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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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亡海外的十六年时间里,康有为环球三周,四渡太平洋,九越大西洋,八过印度洋,还在北冰洋呆了一个星期,游历四十二个国家和地区。对此,他以相当自豪的口吻说道:“若我这游踪者,殆未有焉。”又说“足迹已遍天下,觉大地无可游者”。就现有资料而言,这样的游历与行程,的确创造了“国人第一”的奇迹。当然,他的这种游历,并非单纯的游山玩水,而是考察各国历史、地理、政治、制度等,“比较中西”,以作未来发展之借鉴。
1908年,光绪帝驾崩,正在南洋的康有为闻讯,有如五雷轰顶,当即发起各种致哀悼念活动,并为光绪服丧百日,然后才剃发除去丧服。
尽管光绪已死,复辟无望,但康有为还是坚持唯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继续维护清朝统治。辛亥革命爆发,满清政权覆亡,皇帝被推翻了,君主没有了,康有为仍一意孤行地不改初衷,坚持保留君主名号,造出一个“虚君共和”的新名词,以代替过去的“君主立宪”。他认为虚君的人选有二,一为宣统皇帝溥仪,另一位就是孔子的后裔衍圣公。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康有为在张勋复辟的丑剧中扮演了一个不甚光彩的角色——请出已经退位宣统溥仪,恢复大清国号,改1917年为宣统九年,废除民国刑律,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尽管康有为在复辟王朝中不获重用,仅戴了个弼德院副院长头衔,但他以“文圣”自诩,建言献策,草拟了一大堆有关尊孔教、复读经、除满汉、表忠烈、续世爵、复绅士、改新律、起遗老之类的诏书。结果闹剧只演了十二天,就在讨逆军的枪炮声中匆匆收场,康有为不得不逃进位于东交民巷的美国使馆寻求保护。
正如真理与谬误只有一步之差,圣人与小丑、圣人与罪人其实也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说戊戌维新受挫,康有为的出逃尚有一种激荡人心的悲壮刚烈之感,那么于张勋复辟闹剧草草收场中的溜之大吉,则显得十分滑稽可笑。
同样的失败逃命,前者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后者则属典型的逆历史潮流而动。国人虽然习惯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他们早就愤恨于这种迫不得已的苟且偷生。“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封建帝制一旦被推翻,要想回到变态的过去,民众肯定不会答应。表面上看,都是尽心尽力地辅助皇帝,但时间有先后,性质便判然有别,前者为英雄,后者不过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了一回丑角。
逆历史潮流而行,就连得意门生梁启超也不得不站出来反对他,康有为自然是气得半死。于是师生失和,分道扬镳,相得益彰的“康梁”并称,在一段时间内变成了互为政敌的“康梁”反目。
康有为的固步自封、顽冥不化,固然与其个性因素密切相关,比如性格怪异、好走极端、过于自尊、不肯认错等等;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他的一种政见与认识。
变法失败,康有为肯定有过一番深刻的反思,他晚年曾忏悔道:“追思戌戊时,鄙人创议立宪,实鄙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程度未至而超越为之,犹小儿未能行而学踰墙飞瓦也。”作为冷静的旁观者,西人李提摩太说维新变法“败于激烈,过于急进”;赫德说维新派“不顾中国的吸收力量,三个月内所想改革的政事,足够中国九年消化”。他们的评说无疑有着一定的道理。如果维新变法都有过速之嫌,那么以中国的专制之深厚,民智之低下,民风之未开,革命是否更加急进激烈?于国人而言,民主、共和是否过于“铺张奢侈”?其实,就维新变法以来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情形而言,只要我们稍稍持平、客观一些,就会觉得,保守的君主立宪制于古老的中国,实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就难怪民初有着较为广泛的“市场”了。
