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道路与梦想-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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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多少商场英雄豪杰，哪个不是曾经有雄心和梦想？可是回头看，经得起岁月蹂躏的，怎么算也是少之又少。可以说时也、运也、命也，个人控制不了的因素多到屈指难算，但当事人在每个岔路口的判断、抉择和行动，怎样打量也是非宿命论的历史的一个要件。从这个角度看，王石的故事有说服力。要不是硬得颇有分量，纵然再有1000个王石恐怕也早被市场的大潮吞没。还会有日后的万科吗？可能的，概率几近于零就是了。
说来不容易相信，中国的市场大潮要吞噬更多的弄潮儿！当然都是转型经济惹的祸。计划公有制下的资源，宣布属于全体人民公有，其实靠一整套行政条条框框管束。法治下的市场体制呢？以清楚界定的产权为本，不能容许财产方面的巧取豪夺。惟有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转型经济，原来的行政管束动摇了，新的产权和法治又尚未建立，在亦此亦彼、非此非彼之间，机会巨大，诱惑更巨大。好比一个大果园，老笆篱已经破败，新界限尚未划定，人们是下手抢摘现成果子，还是甘愿投入汗水和辛劳，另辟生产性门径？
王石走的是后一条路。很难的，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非生产性寻租活动”的回报高得惊人！更难的，是商场如战场，竞争对手靠权力租金为本，你没有，这个仗怎么打？说来这一点恰恰是引起我关注王石的地方。2000年到上海看一位住在虹桥机场附近万科楼盘里的朋友。我问，飞机起落很吵吧？他说吵，但是搬来住的都不走，因为万科楼盘的质量好，尤其是物业服务好。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岔路：批到好地块赛的是“搞定”权力部门和人物的“本事”；在不好的地块上盖出优质楼宇，赛的是发现市场、创意、执行和管理的本事。都是竞争行为，都要劳动筋骨和费尽心机，也服从“用进废退”的演化准则，但是选走上三路还是下三路，只有加入了时间变量，才看得到结果完全不同。
是的，单纯以钱财标准衡量，比王石“成功”的企业家多了去了。其中的幸运者，也许早就金盆洗手，可以远在温哥华或旧金山的豪宅颐养天年，终身不忧财富，并福及子孙。“倒霉”的呢？身败名裂的有之，锒铛入狱的有之，人头落地的也有之。但是，若要论在中国市场上成就了一番事业，给消费者、投资者、员工和整个社会带来了长远的价值，王石选的“走正道”才是必经之路。我的看法是，能够抵御转型经济中巨大而无处不在的“寻租诱惑”的，硬气如石还远为不够，非品格如玉才经得起几十年时光岁月的考验。
当然不是说王石就是一位天生杰出的企业家。“玉不琢、不成器”是一句老话，用在王石身上也颇为合适。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各行各业凡成大器者，哪个不是要被雕凿多年？不但要去尽沙石，就是玉质之材，长得不是个地方的也要一一剔除。王石做到的，就是不但没有被中国的市场大潮吞没，而且还被凿成为一代企业家之器。他绝对不是先知先觉的“天才企业家“，否则引领中国房地产的品牌，怎么会从“饲料王”做起呢？问题是王石的后知后觉实在有点过人之处。他能够从小的市场教训里悟出大的通向成功的道理；他懂得知易行难，想明白的一定要做个明白；他敢于手起刀落，大胆地和已经拥有的成功告别。最难能可贵之处，是别人还在加、加、加的时候，王石早就开始减、减、减，集中再集中，终于在分工的体系里占据了高高的一席之地。
