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疯狂-第4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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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时三刻之间，汝宁军顿时成为了周围地区的香馍馍，各地官府争先恐后地要求汝宁军去做救世主。

可是邓启帆、薛永利他们也被突然出现的状况给搞蒙了。就在半年之前，农民军中有名的张献忠、罗汝才还在四川，当时张献忠才几千人马，罗汝才堪堪超过一万；革左五营躲在大别山，五营人马加起来还没有一万；李自成更是以为他挂了呢。

可一转眼，李自成有了七十多万，而且就在汝宁北面的开封城；张献忠有了五十几万，而且就在汝宁的西南襄阳城；革左五营有了三十几万，就在汝宁的东南，再加上罗汝才，他的兵力也膨胀到了四万多。罗汝才这次又与张献忠发生了不和，他再次与张献忠分手，正在往与李自成汇合的路上呢。

要知道，罗汝才的兵力一直维持着一万至四、五万之间，他向来是以质取胜的，所以他的真实实力一点儿不比其他三路农民军差。

怎么会这样呢？虽说汝宁军制定的是养寇自重的政策，可是根本没想把这寇养成巨寇啊？而且现在这些巨寇都是围在汝宁、归德周围，给了汝宁军以巨大的威胁。

而在这时候，汝宁军就一定要做出抉择了。他们不可能分兵三路，三面开战，所以一定要决定一个首先攻打的目标。

可还没等邓启帆、薛永利他们商议出来个一二，又一个震惊天下的消息传到了汝宁，而这一消息也完全使得五省围剿农民军的明军指挥系统完全瘫痪。而那个消息就是——总理杨嗣昌自杀了。

第733章　杨嗣昌之死

洛阳、襄阳两城的失陷和福王、襄王两藩的被杀，也标志着杨嗣昌督师围剿的彻底失败。他是在匆匆赶回湖广之后才接连听到这两个如同炸雷一般的消息的。到这时候，他已经完全绝望了。

几个月在四川奔驰于军旅之中，早已使杨嗣昌疲惫不堪，出川时已是重病在身。他回到湖广后乘船先顺江来到荆州（今江陵），住在郊外的沙头市（今沙市），本来想休养一下再图进剿，但立刻就听到襄阳传来的噩耗。

杨嗣昌作过兵部尚书，深知失陷藩封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何况督师一年多来，劳师耗饷，流寇反而大炽，这本身也足以致任何一位军事统帅于死地了。他又为没能平定内乱，不能报效给了自己极其特殊恩宠的皇帝而痛心。

于是杨嗣昌就在写给湖广巡抚宋一鹤的信中沉痛而又无奈地说：“天降奇祸，突中襄藩。仆呕血伤心，束身俟死，无他说矣。”一切都已无望，只有以一死来报皇恩了。

而心灰如死的杨嗣昌却在这时候再次听闻到洛阳传来的消息，这对他又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三月初一日，他死在沙头市的行辕里，时年五十四岁。

杨嗣昌虽然死了，但从来对他心怀成见的朝臣们还是一直揪住不放。早在他的死讯传到京城之前，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就以陷城失藩的罪名攻劾他。崇祯皇帝也对自己最信任的杨嗣昌这样坏了大事也很愤怒，降旨“自督师以下，调度失宜，巧言善欺”，让有关衙门依法议罪。

这一下，朝臣得到了机会，以吏部尚书李日宣、左都御史王道直等大僚为首的一批文臣纷纷上疏要求撤销杨嗣昌督师的职务，追究他的责任，其中犹以言官们最为活跃。但直到这时候，崇祯皇帝对杨嗣昌的信任还是没有完全衰退。也许还因为杨嗣昌出京督师是由他特命的，也要顾及自己的面子，因而他一反常态，没有惩办失事的杨嗣昌，反而对其大为袒护。

崇祯皇帝为这件事特意召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员进入乾清宫，很不高兴地对群臣说：“杨嗣昌是朕特简任用的，用兵没有成效，朕自会鉴裁。何况他尚有可取之才，你们见到朕有议罪之旨，就一起排击，纷纭不已。如果真是出于忠君正直，为何不在张缙彦纠劾之前就提出来呢？这次暂不深究，各疏留中，告诉你们知道。”朝臣才不好意思再多说。

