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道路与梦想-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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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将建造的物业变成城市景观一部分的理想，对城市负责，对后代负责，相比之下赚钱反而是次要的，是得到社会承认的必然回报。
震惊中外的8。10风波
当万科的同事们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气势在房地产领域开疆拓土的时候，深圳的股市可谓芝麻开花节节高。从普通市民到机关干部、从普通职员到公司高官，整个城市似乎都在关心议论同一个话题：股票、股票、股票……
这一时期，万科推动的海南新能源公司股份化也开始进入券商辅导期，上市进入倒计时。
一次，我从外地出差返回到公司总部，无意中发现总部的一些员工不时掏出BB机看着什么。
“他们在看什么啊？”我好奇地凑过去…… 原来是股票行情！炒股之风早已蔓延到万科。可想而知，总部如此，一线公司同样不能避免。
当天下班后，我立即召开总经理办公会，以一种不容商量的口气说：“总部明天就下文，绝不允许员工在上班期间炒股票，不允许上班期间去交易所，一旦发现，便做开除处理。同样，也不允许员工在上班期间用BB机阅读股市行情，发现一次就给予警告，发现两次就没收BB机，第三次就坚决开除！绝不姑息！”
我的直觉告诉我：或许，在下属公司中还会有人动用企业的钱介入股市。股市的诱惑太大了，如果不坚决制止，谁还有心思做本职业务？
郁亮和丁福源提出了建议：职员想投资股票的可以把钱筹集起来，由公司组织专职人员负责。否则，很难令行禁止。
经过审慎考虑，万科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来帮助有意股票投资的员工，由一位外表文弱、承受力坚强的广州女孩朱晓兵负责。
经过检查，公司意外发现：国企、工业公司、工业精品公司、彩视电分公司都介入了炒做股票的队伍中。国企的两位职员更已经深陷股市，公司还没来得及处理，这两位竟不辞而别。其中一人，更成为股市上小有名气的炒家。
一天，朱焕良进了我的办公室。仍然是一件皱巴巴的夹克衫，但此时的他已经是股市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据说更可随时调动资金两三千万。这一时期，炒做股票让许多人发了财，过年时，更有一位股民贴出对联，上联是：翻身不忘毛主席，下联是：致富感谢朱焕良。
朱焕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王总，我打算和万科一起搞股权投资，外地的地产项目也行。”
“哦，不想在股票市场上赚快钱啦？”
“跟着王总做点事业更塌实些。”
“就怕你耐不住寂寞。”
“只要你不嫌弃就跟着走。”
“求之不得。”
“那我就把手中70％的股票卖掉，跟着王总投实业。”
在朱焕良出手股票的时候，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却从全国四面八方涌向深圳。中国股市的赢利神话将国人的热情燃到极致，人们狂热地追逐新股，这股热浪也最终在８月的深圳达到顶峰。
1992年8月6日，深圳发售50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的消息见报。第二天，深圳市人民银行、工商管理局、公安局、监察局发布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宣布：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凭身份证认购，每一张身份证可买一张抽签表，每人一次可最多买10张表。适当时候，将一次性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中签表可认购本次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1 000股。
身份证搜集大战开始了。一连数天，深圳的电话线路被内地长途严重拥堵。邮局的特快专递和包裹里也满是一捆一捆的身份证。公告发布当天，全市300个发售点就开始有人占位，广州至深圳的火车票根本无法买到。
