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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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日本利用朝鲜君臣急欲脱离清朝的心理,趁机大举进攻。袁世凯多次恳请日本大使谈判的和平努力受挫,只有求助李鸿章派兵增援。李鸿章对敌强我弱的中日实力了如指掌,不想骤然开战,一心指望俄、英出面调停,也就未派援兵。日军布列朝鲜要津,以重兵包围袁世凯使署,扬言派兵将他押送出境。孤立无援的袁世凯无奈之际,只好给李鸿章连连拍发电报,托病请辞回国。经人再三讲情,李鸿章好不容易才予同意。李鸿章同意了,而清廷又不批准。经过一番周折,清廷总算也同意了,袁世凯如释重负,正当他收拾行装准备离开时,突然得到一个相当可靠的秘密情报:朝鲜东学党人经过一番严密策划,准备在他归国途中寻机行刺。袁世凯得报,不得不改装易服,在手持刀枪的武装护送下,夜半时分从英使馆出发,悄然离开汉城,变更原定路线,经仁川搭乘平远舰返回国内。
就在袁世凯平安逃回天津的第三天,即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突然袭击中国军舰及运兵船只。8月1日,中国被迫对日宣战。
于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及其失败,袁世凯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然而,这一切又非他一人所能扭转改变。袁世凯置身其中,不过一个道具罢了,或者说仅仅扮演了一个“替罪羊”的角色而已。
日本入侵朝鲜蓄谋已久,只是早晚间的事情,并非袁世凯所能左右。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就确立了占领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以1875年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为标志,日本势力开始渗入朝鲜。其实,袁世凯对日本的野心早就洞若观火且有所警惕。他对朝鲜君臣的刻意压制适得其反,惹得曾经因平定壬午兵变对他感恩戴德的国王李熙反目为仇,使得中朝关系日趋恶化;他极力排斥日本势力,击败日军挫败亲日派发动的甲申政变;他同意朝鲜请兵助剿东学党起义,结果被日人利用……所有这些,不过让日本找到了可资利用的“借口”与“渠道”而已。然而,作为驻扎朝鲜的全权代表,袁世凯也有不少失误失策之处,比如他轻易透露了清军即将出兵助剿东学党起义的计划;对日本出兵朝鲜没有充分而清醒的认识,使得清廷未能及时备战。当然,即使袁世凯极富预见地做好了他应该做的一切,也无法改变甲午战争的最终结局。战争是交战国之间综合实力的较量,清廷的积弱与腐朽决定了这是一场无法获胜的战争。作为朝鲜的监国大臣,袁世凯处置失当,回国后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只因他在危急时刻曾多次急电李鸿章请求派兵增援,这也说明清廷对日本的蓄意开战多少有所认识。
纵观袁世凯一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重要阶段:驻军朝鲜,出任清廷驻朝全权代表,个人才华得到了一定的展示,引起了朝野的广泛关注;小站练兵,成为威震一方被维新派看重的新建陆军统帅;投靠慈禧太后,出卖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党人,借此获取晋身之资,一跃而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再授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罢官回籍后东山再起,先后出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直至帝制自为、黄袍加身,自己将自己逼上众叛亲离的绝路。
袁世凯人生的每一重要阶段,都有着一些呈螺旋状循环上升的类似经历与曲线轨迹:凭借勤奋努力,利用时势机缘,一点一点地往上爬;当爬到一定的高度时,突然悬空一脚掉下;然后进入另一新的阶段,继续步步攀升;再次掉落,等待时机再次攀爬……他就这样不懈地坚持着,一直爬到不能再爬的峰巅。而不懂适可而止的他朝前又是一脚,结果堕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与深渊,背上无法洗清的千古罪名。
