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理想一点时间-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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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自然嫌太寒酸了，至少也要到区一级的文化馆或剧院才象点样子。我听说（不一定十分准确）上海有一家市级国有大集团租下了著名的五星级波特曼大酒店（美国克林顿和小布什两位总统访问上海时都入住那里）里的上海商城剧院，搞了一场耗资千万元的“纪念七一”大汇演。至于服装和道具，在上海，“七一”前，最普通的一套演出服一天的租金也至少是100元，因此，哪怕再小的演出单位，花在这方面的费用也是少则千元、多则上万，这还不算有些干脆是买了演出服的。我有个同事的亲戚在绍兴柯桥纺织城做服装批发生意，据说同事说，5月1日以后，他那亲戚像换了个人似的，对待客户态度一下子生硬了许多，因为他的生意好得根本来不及做……
其次是音乐学院、戏剧学院以及各类文艺演出团体的教师和演员们。他（她）们的生财之道有两条：一是比较知名的演员自己演出挣的出场费；不用说，参加各级党委和政府组织的纪念表演一般是拿不到多少演出费的，那是为党的事业做贡献，但被企事业单位邀请去做客串主持和演出嘉宾，就天壤之别了。上面提到的那场价值千万元的国企庆祝建党90周年纪念晚会，估计就有不少钱花在了邀请明星上。假如我是某国有大企业的老总，碰巧我又是某大歌星的粉丝，那我乐得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邀请她（他）来唱一台“红歌”。当然，这还是一个比较狭窄的市场，更赚钱的其实是艺术指导。我在前文里提到了，每个参加演出的单位都想在比赛中获奖——这可是一份政治上沉甸甸的荣誉啊！因此，为了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它们中的不少从一开始便请了专业的艺术家来为自己培训和指导。以上海的行情为例，据我所知，现在请一个艺术院校（或剧团）的专业歌唱、舞蹈老师来辅导一个下午，大约要出500…1000元讲课费；一般略微有点文艺才能的业余人士，如果想要做一次比较成功的演出，在上班之余排练，整个过程大概得花2…3个月，期间至少要有4…5次专业老师的培训。如此算下来，一个老师给一个单位做辅导，总有2000…5000元的收入。当然，他（她）们通常在是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的。
据说近年来重庆的“红色文化”开展得热火朝天，“红歌”在那里不像在其他地方只是唱一阵，而是年年唱、月月唱、天天唱，而且从乡间田埂唱到工厂车间、校园课堂，甚至唱到了监狱和拘留所里……这些传闻有多少真实性我不敢肯定，因为最近一次去重庆已是5年多前的事了。说老实话，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我很想去实地观察一下这个传说中的“红的特区”。这两天我忽发奇想：既然重庆的“红色文艺”有那么大的市场，是不是那里的相关产业也特别赚钱和发达、进而吸引全国的同类产业和人才（如演出服饰租售业及革命文艺培训教员）不断地往那里去集聚和淘金呢？我甚至想，长此以往，重庆是否有可能涌现出几个有全国影响的“革命文艺演出集团公司”及一大批配套服务企业来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颇具前瞻性的课题。
我知道，只有庸俗如我这般才会从钱眼里看“红歌”，但一个社会，只要市场交易体系没有被完全消灭，对某些特殊文化或价值观的引导，就总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定的经济价值。当重庆市的领导在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在为那些无产阶级革命艺术家们提供巨大的致富机会。
写于2011年7月5日，发表于2011年7月6日“FT中文网”。见网标题：“唱红”的生意；链接：/story/001039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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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请你慢些走
童大焕—2011年7月24日星期日
7月23日20时27分，北京至福州的D301次列车行驶至温州市双屿路段时，与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次列车追尾，造成D301次列车4节车厢从高架桥上掉落。据悉事故原因是前车遭到雷击后失去动力停车，造成追尾。截至7月24日11时，媒体报道已有35人死亡、210人受伤。24日日本主要报纸的头条全是这则新闻，正可谓举国同悲，世界关注。
