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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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日亲善，我确信：如果日本人有不利于满洲国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满洲人有不利于日本者，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的皇帝；如果有不忠于满洲国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
我想的实在太天真了。
我回到长春不到一个月，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一次例行会见中，告诉我“郑孝胥总理倦勤思退”，需要让他养老，换一位总理大臣。关于日本不满意郑孝胥的事，我已略有所闻，正想找机会赶走他，现在南次郎提出这事，我立时不假思索地说，让郑退休，我完全同意，总理之职可以由臧式毅继任。我以为听了我两次“日满亲善论”的南次郎一定会遵命的，谁知竟碰了钉子，他向我摇头说：“不，关东军已考虑妥了合适的人选，皇帝陛下不必操心，就让张景惠当总理大臣好了。”
郑孝胥不久前在他主办的“王道书院”里发了一次牢骚。他向听课的人说：“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该让它自己走走，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这话惹恼了日本主子，因此就把他一脚踢开。他后来连存在银行里的“建国功劳金”也取不出来，想迁离长春也不得准许，在宪兵队的监视下，只能在家里写写字，做做诗。这个连骨头都被“共管”虫子蛀透了的“诗人兼书法家”，三年之后，终于怀着未遂之愿暴死于长春。他的儿子郑垂也是暴卒的，早于他三年。据传说，他父子都是死于日本人的暗害。即使传闻不确，他的下场也足以打破我的恢复祖业的幻想了，而我到一年之后，即日本全面侵华的前夕，才渐渐明白过来。
六、幻想的破灭
日本自一九三三年初退出国际联盟之后，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扩军备战，特别是加紧了全面侵华的部署和后方的准备。在“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在华北连续使用武力和制造事变，国民党南京政府步步屈服，签订了出让华北控制权的“何（应钦）梅（津）协定”、“秦（德纯）土（肥原）协定”等密约，听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内蒙自治军政府”等等伪组织的存在和活动，再三地向日本表白“不但无排日之行动与思想，亦本无排日必要的理由”，并且对国人颁布了“效睦邻邦命令”，重申抗日者必严惩之禁令。这样，日本在关内的势力有了极大的加强，人人可以看出，只要时间一到，五省即可彻底变色。我在前面说过，这正是关内关外复辟迷们跃跃欲试的时候，正是我第三次“登极”前后得意忘形的时候。然而，日本在张牙舞爪于关内的同时，它在“满洲国”内也正采取着步步加紧的措施，这些措施终于临到我这“皇帝”的头上。
在东北彻底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公平地说，汉奸们是得到不少便宜的。例如改帝制，这个措施不仅使复辟迷们得到了一定心理满足，而也成了一次发财的机缘，自郑孝胥以下的大汉奸都得到一笔自五万至六十万不等的“建国功劳金”，总数共为八百六十万元（以后每逢一次大规模的掠夺，如“粮谷出荷”、“献金报国”等等，必有一次“奖金”分给上自“总理大臣”下至保甲长）。我现在不想对日本的各种措施做全面的叙述，只把我恢复祖业思想的幻灭以及深感恐惧的事情说一说。
