉三级，以红、黄、蓝三色区别，把廉价的官衔到处送人，以博取下属的欢心。当时有人讽刺说：红边多如狗，司令满街走。阎锡山在对下属施以恩惠的同时，也慑以淫威。凡对他稍有不满言行，或对他的统治不利的官吏，他都无条件地铲除。如第７０师师长刘墉之等人就是被阎锡山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杀害的。阎锡山特别注重对官吏的控制，认为“人心险诈莫测，人言不可轻信”。他颁发了“山西省分区视察办法”，每个行政区派遣一组观察员，分驻区、县，负责监视专员、县长。他还派遣大批特务混入各级官吏中，监视官吏的行动。阎锡山软硬兼施，使下属既感激他的恩典，又慑服于他的淫威，于是只好俯首帖耳地任其驱使。

为了牢牢控制部下，阎锡山还借助于封建帮会组织。他说，旧时帮会组织在社会上势力最大，应将现有帮会人士加以组织化、现代化。在１９４２年前后，阎锡山利用青、洪帮形式，分别建立了青帮组织“安青进步委员会”和洪帮组织“进步总社”，并按帮规立起明德堂和进步堂。阎锡山自封为帮主，把他的大部分文武官员都拉进去作为徒子徒孙。在帮内，阎锡山大肆宣扬“领袖至上，山主至尊，组织至上，义气第一”，以使帮会成员绝对服从于他、服务于他。阎锡山利用帮会组织，从而使他的独裁统治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这些“驭下”之术，使阎锡山的专制统治得到强化，也使他得以长期割据山西。但是，不管他“驭下”多么有术，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１９４９年４月24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太原，宣告了阎锡山在山西38年的统治彻底结束。

枉杀李服膺

1937年10月1日深夜，11时许。太原绥靖公署大堂内外，卫兵林立。为审判李服膺，阎锡山草草组成的高等军事法庭正在开庭。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亲任审判长，稳坐大堂中央。审判官谢濂、李德懋，军法官张克忍、薛风威，陪审官傅存怀、宪兵司令张建（字达三）、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及第七集团军司令长官傅作义等数十人分坐两边。当天值日官庞小侠（上尉副官）也在场。

宪兵把李服膺押上法庭之后，阎锡山不慌不忙地站起，双手支于公案，拉长了他那一贯冷冰冰的脸，用责备、惋惜而又假惺惺的口吻说：“慕颜（李服膺字），从你当排长起，一直到连长、营长、师长、军长，我没对不起你的地方。但是你却对不起我。你做的天镇盘山工事不好……”这是阎锡山加给李服膺的第一条罪状。但还没等提出第二条罪状，李服膺便急不可待却又神态自若地答辩道：“没有材料……”李服膺明知在完成阎锡山交给他修筑国防工事问题上责任在阎而不在己，所以他有一肚子的委屈要迸发出来。可阎锡山使用了咄咄逼人的态势，不等李服膺把一句话说完，就把第二条罪状抖了出来。他打断李服膺的申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