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茶小说网 > 历史电子书 > 千古大变局 >

第17章

千古大变局-第17章

小说: 千古大变局 字数: 每页35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慰觯被实塾惺裁春么Γ康美咦匀皇窃霞易澹珊蟠灰斜臼拢傅米畔缺参抢倘÷穑坷鞒首澹挥龈某淮挥幸怀蟠靡陨浦铡1砻婵词俏蟠妫翟蚴顷莺ε潞笕恕�

其实这都是曾国藩的个人谨慎考虑,湘军如若知道要进军中原攻打北京,只要曾国藩稍加鼓动,肯定会比过去更为凶猛。他还没有鼓动,这天晚上,刚审完被俘的李秀成进入卧室休息,就有三十多员湘军将领集于前厅“逼宫”,要求曾国藩接见表态,打到北京夺下“鸟位”。他良久不语,后命人取来纸墨,写上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就在众人呈出咋舌、叹息、摇头、颔首、呆然等各种表情之时,曾国藩早已掷笔而去。

曾国藩以一个道学家的身份,似乎显得枯燥古板、面目可憎、索然无味,但也有幽默生动、妙趣横生、精彩纷呈的一面,特别是有着一股内在的人格魅力。李秀成被俘后,面对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始终坚贞不屈,算得上一条铮铮汉子。可曾国藩一来,情形就急转直下了,他不仅每天撰写被人讥称为投降书的《自述》,还向曾国藩表明心迹,愿收罗三十多万太平天国余部,听命于曾国藩,为他反满复汉当皇帝效犬马之劳。

然而,曾国藩放弃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改朝换代的机会!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华夏民族也因此而失去了一次难得的超越自我超越历史,追赶世界发展潮流,融入世界先进文明的复兴机会。

湘军挥戈北向,曾国藩取代清廷,以他的睿智与开放,洋务运动必成正果。因属汉人坐江山,国家政体极有可能很快转向英国似的君主立宪。退而言之,起码不会有义和团的极端排外,不会有慈禧太后歇斯底里地向世界各国宣战,不会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而日寇的两次侵华史也得重新改写。曾国藩以全身保家为务,维护了自己的道学家尊严,由此而获得了文韬武略、全始全终、圣贤完人之类的美誉,却置汉族百姓于不顾,最终丧失了国家的利益与民族的尊严。

如果从宿命的角度而言,这便是华夏民族的劫数——所谓在劫难逃也。

当然,如果曾国藩推翻了满清王朝,那也就不是历史的曾国藩,我们今天所知道、认识、评说的曾国藩了。

曾国藩最终采取的是策略,连保存实力也没有,而是大刀阔斧地自剪羽翼。以他的本意,原想将湘军全部裁撤掉。后经人劝谏提醒,才保留了约两万嫡系精英,一则北方捻军正盛,湘军还有可用之处;二则只有以实力作后盾,才能真正保住自己的利益地位不受侵犯、身家性命免遭伤害。

拥有重兵之人,要么问鼎皇权王位,要么被人打败击溃。像曾国藩这样主动裁剪,自行解散,自古以来,还只有他一人能够做到。那些因他而起的后代军阀,由湘军而分支的淮军,由淮军领袖李鸿章而栽培的袁世凯练出的新军,由新军而分化出的一大帮大大小小的北洋军阀,真可谓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北洋时期,各路军阀为了一己之利相互混战,给中华大地带来的深重灾难,真是罄竹难书。这是始作俑者曾国藩所没有料到的,同时也更加反衬出他的高风亮节与不同凡响。

越过峰巅,曾国藩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清军悍将僧格林沁亲王追剿捻军,反被捻军击败全军覆没,朝廷不得不再请曾国藩解困。接旨后他愁肠满腹、心绪不振,再也没有出征太平天国时的热血与激情了。他担心的不是捻军难剿,而是清廷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同时,自己过早裁撤湘军也使得这次出征缺少可用之兵,不得不依赖李鸿章的淮军。