按情理说，日本关东军在决定帝制时正式告诉我不是恢复清朝，在“登极”时不准我穿龙袍，在决定“总理大臣”人选时根本不理睬我的意见，我就该明白了我的“尊严”的虚假性，但是我却由于过分“陶醉”，竟没有因此而清醒过来。使我开始感到幻灭滋味的，还是“凌升事件”。
凌升是清末蒙古都统贵福之子，原为张作霖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和蒙古宣抚使署顾问。他是在旅顺的“请愿代表”之一，因此被列入“建国元勋”之内。事件发生时他是伪满兴安省省长。一九三六年春天，他突然遭到了关东军的拘捕。拘捕的原因，据关东军派来的吉冈安直说，他有反满抗日活动，但是据佟济煦听来的消息，却是他在最近一次省长联席会上发过牢骚，以致惹恼了日本人。据说他在这次会上，抱怨日本关东军言行不一，说他在旅顺时曾亲耳听板垣说过，日本将承认“满洲国”是个独立国，可是后来事实上处处受关东军干预，他在兴安省无权无职，一切都是日本人做主。开过这个会，他回到本省就被抓去了。我听到这些消息，感到非常不安，因为半年前我刚刚与他结为亲家，我的四妹与他的儿子订了婚。我正在犹豫着，是不是要找关东军说说情的时候，新任的司令官兼第四任驻“满”大使植田谦吉先找我来了。
“前几天破获了一起案件，罪犯是皇帝陛下认得的，兴安省省长凌升。他勾结外国图谋叛变，反对日本。军事法庭已经查实他的反满抗日罪行，宣判了死刑。”
“死刑？”我吃了一惊。
“死刑。”他向他的翻译点头重复一遍，意思是向我说清楚。然后又对我说：“这是杀一儆百，陛下，杀一儆百是必需的！”
他走后，关东军吉冈安直参谋又通知我，应该立刻跟凌升的儿子解除四妹的婚约。我连忙照办了。
凌升被处决时，使用的是斩首之刑。一同受刑的还有他的几个亲属。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被日本人杀害的显要官员，而且还是刚跟我做了亲家的。我从凌升跟我攀亲的举动上，深信他是最崇拜我的，也是最忠心于我的人，而关东军衡量每个人的惟一标准却是对日本的态度。不用说，也是用这统一标准来看待我的。想到这里，我越发感到植田“杀一儆百”这句话的阴森可怕。
我由此联想到不久前的一件事。一九三五年末，有一些人为图谋复辟清朝而奔波于关内关外，如康有为的徒弟任祖安，我从前的奏事官吴天培等，引起了关东军的注意。关东军曾就此向我调查。“凌升事件”提醒了我，日本人是不喜欢这类事的，还是要多加小心为是。
日本人喜欢什么？我自然地联想到一个与凌升命运完全不同的人，这就是张景惠。这实在是日本人有意给我们这伙人看的两个“榜样”。一福一祸，对比鲜明。张景惠之所以能得日本人的欢心，代替了郑孝胥，是有他一套功夫的。这位“胡子”出身的“总理大臣”的为人，和他得到日本人的赏识，可以从日本人传诵他的“警句”上知道。有一次总务厅长官在国务会议上讲“日满一心一德”的鬼道理，作为日本掠夺工矿原料行为的“道义”根据，临末了，请“总理大臣”说几句。张景惠说：“咱是不识字的大老粗，就说句粗话吧：日满两国是两只蚂冷（蜻蜓）拴在一根绳上。”这“两只蚂冷一根绳”便被日本人传诵一时，成为教训“满”籍官员的“警句”。日本在东北实行“拓殖移民”政策的时候，在“国务会议”上要通过法案，规定按地价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代价强购东北农田，有些“大臣”如韩云阶等一则害怕造成“民变”，另则自己拥有大量土地，不愿吃亏，因此表示了反对。这时张景惠却出来说话了：“满洲国土地多的不得了，满洲人是老粗，没知识，让日本人来开荒教给新技术，两头都便宜。”提案就此通过了。“两头便宜”这句话于是又被日本人经常引用着。后来，“粮谷出荷”加紧推行，东北农民每季粮食被征购殆尽，有些“大臣”们因为征购价过低，直接损害到他们的利益，在“国务会议”上借口农民闹饥荒，吵着要求提高收购价格。日本人自然又是不干，张景惠于是对大家说：“日本皇军卖命，我们满洲出粮，不算什么。闹饥荒的勒一下裤腰带，就过去了。”“勒腰带”又成了日本人最爱说的一句话，当然，不是对他们自己说的。关东军司令官不断地对我称赞张景惠为“好宰相”，是“日满亲善身体力行者”。我当时很少想到这对我有什么意义，现在有了凌升的榜样，在两者对比之下，我便懂得了。
“凌升事体”过去了，我和德王的一次会见造成了我更大的不安。
