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理想一点时间-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跋臁４佑锥翱迹笕嗣蔷驮诟⒆用枪嗍洹肮俦疚弧彼嘉巳煤⒆拥备鲂“喔刹浚笕松踔敛幌Ц愎叵怠⒆吆竺拧＠纾械男⊙貉“喔刹炕垢Х⑶保饽缓笪幢鼐筒皇羌页さ摹肮汀薄�
小时候就学会“跑官要官”，大学毕业了竞相考取公务员，出现黄艺博这样的小小大人物，又有什么可值得奇怪的？实际上，成｜人世界的“官本位”文化污染的何止黄艺博一人。网友还搜索出其他一些和他一样戴着“五道杠”少年儿童，而其中有的人所摆出来的架势一点也不输于黄艺博。当地媒体曾报道过一个也是“总队长”的小学生，其“接见”小朋友的作派堪比官场大人物。更有说法称，此次“黄艺博事件”其实是他一手策划的“肃反行动”。且不论其中是非曲直，这些“政治少年”的权力话语体系及其行为作风，足以让人咋舌。
这或许表明，“官本位”文化正在影响和毒害部分少年儿童，使得他们在小小年纪就开始向往和追逐权力，并不自觉地养成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官场人格。应当说，这种官场人格非但不是少年儿童之福，而且实属他们难以承受之重。这不仅是在摧残少年儿童的心智，还阻碍了他们的自由快乐成长。政治文化的关键词不止权力二字，更有责任、正义和公平等核心精神。放着这些现代政治理念不去学习，却去追逐官场文化之末流，这才是黄艺博现象给整个社会揭开的惊人一幕。那些斥责辱骂黄艺博者，恐怕是没有看到这一幕背后发人深思的社会根源。
25
还要后代为我们的无知买单吗？
……在原武汉农药厂的厂区而发出的感慨！
文/汪华斌
今天参加一个朋友的宴会，顺便看看当初他们的厂区（原武汉农药厂）；因为我曾经为这个厂工作过，所以有一种特别的情怀。谁知竟然大失所望，因为这里是那么特别；土地荒芜，厂房倒塌；根本没有人来开发，因为这里的土地有毒；所以连开发商品房都不行，从而形成在中心城区的一块空地。陪同的朋友说这块地马上由政府治理了，因为武汉已经拨款修复这里的土壤了；为这里受污染土地“排毒”，然后再进行后续其它的开发。
后来我从朋友那里了解到，原来是武汉市启动了大规模土壤修复工程；为全市所有受污染的土地进行“排毒”，而且今年就启动了古田化工地区、汉阳赫山原武汉农药厂片区、江岸谌家矶片区土壤修复治理工程。据武汉市的环保部门介绍：将根据土壤污染状况的不同，会采取焚烧处理等不同的修复措施；而对污染严重的则全部换土。如原武汉农药厂厂区这片约16万平方米的土地，修复工程预计耗资2。32亿元；因为要挖走原来被污染的土壤，这这里的污水进行处理；然后才是土壤修复和场地平整等。我与朋友开玩笑，这武汉农药厂有没有几个亿的贡献呀；现在却要政府为它们买单。
再看武汉市投资24亿元对硚口古田化工区的受污染土壤及地下水进行修复，就知道我们为这些当年的债投入的确不小。如果我们从投入产出的概念出发，就知道投入的依据不能满足；因为这是企业的污染，用它们的环保费够吗。可以说那可真的是当年拣芝麻，而现在丢的可是西瓜呀。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不计成本来投入，因为房地产才是真正的动因。如硚口古田化工区可腾退土地270万平方米，但部分土壤汞、铅、砷等重金属含量超标；如果将这土地治理好，几十亿的回报就马上到手了。如果不是房地产的暴利，我们社会还能有谁会为这些旧债买单；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这还债也是急功近利的表现。
在这样还债的社会环境里，我们竟然还不断有人重复这样的错误；如我老家本来是一个蔬菜区，可当地政府硬要引进球团矿厂；当时征地拆迁的是我小学的同学，而我当时正好在武钢；于是极力阻碍这事。我说这事恐怕不到十年你们就会后悔，因为这不是一个可循环的生态项目。然而他们说我引进的农业生态项目投资太分散，远没有这一个项目就是多少亿的投资；于是我介绍的生态农业项目全部被拒绝，因为他们要一门心思搞这个大项目。这话还真的被我说中了，现在连老百姓都说这是个害人虫项目；它使得周边任何项目都难以建立，因为环境污染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现在是想搬还难，而且还没有地方愿意容纳。现在的地方干部也叫苦不迭，因为房地产限制使他们损失巨大。试想谁愿意到这个污染区来开发房地产，所以只能眼巴巴地看到其它地方的经济发展；而他们只能暗中悔恨。
