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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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去沈阳呢？上角利一笑眯眯地解释说，这还要等和板垣大佐谈过才能定。为什么要到旅顺等呢？因为汤岗子这地方附近有“匪”，很不安全，不如住旅顺好，旅顺是个大地方，一切也都很方便。我听着也有理。这样当天晚上又搭上火车，第二天一早到了旅顺。
在旅顺住的是大和旅馆。又是在对翠阁的一套做法，楼上全部归我们这几个人占用，告诉我不要下楼，自然楼下的人也上不来。上角和甘粕对我说的还是那几句：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不要着急，到时候就有人请我到沈阳去的。不过，在这里也有了一个变化，就是住了不多天，郑孝胥父子也获得了罗振玉一样的待遇，上上下下不受阻拦，而且还可以到大连去。郑孝胥脸上的郁郁不乐的样子没有了，说话的调子也和罗振玉一样了，什么“皇上天威，不宜出头露面，一切宜由臣子们去办，待为臣子的办好，到时候皇上自然就会顺理成章地面南受贺”。又说在事成之前，不宜宣扬，因此也不要接见一切人员。关东军目前是这里的主人，我在登极之前，在这里暂时还算是客人，客随主便，也是理所当然。听了他们的话，我虽然心里着急，也觉得有道理，就只好耐下心等着。
事实上，这些口口声声叫我皇上和宣统帝的，这些绞尽脑汁不辞劳苦为我奔波着的，他们心里的我，不过是纸牌上的皇帝。这种皇帝的作用不过是可以吃掉别人的牌，以赢得一笔赌注而已奇…书…网。日本人为了应付西方的摩擦和国内外的舆论压力，所以才准备下我这张牌，他们在需要打出这张牌之前，自然要严密保藏起来。郑、罗之流为了应付别的竞争者，都想独自用我这张牌，去赢得日本人犒赏，因此也要用心把持着我。这样就形成了对我的封锁，使我处于被隔离的状态中。在汤岗子，罗振玉想利用日本人规定的限制来断绝我和别人的来往，曾阻止了我和郑孝胥与日本关东军的接触，以保障他的独家包办。到了旅顺，他没有准备好，郑孝胥也和日本人方面发生了关系，和他唱上了对台戏，于是他只好亡羊补牢，设法再不要有第三个人插进来。同时，在防范我这方面，他和郑孝胥联合起来，这又出现了郑、罗二人一方面联合垄断我，一方面又钩心斗角地在日本人方面争宠的形势。
这些事实内幕，我当时自然是不明白。我只觉出了罗振玉和郑孝胥父子和日本人沆瀣一气，要把我和别人隔开（这种行为在郑孝胥父子身上越来越明显），对佟济煦和只知道算卦求神的商衍瀛，他们倒不怎么注意，对从天津来的要见我的人，则防范得很厉害，甚至连对婉容都不客气。
我在离开静园以前，留下了一道“手谕”，叫一名随侍交给胡嗣瑗，命他随后来找我，命陈曾寿送婉容来。这三个人听说我在旅顺，就来到了大连。罗振玉派人去给他们找了地方住下，说关东军有命令，不许他们到旅顺去。婉容对这个命令起了疑心，以为我出了什么问题，她拿出了那时某种女性的本事，大哭大闹，非要去不可，这样才得到允许来旅顺看我一次，不过说好要第二天就回大连。过了大概一个月，关东军把我迁到善耆（这时已死）的儿子宪东的地方去住，这才让婉容和后来赶到的我的二妹和三妹搬到我住的地方来。
我本来还想让胡嗣瑗、陈曾寿两人也到我身边来，但郑孝胥说关东军规定，除了他父子加上罗振玉和万绳这几个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许见我。我请求他去和甘粕、上角商量，结果只准许胡嗣瑗见一面，条件是当天就要回大连。胡嗣瑗在这种情形下，一看见我就咧开大嘴哭起来了，说他真想不到在我身旁多年，今日落得连见一面都受人限制，说得我心里很不自在。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惧压迫着我。因为，日本人是听郑、罗的话的，我担心如果弄僵了更要吃亏，也只有安慰胡嗣瑗一下，告诉他等我到了可以说话的时候，一定“传谕”叫他和陈曾寿到身边来。胡嗣瑗听了我的话，止住了哭泣，趁着室里没人，一五一十向我叙说了郑、罗对他们的多方刁难，攻击郑、罗二人是“架空欺罔、挟上压下、排挤忠良”。
