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悬案-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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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临并不就此罢休，退了一步说：“不出家也罢，老和尚收朕为弟子吧！”
玉林通不能再拒绝。再说能收一位皇帝作门徒，是佛门盛事，也是他这位高僧的荣耀。福临当场拜玉林通为师，并要求师父给他起法号。玉林通推辞，福临固请，当师父真的提笔要选择法号了，福临又深深叹息，十分忧伤地说：
“师父赐朕法号，必得拣一个最丑的字才好！……”
他由对自己重新认识而产生的锥心痛苦，又一次溢于言表。
最后，福临的法号定为“行痴”，自号痴道人，顺治皇帝于是成为佛教禅宗龙池派的第五代弟子。
福临说“即妻孥亦觉风云聚散，没甚关情”，难道董鄂妃也不关情，也不在他心上？
当然不是。因为后来的事情表明，董鄂妃对于福临，根本不是关情不关情，她简直就是福临的多半条性命。只不过，此时在福临的观念中，董鄂妃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妻孥了。
在董鄂妃去世后福临亲自撰写的《孝献皇后行状》中，就提到这一点。原来董鄂妃分娩皇四子时，是难产，很是艰辛，可能受了内伤。顺治帝对董鄂妃的情感竟然能够上升到这种程度：“朕念夫妇之谊即同老友，何必接夕乃称好合？”再加上福临开始信奉禅宗，性好清净，常常喜欢独处小室，从此便与董鄂妃分床异席了。董鄂妃对此也看得很开，不同床无非是不能再生孩子，她甚至说：“何必非得自己生个儿子去继承皇位才心满意足呢？”
这样，福临与董鄂妃的关系渐渐超越了世俗的肉与欲，向灵与情升华。福临的多情、真情、深情是这样特殊，闪耀着人性的灿烂光华，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实在是罕有其匹的一颗耀眼的星。
董鄂妃素不信佛，在福临的影响下，也渐渐开始崇敬三宝、悉心禅学。福临常常推荐内典禅宗让她学习，并为她讲解心经教义和奥秘。福临因有亲身体会，所以希望佛教禅宗的清净无为境界也能为爱妃解除痛苦、治愈疾病。其实，董鄂妃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一点也不比福临少，她似乎早就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了，所以，她常用一句参禅语向福临发问：
“一口气不来，向何处安身立命？”
起初，福临笑而不答；后来见她久病不起，避而不答；到她病体沉重之时，又向福临提出此问，那时福临满心苦楚、辛酸，话都说不出来了，怎能回答？
己亥之秋的风波，在朝廷上下也引起了很大反响，一片哗然。
满洲亲贵和八旗官民对福临的不满，由来已久。
首先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亲贵们。
在关外的皇太极时代，六部初建，都是由亲王掌管的。当时亲王们都是手中握有军权的旗主，实际上处在能与皇帝相抗衡的特殊地位上；而六部是国家机构，有实权自然就有实利，亲王兼管六部，不仅有面子有好处，更分去了皇帝对政府的控制权。到了多尔衮执政时期，为了集中权力，他就废除了亲王兼管六部的旧制，使六部直接听命于他，虽然这必然引起亲贵们的不满，但应该说这是国家制度向完善的方向迈进的一步。
多尔衮方死，亲政之初的福临，为了争取满洲亲贵们对自己的支持，以便清除多尔衮的势力，所以又恢复了亲王兼管六部的旧制。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因为身在帝位的福临自然也要集中权力到自己手中。再说，由文化素质不高、缺乏从政经验而又功高权重的亲王们管理六部，各种弊病日益显露，已阻碍了六部作为政府部门去发挥它们的职能。在朝廷政局基本稳定的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福临便又停止了亲王郡王兼理六部。有鉴于多尔衮摄政专擅的教训，从此把他的叔伯和兄弟等宗室诸王排除在政府之外。福临竭力使他们养尊处优，满足他们俸禄、仪从、府第等地位上和生活上的高要求，就是不给他们实权。只有需要领兵出征时，才封之为大将军，给以相应的权限，出征归来一交印，仍然不过是随班朝贺的亲贵而已。