袁世凯在朝鲜差点小命难保,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一点资本几乎输得一干二净,落魄逃归,在天津散居了一段时间。当然,他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利与失败,已尝到权力滋味与甜头的他,以其特殊而敏锐的政治嗅觉,于表面的无所事事,正紧张地观察、分析着时局的发展与走向。
如果从道德的角度评判衡量,袁世凯的个人品质令人非议之处着实多多。为了功名与升迁,他会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抓住关键人物加以利用。一旦可资利用的价值不多,“余热”有限,就会马上抛弃对方,甚至落井下石,反目为仇。他曾拜张謇为师,随着地位的上升,袁世凯对张謇的态度随之也起了变化,变得不甚尊重、不以为然了,称呼也由过去的老师变为先生,后又改为某翁、某兄,“愈变愈奇”。作为江南名流的张謇何曾受得这等闷气,恼怒之际,不禁与其他幕友联名写了一封数千言的长信,说他小人得志、忘恩负义,如此之类的话语送了一大堆,将他好一顿臭骂。袁世凯也被深深刺痛,两人于是断交。如果没有吴长庆的主动接纳与栽培举荐,袁世凯何去何从,命运还真难逆料,其发迹更是难以想象。应该说吴长庆不仅是他的世交长辈,也是他的大恩人。然而,当他径直攀缘上另一棵“大树”李鸿章,拥有一定的资质,声望逐渐提高后,便“露才扬己”,说吴长庆生性胆小,难图大事,开始有意夺权,两人关系日渐疏远。袁世凯能引起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的注意并不断升迁,与李鸿章的大力赏识与多次保奏密切相关。李鸿章对他的称赞可谓绝无仅有:“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者。”刚开始,他对李鸿章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但一到关键时刻,就做出不利于李鸿章的事情。袁世凯对中日两国实力、军力深有了解,甲午战争爆发,他料定清廷必败,那么李鸿章必将因此而失势。于是,袁世凯急欲改换门庭,加紧暗中活动,寻找新的晋身之阶。甲午战争还在进行之际,他便秘密进京,遍访好友,散布不利于李鸿章的真情内幕,如李鸿章对日交涉如何软弱,两次调回吴长庆军队如何失算,与伊藤博文所订条约如何错误,他本人在日处理朝鲜问题时李鸿章如何掣肘,淮军纪律如何败坏,等等等等。为表白洗刷自己,袁世凯还将自己与李鸿章之间的往来电文摘要抄录数十份,呈送京城意欲投靠的要人如军机大臣李鸿藻、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兵部尚书荣禄、庆亲王奕劻等人。这些权贵大多与李鸿章有着方方面面的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为博取他们的欢心,以图东山再起,袁世凯便以这种贬损李鸿章的方式,来迎合他们极欲“摧折”他的心理。本已处境不妙的李鸿章遭此一击,更是大受诟病,一时间弹章四起,言路纷乘。他在幕僚面前不禁叹道:“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
一番“紧锣密鼓”的活动很快就见成效,正是这些新靠山的联合保奏与举荐,光绪帝下旨,任命袁世凯为新建陆军督办大臣。
当然,袁世凯此次获得成功,部分出卖李鸿章,只是其“系统工程”的一个有机部分而已。为巴结这些达官权贵,他动用一切关系四处活动、八方经营,如拜李鸿藻之门,是经好友徐世昌介绍;与翁同龢结识,走的是堂兄袁世勋的路子。拜师托请拉关系,“走后门”只能混个脸儿熟,贬损李鸿章也只能获得他们的一点好感,而要让他们站出来真正说话办事,袁世凯凭借的,还是自己的才能与实力。甲午一败,清军的衰弱腐朽暴露无遗,朝野上下,自然出现了一片强军御侮的呼声。袁世凯“独具慧眼”,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与要害,及时拿出了一个整顿旧军、改练新军的计划,包括拟建新式陆军的营制、饷章,聘请外国军官的合同等,上呈督办军务处。他还根据自己的治军经验写了一本名为《治兵管见》的军事专著,被凡见过此书的人“目为奇书”。袁世凯久居军营,在朝鲜有过编练新军的经验,对中、日双方军队也算得上知己知彼,理论与实践兼具一身,加之具有日军加害于他的深仇大恨,内心涌动着一股强军兴国的澎湃激情,因此,本来就对袁世凯已经认可的李鸿藻、翁同龢、荣禄、奕劻等人,对他的才华也就格外地赏识。在他们的共同举荐下,袁世凯受到了光绪皇帝的召见。不过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文韬与武略、理论与实践兼备的合适人选,除了袁世凯,一下子还真的找不出第二个。