发生如此重大悲剧的前几天，铁道部发言人刚刚针对京沪高铁5天发生6起故障作出解释，说高铁需要2至3个月磨合期，然后进入稳定期。想必D301次和D3115次动车，开通不止三个月了吧？也许，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我们正在为追求过快的发展速度付出代价。
事故发生后，人们翻出了我们曾经感到无比自豪的一些东西，比如《 人民日报 》2010年12月14日01 版发表的《“提速先锋”李东晓》，4009字长文，报道中写道：多一天调试，就能多给旅客一份安全与舒适。上级下了“死命令”：培训时间10天。10天后，必须把第一列时速350公里的动车组开回北京！“回北京可以。就安全角度而言，只能让别的机车把这车给拉回去。” 迈克斯是个倔老头儿，秉承了德国人一贯严谨的态度与工作作风。“那我们就打赌吧！10天后我们肯定能开走！”李东晓比迈克斯更倔。
此外还有硬建建设方面的，从最初的五年工期到实际两年7个月完成铺轨，京沪高铁“创造”了高铁建设速度记录——这个时间，在国外建设高铁时，还不足留给路基自然沉降。按照时速380公里的设计要求，京沪高铁线路建成百年内，沉降要控制在5毫米以内，时间跨度是100年内。如果超出这个限度，轻者会舒适度降低，重者可能会出现列车脱轨等安全事故。
我们大干快上，高铁却并不那么受欢迎。因为贵，即使在一票难求的春运，大量高铁仍然空荡荡运行。京沪高铁开通不到一月，已经宣布停运G181次、D238次、D242次、D241次等4趟车。因为上座率低，这4趟高铁列车3天的预订量最低仅一成。因为高铁故障频发，与此竞争的京沪航线4折机票已经基本上调回8折。高铁列车空荡荡绝尘而去的身影，像一个时代隐喻：中国高速发展的列车，把许多民众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被时代列车抛下的人们，远远不是被抛下那么简单，他们要承担高速发展的列车给他们留下的一系列成本：环境、安全以及高速发展所需的资金等等。最新消息是，铁道部2010年需还本付息超1500亿元，但税后利润仅1500万元，只占应付款的万分之一。在此前的2011年两会上，部长盛光祖表示铁道部负债额约为1。8万亿元。有分析认为，目前铁道部全部经营现金流也就只够支付利息。
而在安全问题上，人民日报社陕西分社社长杜峻晓在《铁路工程师为何不愿坐高铁》的文章中披露，有位铁路工程师去年退休离开工作岗位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这辈子出门坚决不坐高铁。工程师出于对“中国高铁发展很快”的担心，因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快，是那种大干快上’的快”。
今天，高铁的安全问题和投资浪费问题正在逐步显现之中。下一个要警惕的，是投资总额数万亿元的保障房。大干快上之下，其质量和债务隐患又将如何？《中国青年报》和《人民日报》几乎同时剑指保障房建设水分。一些地方政府将之前在建的教师宿舍、企业员工宿舍等，一并计入保障性安居工程，企事业单位用自有土地集资建房，低价卖给职工，拆迁户获得的补偿住房列入保障房名目等变相丛生。少数地方在申报数据时，将去年未开工的项目结转到今年开工项目中。为了加快进度，在审批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就开工建设，边施工边审批的情况则更为普遍。还有一些地方，将奠基仪式作为开工的标志，“铲点土就算开工”。
“开工量”陡增不要紧，数字造假纸上文章不产生实际危害，要紧的是工程质量问题会不会陡增？毕竟资金不足仍是最大障碍，钱少、时间紧迫都有可能成为垃圾建筑的催化剂和安全隐患的定时炸弹。
良好的愿望只有在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和规律前提下，才有可能结下甜美的果实。主导公共工程的政府和官员，和市场主体相比，也并不天然地具备道德、智力和能力优越性。相反，从上到下的短期任期政绩追求、各式各样的献礼工程需要、“花别人钱办自己事”的内在腐败寻租逻辑等，都有可能导致公共工程质量普遍低于私人工程或者造价高于私人工程。
未来中国的安全与稳定发展，两大指标可以一目了然：公共工程迅速减少，发展权利还给市场和民众；政府收入逐步乃至迅速减少，社会财富还给民间。