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引进污染项目的危害，所以接收发达国家的淘汰产业的事现在很少做了；但我们还在做要子孙后代还债的事，那就是房地产和无限制基本建设。看今天的中国大地，好像中国人全部是住在露天一般；因为房地产持续高热的确使人迷惘。就连我们现在到处建保障房也是如此，究竟谁没有住房呀。如果我们将老城区改造，相信所有的老百姓都能住上新房。可我们却是无限制地批地建新房，最后还是拥有房的人不住房；而需要住房的人还是呆在自己的破旧不堪的老房子里。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住房到时没有人住，是不是需要后代花钱拆毁还成农田；还有我们那高架桥，有很多现在就成为了环境污染。我们究竟是发展可持续经济，还是发展要后代还债的经济。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还债经济无人承担责任，而污染的直接效益早就被人领走了。如我们某开发区引进一个蓄电池厂，当时开发区的大小领导就得到不少的奖金；后来这家企业的效益也被台湾老板得到了，而最后搬拆和修复土地的费用却由后来的领导承担。如果不是现在有房地产暴利，恐怕这些被污染的地方就真的成为了孤岛；因为这些治理费用巨大。就如同我老家农村那个球团矿厂，将成为所有人指责的耻辱柱。然而当时那班人还立功受奖，可却需要后来者为他们买单。
如果说以前的农药厂和化工厂是我们的环保意识薄弱，那么现在的房地产就是故意而为之的行为；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房地产经济能够为以前的环保意识薄弱买单，那么我们的后代为我们的房地产买单可就没有经济来源了；因为那时房地产破灭，而其它经济又没有；还要我们的后代为我们现在发展经济造成的后果买单，真的是害苦了我们的后代呀。其实只是我们没有急功近利的私心，我们的循环经济应该很容易建立。如果当初我老家农村干部听我的话，那几百个农业生态项目将是多么大的发展前景呀。可惜的是现在不仅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反而还要后代为他们当初的行为买单；这就是我们的中国经济，一个一百年都难还债的中国经济社会
（）好看的txt电子书
26
鄢烈山：中国能不能不要“城管”？
发布时间：2011…05…27 14：01 作者：鄢烈山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184次
印度首都德里街边神情愉快的小贩。从车窗抢拍
尼泊尔世界遗产景点的小摊贩
为什么世界大多数国家，可以没有“城管”，而我们必须有呢？如果用成龙大哥关于“中国人就是要人管”的话为“城管”的存在辩护，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城管”。
这里说的“城管”是狭义的，老百姓望文生义条件反射般想到的，是专门对付街边巷尾地摊或游动小贩（广州话“走鬼”）的那种“大盖帽”。
广义的“城管”即“城市管理”，行政机构全名是“城市管理执法局”。我这两天读新闻，广州番禺市城管局负责人称会江村居民“5000人联名意见书只能算一张反对票”，被网民“拍砖”，始知垃圾焚烧厂选址这种事也归“城管”管，我还想当然以为这是市政规划或环保部门管的事呢。
据《中国青年报》5月18日述评《谁给脱缰城管套上笼头》一文介绍：1997年为了节约执法成本，根据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第16条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相关规定，国务院决定成立一个“综合执法部门”，集中执行各个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行为；从那时起，全国先后有100多个城市成立了城管执法机构；例如北京，城管部门拥有14项职能，300多项执法权；但是，“城管”代表其他部门行使职能执法，却缺少具体的授权法条，也缺乏相应的权力制约和监督。
