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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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东京的政友会人物来往。这时他坚定认为如果东京方面没有表示，就千万别听军人们的话。我的看法不同，认为能决定我的命运的，现在不是日本政客，而是军人。我并没有什么高深的见解和情报，我是凭着直觉，从当前摆着的事实上看出来的。我看到的是，日本方面在外交上宣称准备和南京政府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日纠纷”，同时关东军却一路不停地前进着，攻打着退却着的中国军队。我那时还不太明白，这和蒋介石、汪精卫一边嚷着抵抗，一边把国土让给敌人原都是用以欺世的两面手法，但我能看出决定问题的还是日本军人。陈宝琛指出国际列强的暧昧态度可虑，也和我的直觉印象不同。我去过日本兵营后不多天，英国驻津军队司令官牛湛德准将忽然来到“静园”访问。他对“九·一八”事变给我造成的机会，表示了“私人的祝贺”，并且说：“如果陛下能在伟大的满洲重新登极，陛下的仆人牛湛德，愿意充当龙旗下的一名士兵。”这话不但使我飘飘然，而且更相信郑孝胥说的英方袒日的消息。牛湛德来访之后，庄士敦也突然和我久别重逢，据他说这回是为了代表英外交部来和中国政府办理庚款和归还威海卫的余留问题，因此顺便前来看望。他为了我的“前途”表示高兴。他同时请我为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书稿作序文，他说将在这书的最末加上一章，叫做“龙归故里”。
刘骧业和佟济煦先后从东北回来带来的消息，对我也是一种鼓励。佟济煦先回来，说和沈阳的遗老袁金铠等人见了面，都认为时机已至，不必迟疑。接着刘骧业也来了，虽然他没有能见到内田康哉和本庄繁，这有点令人失望，但他见到了板垣和金梁，证实了罗振玉和上角并不是骗人的。金梁对他说的尤其充满了乐观：“奉天一切完备，唯候乘舆临幸。”他也去过吉林，证实罗振玉说得不错，日本军队已控制了全省，熙洽等人是随时可响应复辟的。
除了这些之外，当时出现的一些谣言也是促使我急于动身的因素。那时天津的新闻界消息真是灵通，我去日本兵营的事很快就传到社会上，有的报纸甚至登出了我已乘轮到了东北。与此同时，“静园”里忽然不知从哪里传来谣言，说中国人要对我有不利的举动。因此，我更觉得不能在天津待下去了。
但是，尽管我一心想走，我毕竟是日本行政当局的客人，必须和总领事馆说通了才能行。我派了郑垂去拜会日本总领事桑岛，说“既然时机不至，我就不一定一直去奉天，不妨先到旅顺暂住。这总比在天津安全一些。”桑岛立刻表示，到旅顺去也不必要。他叫郑垂转告我，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也不同意我现在动身，内田是日本政界老前辈，日本军部对他也是尊重的，因此我还是慎重从事的好。至于安全，他认为并无危险，愿负完全责任。最后说，他还要和驻屯军司令官香椎交换一下意见。第二天，副领事来找郑垂说，桑岛和香椎商量过了，意见一致，都不主张我现在离开天津。
这个消息令我非常糊涂，为了弄清真相，不得不把那位司令部的通译官请来问问。不料吉田回答说所谓总领事和司令官的会商，根本没这么回事，香椎司令官是主张我立刻随上角利一走的。他给我出个主意，亲笔写封信给司令部，把坚决要走的态度告诉他。我在糊里糊涂中写了这封信。可是不知怎么弄的，日本总领事又知道了这件事，连忙来找陈宝琛、郑孝胥探听有没这回事，那封信是真的假的……
日本军政两界的这种意见分歧和暗中摩擦，令我非常生气，可是又没什么办法可想。这时二次去东北的刘骧业来了信，说是探得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的真正意思：现在东北三省还没全部控制，俟“三省团结稳固，当由内田请上（指我）临幸沈阳”，请我暂时在津等候着。既然决定命运的最高权威有了这样的表示，我也只好遵命静候了。
从那以后，我多少明白了一点，不仅天津的领事馆与驻屯军之间意见分歧，就连关东军内部步调也不太一致。我对某些现象不由得有些担心：前恭亲王溥伟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祭祀沈阳北陵，辽宁省出现了“东北地方维持会”的组织，旧东北系重要人物臧式毅在受着关东军的“优待”，前民国执政段祺瑞的行踪消息，又出现于报端。对这些不能和我并立在一个屋顶之下的牌位，日本人正做什么打算？那时我还不明白，日本人长期豢养着的有各式各样材料，我这个被尊敬地称为“陛下”的，不过是其中之一，可不可用，用我还是用别的，还都在主人的考虑之中哩。假如我当时知道日本人曾一度想用段祺瑞（这是最近从一个文史资料稿上才看到的），又一度要用“东北行政委员会”的空架子（这是我到东北之后听到的），又一度要用溥伟搞“明光帝国”（这是很快就知道的）以及其他的一些可怕的主意，我的“等候佳音”的心情就更加难受了。
我给了罗振玉和上角利一“暂不出行”的答复之后，度日如年地等着消息。在等待中，我连续发出“谕旨”，让两个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侄子宪原、宪基到东北宣抚某些蒙古王公，赏赐首先投靠日本占领军的张海鹏、贵福等人以美玉。我根据日本武官森纠的请求，写信给正和张海鹏对抗的马占山和具有民族气节另一些蒙古王公，劝他们归降。我封张海鹏为满蒙独立军司令官，马占山为北路总司令，贵福为西路总司令，赐宪原、宪基等以大佐军衔。我预备了大批写着各种官衔的空的封官“谕旨”，以备随时填上姓名……