己亥之秋（6）
当然，还有个权力看起来很大的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那是入关前军事合议制时期留下的祖制，它有权对皇帝的决定提出不同意见。福临自然常常因这个会议的掣肘和束缚感到愤慨，但他纵然有心撤议政，造成天子独断的局面，终究对这个重要的、关系着整个亲贵利益的祖制存着几分敬畏，不敢轻动。他只是设法按照自己的口味对参与议政的人选进行了调整，减少他推行新政的阻力。
福临在国家制度和机构建革中的汉化政策，也引起满洲大臣们的愤怒。在他们看来，这天下是满洲八旗打下来的，就应该属于满洲，他们这些从龙之臣就应该享受一切权力和利益，就应该把持政府的所有要害部门。内阁、翰林院等机构的建立，使他们瞧不起的被征服的南蛮子竟然从他们手中夺走大权，怎么能够甘心？
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福临下令撤掉各省守催钱粮的满官，并停止派遣满官榷关。这两种官的品位虽然不高，却极是肥缺。可以想见，这些满洲贵族和官吏眼看着财源滚滚的肥缺从自己手中溜走的时候，眼看着他们掌握的大印开始落进汉官掌握之中的时候，尤其是，眼看着他们的满洲皇帝频临内阁，与汉人大学士们共商国是、实行改革而把他们撇在一边的时候，他们的痛苦和愤懑是无法用语言去形容和表达的。
他们能怎么办呢？
大约在顺治十四年的冬天，福临到城外去打猎。喜爱飞奔狂驰的皇帝为了追逐一只野兽，把整个护卫和侍从的大队人马远远地甩在后面。野兽没有追到，他竟走到了一个村子边，正遇上一位满面愁苦的老人在那里劈木柴。福临于是向老人问起他的生活状况。老人以为面前这个青年人是个寻常的兵丁，竟向他诉说起自己的冤屈来了：他的土地和财产都被满洲官员圈占了，他的儿子们也因逃人法的严酷或被处死或被刑伤，如今只剩下他一个孤苦零丁的老头子，年迈体衰，却仍然被逼着来做这种难以胜任的苦力，借卖木柴口，以苟延残喘。
福临请老人骑上他的马，并同老人一起奔赴那位满洲官员的住宅。官员懒得理会，打发他的老婆出来应付。这女人当然也不可能知道眼前的人就是皇帝，耍惯了威风的官太太毫不客气地给了福临一顿臭骂，不但吆喝着叫他滚开，还拿出一根棍子舞动着威吓他。正在此时，护从和侍卫们赶来了，愤怒之极的福临很简短地解决了这场官司：皇帝命他的卫士们把那位官吏和他的家人就地斩首示众，官吏的全部财产都赐给了劈木柴的老人，皇帝还亲口封老人为一村之长。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京师，传遍了天下，老百姓无不称道皇帝的严明公正。而满洲官吏们的心情就大不一样了。对这严明公正，他们大多是又恨又怕的。皇帝的权威在上，他们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福临的禁圈地、宽逃人法的一系列措施，实实在在是直接损害了八旗军民的利益。因为土地奴隶是他们的私有财产，是他们祖祖辈辈在战场上流血拼命才得来的。进入中原以后，生活基本安定，环境相对和平，满洲人家大多人口增加，入不敷出，加上不善经营管理和频繁的水旱灾害，很多八旗人家渐渐贫困。要求增加圈地、增加奴仆，自然是他们寻求的重要出路。皇帝的禁令，却把他们的这条出路堵死了，他们怎么能不怨声载道呢？
满洲亲贵、八旗军民，虽然在全国人口中只占极少数，但他们是福临维持清王朝统治的基础和依靠；福临的那些缓和民族矛盾、缓和阶级矛盾的改革虽然能得到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的欢迎和拥戴，但他们毕竟是新被征服的、心怀异端的被统治者。福临须在两者之间小心地进行变革，维持平衡，才能保持大局的稳定和人心的稳定。可是福临的性格决定了他做不到这个。
福临的变革太快、太急也太猛烈了，他脱离开他的基础，朝前跑得太远，远得连他的母亲都追不上他了。皇太后以她政治家的眼光，看得出儿子新政的必要，对儿子的改革是支持的。但她也看到改革步子太大引起的负面影响和潜藏的危险，不时地对儿子提醒和劝告。可固执己见的福临不会轻易听从任何违逆他心意的意见。皇太后只好用另外的办法去减轻儿子的压力。自顺治亲政以后，皇太后屡屡以她和皇帝的名义，发下宫中的节省钱两赈济八旗穷困之家，有时数万两，有时十数万两，有时还发给粮米布匹棉花等物，用这些恩惠去平息满洲八旗的怨恨。