不久，杨嗣昌的死讯也传来了。而这死讯也让崇祯皇帝感到十分震惊和痛心。可朝臣们却不肯善罢干休，又一次发起了对杨嗣昌的攻击高潮，交章　论列，连篇累牍。

崇祯皇帝似乎也觉得，杀过那么多失事大臣，对于个这已经死了的杨嗣昌仍然一意袒护，好像有失公平，就再一次决定让九卿大臣会议定罪。朝臣们认为，杨嗣昌倡议加派，致使天下民穷财尽，奔走为盗；而且失事封疆，匿罪饰功，应当按照嘉靖间仇鸾故事，以“失陷城塞律”论斩，戮尸。

可在这时候，崇祯皇帝却又犹豫起来。他对杨嗣昌的感情毕竟不同于一般，丧失这个唯一能够依赖和信任的股肱大臣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伤感，甚至在梦境中都不能抹去这个身影。

就在朝臣们吵嚷着要对杨嗣昌进行恶毒的身后惩罚的时候，他梦见了杨嗣昌跪在庭前叩首为自己申冤。杨嗣昌说：“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诸臣不公不平，连章　诋毁，故尔归来向皇上诉说。”崇祯帝在梦中还问讯了朝臣攻击杨嗣昌的一些具体问题，杨嗣昌也都一一否认了。

这个梦的真实含义也该让周公或者弗洛伊德来解析。可不管怎么样，这梦也是崇祯皇帝心理情感的一种折射。而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下，就更加坚定了崇祯皇帝不再治裁杨嗣昌的决心。

于是崇祯皇帝对大臣们讲叙了这个梦，神情十分惨淡，他同时宣布：“故辅杨嗣昌奉命督剿，无守城专责，而且对伪装入城、乘夜偷袭均再三严申军令，地方官员却置若罔闻。待违令致使城陷，又全部归罪于督辅，不是持平之论。况且嗣昌身临前线两年，屡著捷功，尽瘁身亡，勤劳难泯。”昭雪了对他的议罪，赐祭一坛，让其家人归葬于故里武陵。

在崇祯皇帝继任皇位以后，他与杨嗣昌的君臣相知可谓是有始有终、达到了一种绝对的、盲目的信任程度。而相比较于崇祯皇帝对其他大臣的严苛、滥杀，这样的君臣以沫就更为难得了。

应该说，杨嗣昌的才能，尤其是在军事上的才能是突出的，他的“攘外必先安内”和“十面张网”战略如果得到了有效的执行，是能够阻止住大明朝下滑的速度。而他与满清先议和，以此来争取时间恢复国力的主张，也完全可以称为高瞻远瞩的。

可惜的是，因为崇祯皇帝想要减少开支，所以首先任命了贪财又只会招抚的熊文灿作为首位战略的指挥者，再加上满清的第二次入关完全把杨嗣昌的威信给击垮，以至于连杨嗣昌成为五省总理以后，他的命令也被明军的各路将领阳奉阴违，完全执行不了他的战略。

再加上杨嗣昌的性格上也十分有缺，他的心胸相当狭隘，报复心很强。在他手中直接、间接的，丧失了卢象升、孙传庭、郑崇俭等优秀的军事统帅，以至于到了最后，明廷竟然拿不出一位有能力统领天下，围剿农民军的督师。

所以说，杨嗣昌是位优秀的军事参谋，不是位优秀的军事统帅；他是位优秀的顾问，却完全没有宰相的胸襟。他是一位选错领导、坐错位置的悲剧人物。

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在辽东的吴世恭又在干什么呢？他完全就是在吃喝玩乐、无所事事，因为蓟辽总督洪承畴一直在拖延着再次出兵。

第734章　对友军的最后通牒

一开始，洪承畴是以调集的军队不足为理由；接着以粮饷未到位为理由；再接着以冬季辽东寒冷、不宜作战为理由。其实洪承畴之所以拖延着出兵，就是想要通过冬季的寒冷，逼迫着清军不能在野外围困锦州，就想要不战而解了锦州之围。

这个想法应该说很有道理，但也反映出洪承畴极其没有进取心。他向朝廷要兵、要粮饷，索要一切，却把希望寄托在天公作美。可是皇太极却没有让洪承畴如愿，他让洪承畴看到了什么叫做人定胜天。

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统帅，皇太极一向是秉承着一次战役实现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动用足够的实力。因此，皇太极在战前早就考虑过在围困锦州城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所有困难了。

按照皇太极的部署，清军在锦州城外挖建了四条围困城池的壕沟，并且修建起了两道围困锦州的城墙，完全就是在锦州城外建了一座城外之城。

并且清军还在两道城墙之间修建了木屋，作为兵营驻扎军队，完全把攻城战变成了围困守城战，因为无论是明军从锦州城内突围，还是从外面救援，都不得不攻破这两道城墙，形成了一个转攻为守的局面。而且有了这些木屋，清军也肯定不怕辽东冬季的寒流了。