康有为成立保皇会,在海外刮起保皇旋风,是因为报答光绪的知遇之恩,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那么光绪死后,他仍不遗余力地鼓吹君主共和,则属理性的政治认识了。他一生最恨者两人,慈禧太后与袁世凯。可当清廷在慈禧的主持下宣布预备立宪时,康有为不禁“大喜欲狂”,将过去大骂的“逆后”一词,改为“西后”、“太后”乃至“圣母”。袁世凯出卖维新人士,康有为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一有机会,就对他大加攻击。但当辛亥革命革命爆发后,为使事情的发展纳入君主立宪的轨道,康有为等人调整方略,提出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八字方针,在一定程度上与袁世凯合作。当然,康有为后来又极力地反对过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他所反对的,并非君主立宪体制,而是袁世凯个人——他认为袁世凯无法与“有清三百年之天子”相比,没有资格称帝。他对前清怀有一种刻骨铭心、忠贞不渝的感恩戴德,死前二十八天,即1927年3月8日,康有为庆祝七十寿辰,还穿着担任工部主事时的前清官服,将末代皇帝溥仪亲书的“岳峙渊清”匾额与赠送的玉如意一柄视为上宝,设香案遥拜,叩谢“天恩”。
为给改革披上合理外衣,对付顽固守旧派的攻击,康有为抬出所谓的圣人孔子,托古以改制。《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内里,实有着发扬光大孔教之意。康有为眼里的儒教,不是诸子百家中的一种学问,也不仅仅是专家学者们认可的准宗教,而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泛宗教与宗教。他将孔教与佛教、耶教、喇嘛教等其他盛行的宗教进行比较,认为孔教顺人之情,极为自然,最适合于人类:“孔子之宗教,为人道宗教,社会程度较高时代之宗教也。其他各宗教,而神道宗教,社会程度较低时代之宗教也”,“孔教之教,乃世界文明大同时代之宗教也”,“在现代科学发明时代,最为适宜”。
康有为研究西方的近代化,从中发现了一个成功的文化秘密,那就是宗教的重要作用。因此,他要以中国的孔教担当起整合民族精神资源的重任。他的主观意图,改革维新的落脚点,是以孔教为思想核心与基础,以孔教为内在的凝聚力,联合广大的士大夫阶层,团结全国四万万同胞,全民一心,励精图治,振兴强盛。为达此目的,1897年,康有为在广西桂林成立圣学会,将孔教教义付诸实践。他曾决定将创办的《强学会报》改用孔子纪年。维新变法中,又正式提出了建立孔教会的设想,向光绪皇帝上折,提出成立孔教会的建议及具体方案。流亡海外,在他的倡导下,建立孔子庙,成立孔教会,开展保教活动,诚如他自己所言:“乃年来孔子之祠,尊孔之会,创发于海外,波靡于美、亚,风发响应,雾沓鳞萃。”
辛亥革命后回国,康有为发动门人在国内各地遍设孔教会,创办孔教会杂志,向袁世凯、教育部、内务部上书争取合法地位。“宗祠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1913年夏,孔教会发动请愿,要求将孔教定为国教,写入宪法。他们将孔教视为一剂振衰起敝、“救济社会”的灵丹妙药:“定孔教为国教,然后世道人心,方有所维系,政治法律方有可施行。”
康有为出任孔教会会长,原本力排古文经学、贬弃宋学的他,主动捐弃前嫌,将儒家各派纳入他的麾下,并与昔日不共戴天的政敌袁世凯“携手合作”。康有为借袁世凯权势推行孔教,袁世凯借孔教为复辟帝制张本,他们相互鼓动,相互利用,上演了一出“有声有色”的尊孔祭孔闹剧:发布尊孔令,认为孔教“放之四海而皆准”;命学校祭孔,定孔子生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圣节,学校放假一天;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孔教大会暨正式成立总会,举行大规模的祠孔典礼。以袁世凯1913年9月25日正式颁布《祭孔令》为标志,康有为导演的尊孔复古闹剧达至高潮。
儒家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一门学说,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现实意义,但若不合时宜地将其拔高到无与伦比的高度,无疑毁其根基,将一门本来包含诸多积极因素的学问弄得臭名昭著。康有为建立的是一种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思想文化专制制度,因此,孔教运动自推动之日起,破产的命运就已注定。张勋复辟失败第二年(1918年),康有为不得不辞去孔教会会长一职,尊孔闹剧就此黯然收场。