当云贵收复、统一大业成就的时候，原来被一致对外的原则掩盖和压制着的满洲内部矛盾，必然会趋于激烈。这当口，偏偏又在己亥之秋起了那样一场风波！
在此之前，无论怎样对皇上不满，总还是慑于天子的威严，对顺治帝的龙章凤姿、神智天授深信不疑，大都不敢出格，不敢冒犯，更不敢公然唱反调。
但是，“御驾亲征”的那场风波中，福临表现得时而卑怯懦弱，时而刚愎暴戾，喜怒无常到了愚蠢的程度，把朝廷上下、京城内外折腾个底儿朝天，不仅没有人君的仪态风度，就算普通人，也是个有毛病的。这一下子，福临自己就把天授神与的天子的神圣外衣撕碎了，满洲亲贵、八旗军民对他的不信任感顿时上升，一直压在心头的不满顿时找到了喷发的罅隙，贵族与皇帝间的矛盾空前尖锐和激烈！福临的汉化政策渐渐受到公开的非议，福临的一些变革措施开始受到阻碍和抵制，福临的治国平天下的事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己亥之秋（7）
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正月初二日，元旦方过，皇上竟引咎自责，下谕礼部说：“十七年来，民生尚未尽遂；贪吏尚未尽改；积习相仍，未臻丕变。且滇黔虽入版图，而伏莽未靖，征调犹繁；焦思竭虑，治效未孚，负上天之简畀，愧祖宗之寄托；虚皇太后教育之恩，孤四海万民之望。非朕未尝励精求治，实由凉德所致。反复循省，罔敢即安，兹欲引咎自责，祭告天地、太庙、社稷，布告中外。”
在元月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祭告了天地、太庙社稷之后，福临又颁诏大赦，并命今后元旦、冬至、寿节时各地庆贺表章，皇太后前照常恭进，“朕前表章暂行停止”，意思是皇帝没当好，不配接受表章的庆贺。
这自然是为了平息朝廷上下的不满而作出的姿态，压力之大可以想见。
福临虽然在自责词中把自己痛骂一顿，又是辜负上天祖宗，又是愧对皇太后和万民，但他声明自己确实是焦思竭虑地励精求治的，那么治效未孚的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负呢？只用凉德二字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
答案很快就有了。福临不肯对保守的亲贵势力低头。
引咎自责的第二个月，二月初三，福临下令甄别朝廷内外官员！用意再清楚不过：我这当皇帝的都已经引咎自责了，你们这些臣下也该查查责任了！
这次甄别规模很大，在京官员，大学士、六部尚书首先自陈功过、称职与否，三品以上开列职名由皇帝甄别，四品以下同各省总督巡抚一样，由吏部与都察院详加察议甄别具奏。这次甄别是分满汉两拨进行的，福临尤其把甄别的目标指向了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尤其是高级满官。因为实际上福临认为治效未孚的责任就在他们身上。
可惜雷声大，雨点小，种种阻力和干扰使甄别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大多数高级满官都获得留任和照旧供职的待遇。福临的最后一次努力又落空了。
福临自幼就对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怀有深切的同情，连崇祯帝的书法手迹他都十分赞赏，奉为珍品，并不止一次地黯然叹息说：“如此明君，身婴巨祸，令人酸楚不已……”
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的时候，福临就下令在崇祯帝陵前立碑，当时他说：“崇祯帝尚为孜孜求治之主，只以任用非人，卒致寇乱，身殉社稷。若不亟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那是在为崇祯帝抱不平。
到了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立碑之时，碑文里不仅概括了崇祯朝的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