亲临战场后,曾国藩很快就针对捻军飘忽不定的特点,制定出坚壁清野、划河圈地、重点设防、以逸待劳、以静制动的克敌方略。可那些调来的淮军,他们虽出自湘军,但将领皆由李鸿章提拔任命,对曾国藩并不怎么“买账”,在执行命令时常表现为消极拖延与暗中抵制。于是,曾国藩下令时必得事先征求李鸿章意见,然后由李鸿章将命令传达给淮军将领,军令要比实际军情落后半拍,常常贻误战机。加之其他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端,致使曾国藩剿捻一时间难有突破性的进展。于是,他再度受到他人的攻讦与参劾,受到清廷的严厉申饬。

曾国藩心灰意懒,只得奏请开缺。

两年艰辛坎坷的剿捻行动,结果落了个无功而返。曾国藩自然脸上无光,令他多少感到欣慰的是,学生兼幕僚李鸿章接过剿捻这支“接力棒”,并依照他制定的军事方略,终于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置捻军于死地。

如果说剿捻失败仅只是声望受挫的话,那么处理天津教案,则将曾国藩推到无法化解的矛盾与纠纷的“风口浪尖”,落了个“汉奸”、“卖国贼”的骂名。

天津教案的直接起因,源于一个年仅十九岁,以迷药诱拐幼孩的罪犯武兰珍。他被人扭送官府后当堂供称,是教民王三将他迷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然后由教堂提供迷药,命他诱拐孩童,并称拐一人即付洋钱五元。消息传出,天津绅士、民众群情激昂、义愤填膺,近万市民不约而同齐聚仁慈堂外,要求逮捕主犯教民王三,并将仇恨情绪转移到传教士、修女及一切外国人身上。

一个由罪犯提供未经核实的谣传,竟然使得天津士民深信不疑,成为炸药包的引信,其深层根源,在于民间长期关于教堂一些捕风捉影的胡乱推测与以讹传讹。

因为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才有传教士、教会的“登堂入室”,民众对其有着一种本能的反感与敌意,这便决定了传教士、教民与官府、士人、百姓之间的难以沟通、交流与理解,而少数传教士的飞扬跋扈、教民的仗势欺人更是在相互隔膜的基础上变本加厉、火上浇油。此外,教堂的壁垒森严也为人们提供了神秘而诡异的想象空间,比如传教士、修女为行“拯救灵魂”的“善举”,常把一些濒临死亡者收入堂中作临终付洗。等到这些人死后,大多埋入教堂墓地。进入教堂的生命全都变成刻有十字的冷冰冰墓碑,几近百分之百的死亡率给人产生的联想实在是太丰富了。因此,关于教堂、教士、教民,无论多么荒诞不经的谣言,也会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旋风般吹遍大街小巷与每个角落。比如教堂内男女教徒同处一室共同礼拜,便为“男女授受不亲”的崇奉者士大夫们提供了恶意攻击的把柄,被诬指为教堂是一个教人淫乱的魔窟;教堂为临死儿童施行洗礼,则被百姓误认为“剖小儿心肝以制药饵”;医院将解剖后的死婴浸于酒精容器内,被士大夫视为“冲孕妇之腹,取胎儿制长生不老之药”……其实,自明末利玛窦入华传教开始,就有关于西方传教士“挖眼剖心”、“剖腹取胎”、“炼丹采生”之类的谣传。近三百年来,迷信与谣言不仅没有消解,反而更加强化了:误解越来越深,仇恨越积越厚,矛盾与冲突渐次由隐而显,由暗到明。颇有意味的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底里的负面因素,直到21世纪的今天,诸如此类谣言仍有着一定的“市场”。据全国各大媒体报道,2007年1月,重庆市奉节县朱衣镇便流传着一则“高速路建桥要童男童女献祭”的谣言,说是为了确保高架桥的稳固,将在朱衣镇寻找十八名十二岁以下的童男童女献祭,填埋于桥墩下面。如此荒诞的谣传竟然不胫而走,给当地学生、家长、学校带来了不必要的紧张与恐慌气氛。

炽烈的岩浆在地底冲撞奔涌,寻找着薄弱的突破口。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负责调查处理此案的法国大使丰大业依仗西方强势文明,根本不可能体察、了解中国的“国情”与“民情”,他盛气凌人地视黑压压的围观群众为无物,横蛮暴戾向清廷官员开枪,击中天津知县刘杰的随从高升,从而酿成一起血案。百姓惧怕清廷官员,清廷官员惧怕洋人,可百姓并不惧怕洋人,他们一拥而上,当场打死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引信点燃了,嗞嗞作响,随后是炸药包那惊天动地的爆响:愤怒而失控的民众烧毁了望海楼教堂、仁慈堂、法国领事馆及十座英美耶稣教堂,杀死了沿途遇见的所有外国人,包括领事馆随从两名、传教士一名、修女十名、法国居民两名、俄国居民三名,另有中国神甫一名、中国教民三十多名。