康有为推行孔教,助张勋复辟,在民国初年的两场闹剧中扮演看似主角,实为小丑的角色。对此,梁启超毫不留情地说他老师已由一位历史的巨人,蜕变成一个历史的侏儒。
康有为常对人说:“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言语中透着一股少有的偏执炫耀与固步自封。他的失败,在于学术方向虽然不断变换,但其思想理论体系一旦形成,就基本没有什么发展了。社会不断前进,康有为置身其中,没有调整早期的思维定式与思想框架,不仅无法与时俱进,无法融入时代主流,无法与历史发展的节律合拍,反而向落伍的方向转化,将新生事物套入自己的思维定式、思想框架向后逆转。
当然,无论后期行为显得多么可笑,康有为也足以称得上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改革家、教育家。他所坚持的尊孔复古、君主立宪,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视为顽固反动,应从他一生的理想追求、思想脉络中加以理解。他托古改制,有借用孔子的功利主义味道,但其态度是真诚的,对孔子本人是虔敬的,对儒教也是信奉不二的。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到成立孔教会、以定孔教为国教,是其思想向一种特定方向掘进、发展的结果。封建政体、传统思想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受到摧枯拉朽的打击,原有的秩序不复存在,新的伦理规范没有形成,人们在一种无所归依的思想迷惘中行为失控,社会动荡不安,康有为所做的,便是重拾孔子,恢复旧的道德秩序。他的失误在于忽略了社会的前进,还有另外一种选择,那就是创造建设新的社会规范。以他渊博的学识、深刻的认识、广泛的影响,完全可以致力于后者,然而,他却“驾轻就熟”地顺着自己的思想发展轨迹,选择了尊孔复古。
康有为崇拜孔子,信奉孔教,但其“长素”的野心又使得他不断地做着突破孔子、超越孔教的努力。晚年的康有为仍继续努力不止,只是这种努力不是转向新的领域,失却了早期前往香港上海实地考察、大购西书而归、刻苦钻研探索的锐意进取精神。他以一种机械般的惯性在昔日的学问轨道上滑行,以成名作《新学伪经考》为序幕与开端,破除沿袭了一千多年的历史迷途;以《孔子改制考》为发轫,建立起个人的思想雏形;而最后建设的巍峨大厦,构筑的思想体系,便是死后八年才全部出版的《大同书》(全书三十卷,约二十一万字,分为十部,生前仅在《不忍》杂志上登过两部)。
《大同书》才是他真正的代表作,从酝酿而创作、修改,到最后完成,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程,前后长达二十年之久。早在戊戌变法之前出版的《孔子改制考》一书中,他以孔子“三世说”为基础的大同思想就已形成。他给三世的定义是:文教未明为据乱世;渐有文教的小康社会为升平世;文教全备,远近大小如一的太平世,便是人类最高,也是最后的理想社会——大同之世。
框图既备,康有为“以勇礼义智仁五运论世宙,以三统论诸圣,以三世推将来”,开始了“添砖加瓦”的搭建、修筑工程。他不仅吸取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儒家的学术成果,还以西方自然、社会科学为参照,并根据自己周游世界的所见所闻,中西对比,博采众长,苦心经营,不断修订,最终完成了具有完备形态体系的《大同书》。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对其思想渊源与学术构架作过一番概述:“混合公羊三世说、礼运篇小康大同说、佛教慈悲平等说、卢梭天赋人权说、耶稣教博爱平等自由说,还耳拿一些欧洲社会主义学说,幻想出一个‘大同之世’。”
《大同书》是一部超越了狭隘的民族视野,超越了中西方文化,从世界整体的角度进行论述的著作。康有为以其丰富的想象,独特的思路,列举人类社会现存的一切重大问题,力图予以详尽的分析,提出解决的途径,给出理想的答案。《大同书》认为据乱世的封建制度是“恶浊乱世”,升平世的资本主义社会虽比据乱世有所进步,但仍然弊端丛生,他所向往的,就是属于大同世界的太平世。这一人类的理想社会,是以“公产”为核心,以“公政府”为中枢,以“平等”为要旨,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家庭,没有国界,没有军队,人人充分享受着高度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极乐世界。
按照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