8日一大早，各个发售点已经排起椅子板凳大长龙，到了晚上，长龙又加入了凉席、折叠床。来自全国的数十万人在深圳市303个即将发售认购抽签表的网点通宵排队。
9日，整个深圳满街满巷都是人，每个发售点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经过整日暴晒，人反而越聚越多，越来越密，傍晚雷雨临头，湿气蒸腾，依然人潮鼎盛。
这时候的深圳，街巷已被人占据，人们手里揣着大把的身份证和钞票，到处在排队，人人都指望抢到一个发财的机会。据不完全统计，发售抽签表前夕，排队的人超过了100万。市政府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突击加印1 000万张抽签表（兑换券），以满足市场需求。
然而，发售开始时，部分销售网点的内部人员私分抽签表，秩序混乱；在8月10日上年11点左右，抽签表仅卖了两个多小时，多数网点就亮出“表已售完”的牌子。很多抽签表都被人从后门拿走了。排了几天几夜而买不到表的股民们不愿离去，人群中更有人因不满而起哄。
傍晚，千人在深南大道游行请愿，要求同市长见面，并与公安干警发生冲突，多辆警用及民用车辆被砸坏烧毁，警方不得已使用了高压水枪及催泪弹。后来查实，在全市300个销售点中，有95个点收到群众举报，到12月10日，自查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到105 399张之多。
毫不夸张地说，8。10事件成了深圳股市当年最大的利空消息，早先普遍认为新股抽签表发售势必牵动人气的乐观估计被事实击得粉碎。股灾过后，行情显示屏上尽是卖盘，股价下跌，又一轮熊市降临了。限量发行认购证这种发行方式也在实施不久后被终止。可以说，正是“8。10”事件催生了中国的证券监管机构的诞生。
在轰动全国的“8。10股灾”整个过程中，万科集团没有一人参与。朱焕良也因改变投资方向而躲过了一劫。但是，此时万科的兴奋点正聚焦在深圳特区外的圈地运动和股权投资上。
常务副总蔡顺成，放弃了钟情的进出口贸易，同黄胜全牵头组建香港银都置业有限公司，投资青岛银都花园，万科占股份40％。这一时候，鉴于跨地域扩张速度与资金紧缺的矛盾，万科始终坚持“0。4”投资法则。
郭钧从《万科》周刊辞去主编职务，领衔天津万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同样的法则，60％的股权由万科最大个人股东刘元生组建的香港太平洋投资、皇岗村的“牛仔”和朱焕良所拥有。
仍兼任国企董事长的鲁东勇则创建鞍山万科东源公司，兴建万科东源大厦，其60％的股权由香港太平洋投资和朱焕良拥有。
大姚的副手郭兆斌在北海建立了北海万科地产公司，除万科的40％股权外，其余60％的股权较为复杂，其中包括太平洋投资、深圳有色金属和海南证券。
外地最大的合作项目—上海万科城市花园60％的投资权益为张恭泰先生的香港冠都公司、深圳李世奇的康芙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和蛇口钟小剑的爱利国医学科技发展公司所有。
1992年，万科在参与投资12家企业中共拥有4 280万股，涉及商贸、房地产、饮料、化工、运送、印染机械、机电产品等7个行业，所在地区涵盖了西安、天津、北京、武汉、吐鲁番、海口、沈阳及汕头。
1993年，万科在参与投资13家企业共拥有8 182万股，新增通讯设备生产、汽车制造、高新技术开发、能源、水产养殖、工程机械等行业，所在地区则涵盖长春、顺德、上海、北京、苏州、鞍山、哈尔滨及大连。
如果我们再举个企业作为例证的话，那么，成立于1986年的新疆德隆集团的历史大事记对于1992~1993年是这样记录的：注册成立新疆德隆实业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800万元，以此为平台开始股权投资，到西安做股份制改造过程中的认购权的买卖。从1992年5月到1993年3月，这一期间共赚了5 000万到8 000万元。
成立新疆德隆房地产公司，与新疆建行所属的宏源信托合作开发了宏源大厦，与新疆自治区党委机关事务管理局合作开发了城市大酒店。同年开始进入娱乐、餐饮和房地产投资领域。
可以说，相当多创立于80年代，发轫于90年代初的中国大陆新兴企业的多元化业务构成中，尽管各自涉及的行业五花八门，但进入房地产行业和进行股权投资的做法却是共同的选择。
漫漫B股发行路
进入1993年。万科跨地域拓展房地产项目的节奏加快，对资金的需要也更加急迫。