其实，胡嗣瑗和陈曾寿对郑、罗的攻击，也不完全是为了我。他们住在大连，一有机会就托人带“奏折”、“条陈”给我，在痛骂郑、罗“虽秦桧、仇士良之所为，尚不敢公然无状、欺侮挟持一至于此”之外，总要酸劲十足和焦急万分地一再说些“当兹皇上广选才俊，登用贤良之时，如此掣肘，尚有何希望乎”这类的话。胡嗣瑗曾劝我向日本人要求条件，头两条就是先恢复天津的形势，身边应有亲信二三人，这意思就是他仍要当个代拆代行的胡大军机。陈曾寿对我大谈“建国之道，内治莫先于纪纲，外交莫重于主权”。所谓纪纲“最要者魁柄必操自上”，主权最要者是政令必出自我，总之一句话，我必须有权能用人，因为这样他才能做官。这些纸上谈兵的人自然斗不过郑、罗，在后来封官进爵的时候，显贵角色根本没有他们的份，还是经我要求，给了陈曾寿一个秘书职，但他不干，请假走了，直到以后设立了内廷局叫他当局长，他才又回来。胡嗣瑗曾和陈曾寿表示决不做官，“愿以白衣追随左右”，我给他弄上个秘书长的位置，他也不提“白衣”了。由于他恨极了当国务总理的郑孝胥，后来和被郑挤掉下来的罗振玉联合起来攻郑，结果没有攻倒，自己反倒连秘书长也没有做成，不过这是后话，这里暂不提了。
我到旅顺的两个月后，陈宝琛也来了。郑孝胥这时已成了关东军的红人，罗振玉眼看就要败在他手里，正当他接近全胜——和关东军的交易接近成熟的时候，看见威望超过他的“帝师”出现在大连，立刻引起了他的警惕。他生怕这位同乡会引起日本人更大的兴趣，急忙地想撵陈回去。陈宝琛在旅顺一共住了两宿，和我匆匆忙忙见了两面，就给郑孝胥借口日本人要在旅馆开会，不让闲人住，把他给撵走了。
天津和北京的遗老为了找官做，借口服侍我跑来的还有不少人，全都给郑孝胥和甘粕正彦挡了驾。就连恭亲王溥伟想见我也遇过拦阻。只是在我过生日的时候，他们再找不到借口，只好让一部分人见了我，给我祝寿。其中有：宝熙、商衍瀛、沈继贤、金卓、王季烈、陈曾寿、毓善等人，这些人后来在伪满成立时都成了大小新贵。
当时互相倾轧、你争我夺的不但有遗老，在日本浪人特务之间也不例外，得势的当然是板垣手下的上角和甘粕这一伙儿。当过我父亲家的家庭教师的远山猛雄，本想到我身边沾光，由于不是军部系统的，最后都给上角和甘粕挤走了。
最重要而激烈的，还是发生在郑、罗之间的斗争，这是这对冤家最后的殊死战，因此都使用出了毕生的力气。罗振玉利用他和板垣、上角利一这些人的势力，对郑孝胥一到东北时的封锁，是他的头一“招”。他自恃有首倡“迎立”的功绩，相信只要能把我垄断在手，用我这张牌和日本人谈判，一定可达到位居首辅的目的。可是他在谈判中，提出了要大清复辟，至少也要我做满洲一隅的皇帝（在我还没有到旅顺以前，这个谈判刚刚开头），日本方面对他这个意见不感兴趣。他和我一样地不明白，复辟的做法和日本人宣传的满洲民众要求独立自治的说法，是配不上套的。这时日本人在国际上十分孤立，也不是这场傀儡戏立刻搬上台去的时候。因此，关东军也不急于定案，暂时还是用什么自治指导部、维持会等名目支撑着。罗振玉认为郑孝胥被他封锁住，我身边原来的其他人更无法靠近我，也无从代表我和日本人去说话，他就可以居于独家经理的身分，不慌不忙地和日本人交涉。复辟大清和另立国家之争正悬而未决，我和郑孝胥到了旅顺，出乎罗振玉的意外，他对郑孝胥的封锁很快就失了效，郑孝胥到了旅顺，就被关东军方面请去会谈。罗振玉既不知道郑孝胥和东京军部的关系，也想不到郑孝胥经过康有为门徒徐良的介绍，在离津之前就认识了上角利一。就像我出宫那样，罗振玉的关系日本竹本大佐变成了郑孝胥的关系一样，这回罗振玉带来的上角也很快让郑孝胥交上朋友，变成了自己与关东军之间的桥梁。因此，罗很快地丧失了优势。郑氏父子到了营口旅顺之后，又和甘粕正彦屡次有过“谈心”。于是关东军很快对他有了了解——不但了解到他对我们的影响，也了解到他父子远比罗振玉“灵活”，不像罗振玉那样非有蟒袍补褂、三跪九叩不过瘾——因此乐于以他为交易对手了。