中国啊，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让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陷阱，不要让房屋成危楼。慢点走，让每一个生命都有自由和尊严，每一个人都不被“时代”抛下，每一个人都顺利平安地抵达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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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的力量，国家的希望
是什么力量驱使温州那些普通百姓，在第一时间就赶到动车追尾的灾难现场救人，是什么力量驱使那些睡梦中的人们，在没有人号召的情况下，就自动前往医院献血？是良知的力量！而良知的力量，来自人们的良心。良心，这个久违的属于中国传统精神的名词，在温州动车灾难过程中，复活了，我们通过灾难现场涌现出来的良心与良知，看到了人性的温暖与力量，看到了民间社会自我照亮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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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什么力量，拯救了二岁多的小伊伊，她的父母在这次灾难中付出了生命，我们还要说，是良知的力量给予她以生命。媒体的短新闻报道是这样：【温州特警队长坚持原地清理救〃奇迹女孩〃性命】温州特警支队长邵曳戎：我是下午接到指令说要用吊机把车厢吊起来的，放到桥下来清理。我不同意，坚持在铁轨上也就是原地清理。你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生命，万一有呢？你怎么向人家交待？
有人会说，军人警察在战争或救灾现场，服从指挥是其天职，但在复杂的救灾现场，当自己的良知判断还存有疑虑，按照自己良知的指引，去做一次努力，并不会给救灾工作带来多大负面影响，但却可能救活存活的生命，给那些在黑暗中无助的生命，一丝希望。这位温州特警，让无数网民感动，而人们在感动同时，也在追问，是谁如此草率地决定，宣布车厢里没有生命迹象，结束搜救，并要求将动车车厢推到地面上切割？
通过各种媒体与网络，我们看到现场百姓的互相救助，还有市民利益飞行伞，航拍救难现场，使更多的人看到不同角度的灾难救援现场。基于自己的良心，中国政法大学何兵教授呼吁，要为死难者建立纪念碑，我则建议，将现场的车厢残骸安放在一起，用玻璃钢罩住，作为纪念标志，供人们永远怀念与省思。而通过凤凰卫视视频，我们还看到，当有关部门强行掩埋列车残骸之时，温州的百姓都表达了不满，他们担心车厢里还有人，并说，不断有人从车厢里被发现出来，可见其搜救不力，也担心旅客的一些物品就这样被简单地掩埋了，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良心与良知的力量，发自内心，但需要制度保障，社会在制定制度时，也有基于良知的考量，譬如，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人大，为避免一些政府部门擅自用权，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自肥自利，又自我监督与处理重大事故，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可以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所以，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先生基于法律人的良知，呼吁启动人大特别委员会，他在微博里说：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我与学界四友曾呼吁启动宪法71条特别委员会，但泥牛入海。温州特大事故震撼人心，铁道部自家调查难以服众，动车与高铁之发展速度及技术可靠程度令人忧虑。再次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设立特别委员会，对事故本身及上述事项进行调查听证，以答国人。
良知的力量，在媒体人身上，表现为追求事件真相，央视主播赵普在微博里表达了媒体人的强烈不满：事发后央视派出几路记者直播，当进一步调查真相给大家释疑的时候，却有想不到的困难！下面是当时记者发我的话。﹣“对不起，我也好内疚，这次的采访我心力交瘁。我和现场进在咫尺却不能近身一步，和警察几乎肢体冲突。好多说不出的恶心，失望，铁道部真的是破罐子破摔了，他们要干嘛？”
而律师浦志强则在微博中批评了政府在处理灾难事件中的失当：当初三聚氰胺是咋弄的，动车追尾事故还会咋弄，维稳方案想必完善了。政府就像个小矿主，不讲理更没担当，出了事就瞎对付：全力抢修但毁掉证据，不公布死伤者名单，不让家属认领遗体，不开放赔偿谈判，不惩处责任者但会找替罪羊；不让受害者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