德王即由日本操纵成立了“内蒙自治军政府”伪组织的德穆楚克栋鲁普。他原是一个蒙古王公。我在天津时，他曾送钱给我，送良种蒙古马给溥杰，多方向我表示过忠诚。他这次是有事找关东军，乘机取得关东军司令官的允许，前来看望我的。他对我谈起这几年的经历和成立“自治军政府”的情形，不知不觉地发开了牢骚，埋怨他那里的日本人过分跋扈，说关东军事先向他许了很多愿，到头来一样也不实现。尤其使他感到苦恼的是自己样样不能做主。他的话勾起了我的牢骚，不免同病相怜，安慰了他一番。不想第二天，关东军派到我这里专任联络的参谋，即以后我要谈到的“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走来板着脸问我：
“陛下昨天和德王谈了些什么？”
我觉得有些不妙，就推说不过是闲聊而已。
他不放松我，追问道：“昨天的谈话，对日本人表示不满了没有？”
我心里砰砰跳了起来。我知道惟一的办法就是坚不承认，而更好的办法则是以进为退，便说：“那一定是德王故意编排出什么假话来了吧？”
吉冈虽然再没穷追下去，我却一连几天心惊肉跳，疑虑丛生。我考虑这件事只有两个可能，不是日本人在我屋里安上了什么偷听的机器，就是德王在日本人面前说出了真话。我为了解开这个疑团，费了好大功夫，在屋里寻找那个可能有的机器。我没有找到什么机器，又怀疑是德王成心出卖我，可是也没有什么根据。这两种可能都不能断定，也不能否定，于是都成了我的新魔障。
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懂得的事就比“凌升事件”告诉我的更多了。我再不跟任何外来人说真心话，我对每位客人都有了戒心。事实上，自从我访日回来发表讲演之后，主动来见的人即逐渐减少，到德王会见之后，更近于绝迹。到了一九三七年，关东军更想出了一个新规矩，即每逢我接见外人，须由“帝室御用挂”在旁侍立。
进入了一九三七年，我一天比一天感到紧张。
在“七七”事变前这半年间，日本加紧了准备工作。为了巩固它的后方基地的统治，对东北人民的抗日爱国活动，进行了全面的镇压。一月四日，以“满洲国皇帝敕令”颁行了“满洲帝国刑法”，接着便开始了“大检举”、“大讨伐”，实行了“保甲连坐法”，“强化协和会”，修“警备道”，建“碉堡”，归屯并村。日本这次调来大量队伍，用大约二十个日本师团的兵力来对付拥有四万五千余人的抗日联军。与此同时，各地大肆搜捕抗日救国会会员，搜捕一切被认做“不稳”的人。这一场“大检举”与“大讨伐”，效果并不理想，关东军司令官向我夸耀了“皇军”威力和“赫赫战果”之后不到一年，又以更大的规模调兵遣将（后来知道是七十万日军和三十万伪军），举行了新“讨伐”，同时据我的亲信、警卫处长佟济煦告诉我，各地经常有人失踪，好像反满抗日的分子老也抓不完。
我从关东军司令官的谈话中，从“总理大臣”的例行报告中，向来是听不到什么真消息的，只有佟济煦还可以告诉我一些。他曾经告诉过我，关东军司令官对我谈的“讨伐”胜利消息，不一定可靠，消灭的“土匪”也很难说是什么人。他说，他有个被抓去当劳工的亲戚，参加修筑过一件秘密工程，据这个亲戚说，这项工程完工后，劳工几乎全部遭到杀害，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幸免于难，逃了出来。照他看来，报纸上有一次吹嘘某地消灭了多少“土匪”，说的就是那批劳工。
佟济煦的故事说过不久，给我当过英文翻译的吴沆业失踪了。有一天溥杰来告诉我，吴是因为在驻东京大使馆时期与美国人有来往被捕的，现在已死在宪兵队。还说，吴死前曾托看守带信给他，求他转请我说情，但他当时没有敢告诉我。我听了，赶紧叫他不要再说下去。
在这段时间里，我经手“裁可”的政策法令，其中有许多关于日本加紧备战和加强控制这块殖民地的措施，但无论是“第一五年开发产业计划”，还是“产业统制法”，也无论是为适应进一步控制需要而进行的“政府机构大改组”，还是规定日本语为“国语”，都没有比溥杰的结婚更使我感到刺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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