郑孝胥被看中了之后，第一次和板垣会面（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旅顺），听到板垣要叫我当“满蒙共和国大总统”，还是很惊讶的，并且劝我不可赞成，向日本人表示了“共和之制断不可行，假共和尤为不可”。可是后来他们明白了日本军方一定不肯给我一顶皇帝帽子，知道了“标底”，他马上改了“价钱”。据说这件事是他儿子给他办妥的。不知靠着什么机缘，郑垂勾搭上了军方选中的殖民地总管驹井德三。他代表他父亲向驹井表示，如果日本方面认为“帝国”称呼不适于这“新国家”的话，只要同意他父亲任未来的内阁首揆，一切没有问题，他父子可负责说服“宣统帝”接受元首称号。顺便说一句，这时抢这个首揆椅子的，却大有人在。不但有罗振玉，还有张景惠、臧式毅、煦洽等人，熙洽就几次派人送钱给我共有十几万元，求我授他“总理”之职。郑孝胥自然很着急，这也是一个压力，所以忙不迭地叫郑垂从旁抢先递“价码”。驹井德三把这袖筒里来的“价码”告诉了本庄和板垣，于是郑孝胥又成了“奉天”关东军司令官的客人。就这样，关东军的第一交易对手由罗振玉变成了郑孝胥。
自然，这些真相是我在封锁中所看不透的。我所见到的是另外一样……
六、我的所见与所思
我到旅顺以后，感到最惶惑不安的，倒不是因为受到封锁、隔离，而是从上角这几个日本人口中听到一种模模糊糊的意思，是关东军似乎连新国家的国体问题还没定下来。
这对我说来，比没有人迎接我更糟糕。没有人迎接，还可以用“筹备不及”、“尚未公布”的话来解释。“国体未定”又是怎么回事呢？国体既然未定，土肥原干吗要请我到满洲来呢？
郑孝胥和上角向我解释说，土肥原确实没有说谎，关东军支持我复位和主持大计的话全不错，不过这是满洲的事，当然还要和满洲的人商量，没商量好以前，自然叫做“未定”。
我已经不像在汤岗子那样容易相信这些人的话了，但除了听他们的话以外，也毫无办法，因为我身边没有另外可以商议的人。这还是我第一次离开我的师傅，在没师傅指点的情形下，我曾经采取过商衍瀛的办法，找神仙帮忙来解答问题。我把从天津带来的一本《未来预知术》打开，摇起了金钱神课。记得我摇出了一课“乾乾”卦，卦辞还算不坏。于是，我就这样地在郑、罗和诸葛神课《未来预知术》是香港出的一本迷信书，伪称是诸葛亮的著作，可是其中的卦辞中有汉代以后的诗文典故。一致劝导下，耐着性子等待了。
有一天，上角来问我，是不是认识马占山。我说在天津时，他到张园来过，算是认识吧。上角说，板垣希望我能写一封信给马，劝他归顺。我说，我在天津已写过一封，不过如果需要，还可以再写。这第二封劝降书并没有用上，马占山就投降了。虽然我的信未发生作用，可是关东军请我写信这件事给了我一种安慰，我心里这样解释：显然这是日本人承认我的威信，承认这块江山必须由我统治才行。我是谁呢，不就是大清的皇帝吗？这样一想，我对于等待倒比较安心了。
这样的等了三个月，到我过生日的第二天，即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忽然传来了一个对我宛如雷击一样的消息，说是刚刚复会的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在满洲建立一个“共和国”。所谓东北行政委员会是二月十八日复会的，这个委员会由投降的原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辽宁（这时被改称奉天）省主席臧式毅、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和被这委员会追认的吉林省主席熙洽组成，张景惠为委员长。二月十九日，这个委员会在板垣（一说是石原）导演下通过了那项决议，接着又发表了一个“独立宣言”。这些消息传来之后，可以说除了郑氏父子以外，我身边的所有人，连罗振玉在内，无一不大感恐慌而又十分愤慨。
这时，占据着我全心的不是东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人要用什么办法统治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