1895年12月16日,袁世凯奉旨前往距天津六十余里,离北京三百里许,素有京津南大门之称的小站,接管定武军,督练新建陆军。
袁世凯的人生,也因此而进入了第二个重要阶段。
清军由八旗、绿营,经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早期的弓、矢、刀、矛等冷兵器,发展到鸟枪、火铳,然后又配以洋枪、大炮等新式军械,其发展趋势,已由中世纪的原始军队向近代化军队日渐过渡,且战斗力也在不断提升,湘军超过八旗、绿营,淮军又超出湘军之上。但就总体而言,清军之编练,并未达到真正近代化的程度。特别是中日两军对垒,清军简直可以称得上不堪一击、一触即溃、一溃千里。袁世凯投笔从戎置身庆字营,已深刻认识到淮军之不足。因此,他在编演朝鲜亲军时,在淮军勇营的操练之外,又采用了英美装备与德式操法。而小站练兵,他更是全盘更新:聘请了十多名德国、日本、美国军事教官;武器装备由德国进口,清一色的曼利夏步枪、马枪、手枪和格鲁森速射炮,包括电台、手表、帐篷、雨衣、雨帽、毯子等,全部都是洋货;他成立新建陆军督练处,下设参谋、执法、督操三个营务处,以及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局、教习处等,订立各种章程,完善军队的组织制度;建制更是以德国和日本的近代化军队为准,分为步、炮、马、工程、辎重等五个兵种。
新建陆军(简称新军)以过去的四千七百五十名定武军为基础,后又在河南、山东、皖北、苏北、奉天等地招募了二千二百五十名,共计七千人。新军不像湘军、淮军那样私自招募组成,但袁世凯从曾国藩、李鸿章身上吸取养料,决心将其打造为一支替他效忠的“袁家军”。为此,袁世凯任命军官,多用自己亲信;还有一部分则为陆军大臣荫昌与李鸿章推荐的军事骨干,他便通过拜把兄弟、收义子门生等方式,建立紧密牢靠的宗法式关系,让他们成为他的心腹死党。为让官兵效忠,新军各营都供奉有袁世凯的长生禄位牌,每日上操、下操集合之时,将领都要大声问道:“咱们吃谁的饭?”所有士兵异口同声地回答:“吃袁宫保(袁世凯曾被宫廷封为太子少保,简称‘宫保’)的饭!”再问:“咱们穿谁的衣?”再答:“穿袁宫保的衣!”又问:“咱们为谁出力?”又答:“替袁宫保出力!”
如果说袁世凯发迹于朝鲜,那么他真正起家,便是小站练兵。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谁握有军权,谁就能够左右政局,主宰全国。历经十多年摸爬滚打,早已深谙官场之道的袁世凯自然十分看重这支即将崛起的新军,几乎将所有心血付诸其中。他每天都要身穿军服,足蹬马靴,腰扎皮带,斜挂佩刀,白天观操,夜晚巡营。且军令如山,法纪严明,一旦发现违法乱纪者,严惩不贷。比如一天晚上巡营时,他发现一名士兵偷偷吸食鸦片,当即抽出佩刀将其斩杀。袁世凯深知淮军克扣士兵饷银的陋习,为防止新军出现类似舞弊现象,每于饷银发放之时,他总是亲自监督,保证让每一分饷银如实发放到普通士兵手中,这也博得了士兵们对他的特殊好感。为让官兵效忠于己,打起仗来勇往直前,袁世凯不仅经常训话,要他们“公忠体国,深明大义”,“亲上死长”,还像曾国藩那样编了一首《劝兵歌》,让新军士兵扯开嗓门唱个不休:“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神鬼必不容。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你若常记此等话,必然就把头目升。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
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将古今中外熔为一炉,袁世凯继曾国藩、李鸿章之后,将操兵、练军、治军简直发挥到了极致,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层次。于是,他编练的这支新建陆军,仿佛横空出世,很快就成为一支国内最具战斗力的近代化军队。
袁世凯练军成功,同时也使得小站新军成为创练新军的模范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