除此之外，清军还组织了大量的包衣、奴隶，在锦州城四周耕种，就是要减少军队粮食供应的不足和运输的损耗，一副和锦州城拼粮食消耗的样子。

说实话，为了攻下锦州，清军已经是全国总动员，几乎能够动用的男丁都动员到了锦州城，一副破釜沉舟的模样。如果明军可以打破清军在城外的封锁，只要有哪怕一次能够运粮入锦州，那么清军就将全军崩溃，国力也将受到极大的损耗。

因此，此次战役称之为决定两国国运的决定性战役也不为过，洪承畴的谨慎态度也可以理解。唯一值得商榷的是，洪承畴过于谨慎了，而且谨慎到了极点，甚至这谨慎的态度连大明朝廷也有些忍受不了了。

不过在这时候，洪承畴的这种谨慎还是得到了辽东各路明军的支持，就是连吴世恭也同样不例外。在连番的宴会中，吴世恭也深刻地与洪承畴和其他官员交换了意见，承认了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所以到了最后，吴世恭决定还是支持洪承畴的谨慎。

因为如果这次战役确实能打破清军的围困，那满清的国力将会在几年内恢复不过来，而趁着这宝贵的时间，汝宁军完全可以在中原开创一个新局面，而吴世恭也将在未来争得一个先手。

为此，吴世恭不惜花费了十多万两银子收购粮草支撑着汝宁军的补给，并且去函汝宁，要新造并调动三十辆装有一磅的火炮的战车至辽东，加强汝宁军的实力。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吴世恭不知中原农民军突然爆发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

“信送进去了吗？”薛永利问道。

“已经派人送至。陈游击说给他一些时间考虑。”薛志农答道。

“再给他去传个口讯，等他两个时辰。如果他不答应，那就兵戎相见吧！”薛志农命令道。

“诺！”

当中原农民军崛起并两破大城、两杀藩王的消息急报的辽东以后，因为要准备辽东的决战，吴世恭还是决定不把辽东的汝宁军带回汝宁，因为他觉得汝宁本部这么多的兵力应该已经是自保有余了。

因此，吴世恭就给了汝宁一个回信，信中说道：“安心自守，待机自决。”这么远的距离，吴世恭根本不可能遥控指挥，所以他除了定下了一个总原则以外，其他的就让汝宁主持的邓启帆、薛永利他们自由发挥了。

而军事行动，就主要是听取薛永利这些军官们的意见了。可军官们在一番商议以后，决定还是要主动出击，争取一个主动权。

当然，这一决定是源自于对汝宁军本身的绝对信心，更是汝宁军军官们富有攻击性的一贯体现。但更为主要的是，薛永利想要抓住这个机会，表现出自己独立指挥大战役的能力。

其实不提薛永利这些汝宁军军官们的私心，光看看现在的农民军风生水起，而且都这么靠近汝宁军的控制区，那就要大力打击了，否则靠着汝宁军这么小的地盘，就很容易把战火引到自己的地盘上的。

因此，现在的问题就不是主动出击的问题了，而是该打哪一路的农民军的问题。经过商议，最后汝宁军就把目标对准了向东而去的革左五营。

之所以选择了革左五营，那是因为有着以下原因：

首先当然是柿子拣软的捏，革左五营的实力在三路农民军中是最小的一个，而且这路的农民军的前方也有着南京京营来阻挡。

在这次出现了农民军突然崛起的局面以后，汝宁军高层立刻进行了检讨。他们认为：以前所制定的养寇自重的计划没错，错的就是放过了那些号召力极强的寇首。只要看看那些闻名天下的寇首吧！无论是李自成、张献忠等，还是革左五营的那五位首领，凭着他们的名声，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号召起大批的流民投靠。这种蟑螂般的表现也简直太恐怖了一点。

为此，汝宁军此次出击就一定是把消灭寇首作为主要目标的。就是流民依旧在，天下依旧是匪盗横行，只要没有那些号召力极强的寇首，那些流民、匪盗照样是一盘散沙，对汝宁军构成不了威胁。

因此，处在前有南京京营，后有汝宁军包夹的革左五营就成为了最好的一个目标。因为汝宁军可以借用南京京营对革左五营形成一个有效的包围圈，争取不让这五位首领逃脱。甚至汝宁军的出兵还可以得到在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