我认为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忠实地记录了造就王石的这个时代。读者从这本书中，当然不难读出主人公的骄傲之情—一个成功经营了一间举世知名的公司又攀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人，怎么可能没有骄傲之情？但是这本企业家自己写的书丝毫没有“成者为王”、文过饰非的毛病。作者由衷感谢他所得以成长起来的改革开放时代。对于自己和自己领导的公司在成长路上犯过的错、中过的计、上过的当，以及从中学到和悟到的道理，作者无不平实相对，一一道来。正是这种认知和述说的风格，使本书超越了“一个成功人士的私人故事”，成为对造就了王石和王石这一代中国企业家的经济大时代的一个方面的实录。将来的人们，也许关心一个禁锢市场经济几十年的国家，究竟怎样重走市场之路？他们也许关心，一个靠行政管束资源利用的经济，究竟怎样重建产权和法治？他们或许还好奇，在一个“官本位”泛滥的社会里，究竟怎样成长起立于世界企业家之林的中国企业家？要是他们真的关心和感兴趣，那就请他们读读王石的这本书吧。
第一章 红与黑
（1983~1987）
野性的精神
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从军队转业后在郑州铁路局工作。母亲是锡伯族。锡伯族历史上是个游牧民族，能征善战，其中一个分支跋涉两万里，大举迁徒军屯伊犁河谷，为保护西北边疆立下战功。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身上也延续了这种野性的精神和对生命行走的强烈渴求。
登山，是从童年开始的。记得在小学一年级，我还在北京上学。一次春游，同学们被老师带领着一起去郊区爬山。班级里组织了三个小分队，看哪个小分队先爬上去，先到的小分队就是第一名。我就在其中一个小分队负责看管旗帜，结果，我代表所在的小分队将旗第一个插到了山头上。这是我在户外活动中获得的第一个荣誉，渐渐地，我开始热爱上了登山。
少年时代，几乎每个假期都要带着弟妹回到位于辽宁山区的外婆家。从郑州到外婆家需要在两个地方转车：北京、锦州。到达辽西山区一个小站后，还需要走8里的山路。母亲把我们交给列车员，其余的就靠自己去摸索了。
很小年纪，我就是个很好胜的孩子，即使是在外婆家。一次和山里的孩子一起偷瓜：趁瓜棚里的看瓜人睡午觉的工夫，大伙“猫”进瓜地摘香瓜。看瓜人醒来发现了我们，其他的孩子都吓跑了，可我借着瓜秧隐蔽，一动也没有动。看瓜人没有发现我，返回继续酣睡。我把圆领衫脱下扎成一个口袋，背了整整一口袋香瓜回到孩子们中间。这一次，我就成了村里的孩子王。
学生时代，我不是一个守纪律的学生，除了数学优异外，其他功课平平，旷课、闯祸，一次爬树掏老鸹窝下不来，甚至还惊动了消防队。
初中还没有毕业，文革爆发了。1968年，我应征入伍，成为空军汽车三团的驾驶兵。
6个月的驾驶学习后，我被分配到新疆空九军汽车营，主要负责在南北疆运送军械给养。一次在南疆执行运输任务，途中宿营坐落在陡峭山脚下的三岔口兵站。我见时间尚早，就单独一个人去登山，本以为晚饭前可以返回，就没有对任何人打招呼。
天黑了，结果我困在半山腰上下不得，冷饿困冻至第二天凌晨才摸下山。我没有想到，车队彻夜寻找失踪的二班长，以为被逃犯劫持或杀害—附近的劳改场刚刚逃跑两个重刑犯。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个人的特立独行同部队强调的组织性纪律性并不相容。戈壁风沙弥漫，冬寒夏暑，磨炼意志的边塞生活中，我为了调剂漫漫黄沙的单调，便就着大姐寄来的高中课本，熄灯号后蒙在被窝里自学数理化。这一时期，斯汤达的《红与黑》、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薄伽丘的《十日谈》、但丁的《神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也纷纷进入了我的阅读范围。
1973年复员回郑州，我放弃了开车的职业，到铁路一家工厂去做锅炉大修工，因为后者有机会选送上大学。一年后，我被选送入兰州铁路学院给排水专业。由于我并不是很喜欢所学的专业，就在课余自学英语和政治经济学。大学毕业时，已经能够阅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的原著。
1977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做技术员。
那时的广东，正从昔日人们心目中的“化外之地”变成一片生机勃勃的热土。而每一次时代的变迁，也都会改变无数人的命运，区别只在于改变的早晚。我，就属于被时代的波浪最早打湿衣襟的那批人。
鹏城生活之初
1978年4月的深圳，怒放的木棉花已经凋谢了。
路轨旁抛扔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气。我正在深圳笋岗北站检疫消毒库现场指导给排水工程施工。内地各省市通过铁路出口到香港的鲜活品先运到深圳，集中到笋岗北站编组检疫，再运过罗湖桥。运输途中发病或死亡的牲畜、变质的水果蔬菜要在这里检验清除。消毒库是为返程的空车皮检疫清洗的工程。