广义的“城管”无疑是必需的。像《中国青年报》那篇文章提到的北京城管人员郭欣做的那些事，在马路上堵截漏污水的泔水车、到居民区里劝说居民把放在公共绿地上的大白菜搬回家、劝说服装厂修理快塌下来的广告牌、处罚在路上违法散发小广告的人，诸如此类，总是要人管的。管的人不叫“城管”，叫“巡警”或别人什么名称，还不是一样？
狭义的专门对付流动摊贩的“城管”，并非1997年后才有。上世纪律80年代初，我在武汉市青山区政府工作时，区市政建设科（后来区直机构都升格叫局）就下设有城管队，主要任务就是在街头扫荡无证摆摊的，掀摊撵人、没收秤筐就是常用办法。
“城管”发展到今天，与“强拆”并列为两大热点新闻源，隔三差五就有搅动舆论沸沸扬扬的事件发生。
这些事件若以戏剧为喻，大体有三类。一是悲剧：沈阳下岗工人、街头摆摊卖烧烤的夏俊峰刺死两名城管队员案二审，正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当事双方的家庭都由此陷入困境。
二是悲喜剧或正剧：如这些天被传为佳话的，成都街头，一个卖杨梅的老大爷，杆秤被城管折断，杨梅也撒了一地，一群美女路见不平，挺身上前挡住执法车，坚持要城管协管员向老大爷道歉。谁说中国人冷漠呢？
三是喜剧：城管与摊贩的猫与老鼠游戏，每天都在上演。通常城管人员奉行“穷寇勿追”的原则，吓跑就收手；“走鬼”互相关照“打游击”；路人也有帮他们通风报信的。这两天网上在热炒“法国小贩卖烧饼遇到城管照样跑（有图）”，说的是“上海同济大学几个法国留学生在学校门口推着三轮车摆了个小摊卖法式薄饼，在遇上城管后落荒而逃，围观的同学把此事写成帖子发到了网上，没想到这个法国薄饼摊一夜之间在网上爆红，很多网友都表示要去尝一尝“大战城管的法国烧饼。”
所谓“人心向背”是不言而喻的。何以“人民城管为人民”，“人民”却不领情，这帮大学生还跟着起哄？
由法国留学生小贩，想起我在几年前的巴黎所见。埃菲尔铁塔是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那里既有端冲锋枪的反恐特警三人一组在巡逻，也有供人观赏的帅哥骏马骑警，同时也有摆地摊的小贩。塞纳河两岸更有小商品工艺品摊。在我们住的卫星镇上，更有学生早上卖花的地摊。没有见到“城管”模样的制服出现过，这种自发秩序是怎么形成的呢？
去年在印度首都德里，正是英联邦运动会开幕前夕，我们乘坐的汽车遇红灯停下来，我看身边挑担的游动小贩神情极其轻松，一对老友一样的人相遇，聊得很开心，我赶紧把他们拍下来了。今年3月28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参观“世遗”景点斯瓦扬布拉佛寺，见到一个挑鸟笼的男子在景区跟随我们，一位女记者给他钱他不要，原来他不是要钱而是卖鸟供人放生的。也不见景区的工作人员撵他。更有，也是“世遗”景点的加德满都王宫广场，收门票估计只收外国人的，我们坐人力车进去也没见守门人，而里面熙熙攘攘，简直就是一个集市，卖什么的摊点都有，除了卖古董的摆在一起，卖蔬菜水果米面的好像根本就没人管。但是，他们似乎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祖祖辈辈就是这样过日子的。
这样的场景，使我想到城市的“市”，本来就是集市，水陆码头给人们做交易谋生形成的。至于“城”，除了皇上住的紫禁城，也应该是有市坊的；集市固然没有“城管”，那么《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首都开封城里，有“城管”吗？
好像也没有呀。
为什么世界大多数国家，可以没有“城管”，而我们必须有呢？如果用成龙大哥“关于中国人就是要人管”的话为“城管”的存在辩护，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城管”。
是不是，因为我们从单位制、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时代过来，已经没有了社会自治，没有了对社会自治的信仰？是不是因为我们被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所说的“权力美学”浸染的太久，太过看重整齐划一和表面秩序，而将“看上去很美”看得高于底层人的生存权？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