此时，深圳证券交易所还归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管辖。行长王喜义是东北人，从人民银行总行前往深圳工作，作风硬朗、练达、霸气，金融管理处副处长张国庆甚得他的欣赏。
万科第一考虑发行可转债。申请可转债的还有宝安股份有限公司。
可分配的指标有20亿元，在北京、深圳均有良好公共关系的宝安股份一个申请就批到了10个亿。
约见王行长，还没开口，控制局面的王行长先开口：“可转债不可能了。发B股吧，新品种，是为了吸引海外投资者特别设计的，只允许海外资金进场买卖。你们回去研究一下。”
行长的话，一言九鼎。新品种一推出就可引起香港券商的极大关注，尽管市场前景有很大的未知数，但哪家香港证券商会愿意错过搭头班车的机会呢？
一位洒脱倜傥的年轻人出现在万科面前。他是香港渣打（亚洲）有限公司副董事宁志翔先生，曾就职于美国所罗门兄弟投资银行，专职大陆新兴的股票市场。宁先生是昆明人，大学毕业后留学欧洲、北美，投资银行业务娴熟，彬彬有礼，工作热情，很快赢得了我的信任和好感。
在我讲述万科业务和构想时，宁志翔明确提出了何为万科主营业务的疑问，同时，他对万科的贸易和地产也表示了自己的判断，“贸易是万科最早发展的业务项目，但今天面临经营分散、不成规模、缺乏长期稳定客户的局面；地产业务干到了一定规模，但尚缺乏统一协调。”
确实，万科除房地产开发外，其他业务的利润率都开始明显降低，进出口业务营业额尽管占到总收入的70％以上，但实现的利润却不足利润总额的1/4；1992年，贸易业务所提供的利润只占16％。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万科在上海的第一个房地产项目西郊花园的销售额占据万科1992年全年总营业收入的5％，利润更占到公司整体利润的20％！
很快，宁志翔带着渣打的团队小组进驻万科。
同渣打一起杀到万科的，还有担任审计的毕马威国际会计公司，任法律顾问的是年利达律师事务所，负责物业估值的是卓德测记师行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一到，便开列出一系列的问题清单，涉及到万科分布在各个城市物业的各种原始凭证和法律文件。在收集文件过程中，万科暴露出一系列基础管理方面的问题，诸如文件缺失、手续不全的情况时有发生。
万科B股招股书的编纂，是发行工作的核心。从1992年10月到1993年3月定稿，其间共有10个修正版本，每一稿一旦完成，渣打都会迅速传递文件给合作方，随之是一系列会计师、律师和评估师的会计报告、法律意见书和估值报告。110页招股书的背后，是5 000多页的传真纸。香港公司的专业素养和精神给万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万科再一次得以检视自己发展的道路，检讨自身的不足和问题。
就在万科发B股的团队与宁志翔统筹的团队的工作接近尾声时，B股的主承销商角色出现了变数。
“8。10股灾”风波引起北京震怒。郑良玉市长因此被调离特区。迫于压力，具体操办证券业务的张国庆考虑离开人民银行。他一方面承担着被指责的精神压力，一方面开始组建一家证券公司。
一天，在人行金融处，张国庆对我表示：“过一个月我就离开人行，操作一家证券公司，万科同金田发行的B股都由我来承销。”
面对发行B股生杀大权在握的张处长，你能说“不”？
张处长注册的证券公司就是君安证券。
万科B股承销团的构成如下：主承销为君安证券，副主承销为渣打（亚洲）有限公司，分销商是里昂财务股份（亚洲）有限公司、新鸿基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和山一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君安几乎扮演了不劳而获的角色。
券商承销企业股票的利润来源于承销的手续费，按承销金额的百分比收取，比率视筹资的规模、同行的竞争、发行的风险而定。万科首发4 500万股，每股港币10。53元，筹资港币4。5亿元，手续费5％（费用2％＋佣金3％），手续费属于偏高。
然而，事实证明，认为君安不劳而获的想法大错特错。
接近认购截止期，相当比例的股票还没有被认购，市场并不看好B股。在负责发行股票的券商正式签订承销协议之后，企业股票能否顺利售出的风险已经转移到承销商身上。按照协议，承销商必须对未被认购的剩余股票买单。理论上，无论市场好坏，万科都能如期收到4。5亿元港币，不能全额或者超额认购仅仅是个面子问题。
但是，万科的高层们仍旧担心君安证券这家冲劲有余、资金匮乏的券商的偿付能力，毕竟，同一时期，君安也是金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