之所以到深圳，是因为从兰州铁道学院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公司），担任给排水技术员。当时的工资是每月42元。工程五段主要负责北至广东与湖南交界的坪石，南至深圳罗湖桥头路段的沿线土建工程项目。在这一管辖路段，几个工程项目经常同时展开，1978年，我们接手了笋岗北站消毒库项目。而那个时代，深圳还属边防禁区，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来的。
施工空暇去了一趟沙头角：一条弯曲的石板窄街，路中间一块界碑，冷冷清清的。界碑不能越过，内地一侧仅有的两间店铺里摆放着极普通的日用杂货。
通过熟人安排，还去了趟罗湖桥边检口岸。当时罗湖桥头是“禁区的禁区”。过境的铁路客货车在桥头前要再次停下来，接受检查。一队武警战士，每人手持一根端头固定一面小镜子的金属棒，弯腰钻进路轨，借助小镜子检查车皮底盘死角，防止偷渡人员藏匿其间。偷渡客常常在笋岗车皮编组期间，藏身于车轴和底盘间的空隙，企图免检免票穿过罗湖桥头，到另外一个世界寻求生计和梦想。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企图蒙混过关，虽然有的漏网了，但大多数都被截获，甚至有人因列车的晃动掉下来丧了命。
在罗湖桥头的那边，就是香港。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香港被清政府割让了三次。1842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香港岛被割让；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与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九龙半岛南端被割让；1898年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清政府又将九龙半岛北部及大屿山等岛屿和大鹏湾水域租借给英国，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止。
河对岸，香港的山影缥缥缈缈。
笋岗北站施工现场十分简陋。睡觉休息的临时宿舍搭建在铁路边。三十几号人挤住在竹子席苇搭建的工棚里。双层铁架床，我选择住上铺，挂上蚊帐，钻进去，编制工程进程表、决算表，看书，睡觉。岭南的黑白花纹癍蚊子格外厉害，被叮咬的部位红肿起疙瘩，痒疼难忍。还有讨嫌的苍蝇，工棚晾衣裳的绳子或灯绳上，则随时会被苍蝇占据，那密密麻麻的情形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晚饭后工友围坐在惟一的19寸电视机前，打发消磨时间。我则一个人躺在蚊帐里看书，不凑那个热闹。偶然围上去，却意外地发现工友们在观看香港台。我听不懂粤语，但那生动的画面，活泼的面孔，刺激感观的广告却让我感到新鲜、诱惑。只是看不了5分钟，就有一位工友起身，将频道调回广东省台，没过两分钟再调回香港台，就这样来回切换着。边境禁区明文规定：不准收看宣扬资产阶级腐朽、颓废、堕落生活方式的香港电视台。
对工地管理者来说，最头疼的还不是看香港电视，而是人员失踪。清晨起来，发现少了一个或两个工友—他们投奔河对岸去了。望着工友空荡荡的铺位，我迷惑极了：为了谋生，为了发财，还是为了能自由收看香港电视台？抛弃工作，抛弃家人（或和家里人合谋），弄不好被遣送回来或搭上生命，值得吗？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一位壮实的农民汉子骑着一辆加重自行车，将我载到距笋岗北站6公里、紧邻界河的皇岗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我岳父曾蹲点该村，房东就是载我做客的农民，他叫庄顺福（绰号“牛仔”），皇岗村村长。
我跟“牛仔”走进一座普通的屋子。摆设有些凌乱，灶台上是黑铁锅，用风箱、柴火烧饭，墙上挂着蓑衣。“牛仔”话不多，普通话很生硬，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