天津教案持续四五个小时,事涉法、英、美、俄、德、比、西七国,他们一面联合向清廷抗议,一面麇集军舰示威天津海面。

正是这种困窘万分、危急四伏的情势之下,曾国藩受命处理天津教案。他接到手中的,无疑是一个滚烫的山芋。岂止烫手,简直就是各种虽为敌对势力,却不谋而合地纠集在一起而设下的一个陷阱,制造的一个悖论,打下的一个死结。表面看来,对立者只有洋人与清廷两方,实际则分别四个错综复杂的层次,除洋人与清廷外,还有士大夫与百姓。这四个集团有着各自不同的认识、观点与利益,都希望通过曾国藩而获得利益的最大化,稍不如意,他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也就是说,指向他的四种力量,除了希冀与索取外,没有哪一种会去理解他、支持他、帮助他。曾国藩不可能让所有敌对集团全部满意,也不可能置某一集团的利益全然不顾,这就决定了无论天津教案处理结果如何,他都免不了要成为祭坛上的一只“替罪羊”。

曾国藩受命临行前,又一次写好遗嘱。到达天津后,明知凶多吉少、事不可为,但仍周旋于各方,尽可能地凭一己之力,妥善解决争端。经过一番调查了解与案情审讯,他很快写出了一份完整的调查报告,指出并无教堂拐骗丁口、挖眼剖心、诱污妇女之事:“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并详细分析了之所产生种种谣传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曾国藩顶住法国公使要求处决府县抵命,清廷严厉催逼及凶手或藏匿难缉,或无人招供等多重压力,作出了自己的判决:府县张光藻、刘杰革职发配;判处二十名凶犯死刑,二十九名充军流放;赔偿(包括抚恤)白银四十九万七千余两;派特使前往法国道歉,表示中国愿与之“实心和好”。

议结方案一经公布,举国上下顿时一派哗然。法国提出的条件打了折扣,国内不满,甚而至于想调兵前来重理教案,只因普法战争爆发,分身无术,才勉强接受;清廷虽认为“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但为了取悦国人,不得不摆出一副强硬姿态,造成一种朝廷似乎对曾国藩的方案持有异议的假象;老百姓则大骂曾国藩为“汉奸”、“卖国贼”;士大夫一个劲地攻击不已,特别是那些“清议派”,更是不依不饶,主张严惩曾国藩以谢天下;还有人写出一副对联讥讽嘲笑曾国藩:“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那些诋毁他的天津士民以及贬斥他最甚的湖南同乡,皆属不知外情内形,跟着瞎起哄而已:“津人毁之,湖南尤毁之,及询以津事始末,无能知之者。”

其实,曾国藩要做一个民族英雄并不难,他本是一个血性之人,也可以将洋人抗议置若罔闻,不问青红皂白地慷慨激昂,振臂高呼,激发广大民众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怀,号召国人“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电子书下载

如果曾国藩这样做了,肯定会成为舆论与清议中的民族英雄。他知道这样做给个人带来的利益与好处,可他不愿“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累”,是以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无畏与担当,化解了一场危机与战争。曾国藩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满清帝国,刚刚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平息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国力之孱弱已达至极点,一旦与洋人开战,并且是七个西方强国,其结果会怎样?必定是“全局瓦裂”,分割成西方列强的一块块殖民地。况且天津教案的主要过失在于中方,曾国藩只能在诸多不利条件下减少损失,争取更多的民族生存与发展空间。

天津教案之爆发,过失虽有多少、大小之分,但责任在于教会、暴民、天津官府、西人四方。可一等曾国藩到达天津,情势立即发生逆转,中外焦点全部聚集于他一身,应负责任的四方都可诿过,本无半点干系的他,似乎整个教案由他一手操纵造成,得承担来自方方面面的所有愤怒与指责。一番赤诚努力不仅没有换来赞赏与理解,反而成为千夫所指,审判席上唯一的受审对象。�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