图37南次郎特别应当提到的一件事，是我按照郑孝胥的意见，直接派了人去到日本进行活动。自从罗振玉遭我拒绝，怏怏离去之后，郑孝胥一变表面上的慎重态度，越来越和陈宝琛意见相左。他反对再行观望，主张积极行动了。这时他认为在日本和铃木、南次郎以及黑龙会方面所谈的时机已经到了，提出要求是时候了，同时，他大概也看出了有人在和我竞争着，所以主张派人出去到东京活动，甚至不等本庄派人来请，自己就先到旅顺去。这种突然变化使我感到的不是惊异，而是十分高兴。我于是就背着陈宝琛，采纳了郑孝胥的意见，派了日本人远山猛雄到日本，找刚上台的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进行联络。我根据郑孝胥起的草，用黄绢亲笔给这两个大人物各写了一封信。后来一九四六年在东京国际法庭上，南次郎曾拿出了那封信，给律师作为替他辩护的证据。我因为害怕将来回到祖国受到审判，在法庭上只叙述日本人的罪状，而把自己的责任一推干净，当场否认了这封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可惜此信的原文现在没有得到，只好暂时从日本书籍上转译如下：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衅友邦，涂炭生灵，予甚悯之。兹遣皇室家庭教师远山猛雄赴日，慰视陆军大臣南大将，转达予意。我朝以不忍目睹万民之疾苦，将政权让之汉族，愈趋愈紊，实非我朝之初怀。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如不彻底解决前途之障碍，则殷忧四伏，永无宁日，必有赤党横行灾难无穷矣。
辛未九月一日（十月十一日）
宣统御玺
今上御笔
郑孝胥（签字）我就这样地一边等待，一边活动着。这封信由远山猛雄带走之后三个多星期，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九月辛酉二十三日（十一月二日）。诣行在。召对。上云：“商衍瀛来见，言奉天吉林皆望速幸；吉田来言，土肥原至津，与司令部密商，谓宜速往。”对曰：“土肥原为本庄之参谋，乃关东军之参谋，乃关东军中之要人，早来迎幸，则不宜迟。”明日以告领事馆。夜召土肥原……
三、会见土肥原
在这里所处理的时期之初，土肥原是日本陆军大佐，一九四一年升到将官阶级，在“九·一八”事变前约十八年间居住中国，被视为陆军部内的中国通。他对于在满洲所进行的对华侵略战争的发动和进展以及嗣后受日本支配的伪满洲国之设立，都具有密切关系，日本军部派对中国其他地区所采取的侵略政策，土肥原借着政治的谋略、武力的威胁、武力的行使，在促使事态的进展上担任了显著的任务。
土肥原当军部派其他指导者设计、准备和实行将东亚及东南亚置于日本支配之下时，曾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络而行动。
当他的对华的特殊知识和他的在华行使阴谋的能力已无需要时，他就以现地将官的地位来担当实现他本人曾经参与的阴谋目的。他不但曾参加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实行；并且也参加了对苏联以及对各国，即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曾对其实行侵略战争的各国，除法国以外的侵略战争的实行……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土肥原和板垣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二十五名战犯中被判定犯罪条款最多而最重的两人。他们两人罪状相同，都犯了七条“破坏和平罪”，这七条是：十八年间一贯为控制东亚及太平洋的阴谋、对华实行侵略战争、对美实行侵略战争、对英实行侵略战争、对荷兰实行侵略战争、对法实行侵略战争、制造张鼓峰事件、制造诺门坎事件。和“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之犯罪”中最重的一条，即“命令准许违约行为”的罪。远东国际法庭对这批战犯拖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才判决，土肥原与板垣和其他五名战犯被判处了绞刑。
图38土肥原贤二土肥原，可以说是个完全靠侵略中国起家的日本军人，他在陆军士官学校十六期步科和陆军大学毕业后，做过日本参谋本部部员，第十三步兵联队长，一九一三年起他来到中国，在关东军中服务，给担任着许多东北军阀的顾问的坂西利八郎中将当了十多年的副官。他和张作霖的关系特别深，一九二四年奉直战争中，他策动关东军帮助过张作霖，一九二八年关东军决定消灭张作霖，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的阴谋的主持者，也正是他。不久，他即因功晋级大佐，担任了沈阳特务机关长的职务，从此开始了判决书上所述的那些罪行，也开始了他的飞黄腾达的时期。判决书里对土肥原的许多“杰作”都没有提到，除了伪满的诞生之外，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天津骚动事件、一九三二年热河战争的爆发、一九三五年五月的丰台事变和冀东伪组织的成立、十一月香河流氓暴动和冀察的特殊政权的出现，都离不开土肥原的策划活动。可以说，在那段时间里，土肥原走到那里，灾难降临那里。大约他的失败只有过一次，即在他拉拢之下叛国的马占山，后来又反正抗日。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后来的升迁，他被调走当了不多时间的旅团长，又调为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一直到“七七”事变，日本人要成立的伪组织都成立起来了，骚乱、暴动等等手段也被武装进攻代替了，土肥原才脱去了白手套，拿起了指挥刀，以师团长、军团长、方面军总司令等身分，统领着武装到牙齿的士兵，在中国大陆和南洋进行屠杀和掠夺。就这样在尸骨和血泊中，他从“九·一八”事变起不过十年间，由大佐升到了大将。
那时关于他有种种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传说，西方报纸称他为“东方的劳伦斯”，中国报纸上说他惯穿中国服装，擅长中国方言。根据我的了解，他在中国的活动如果都像鼓动我出关那样做法，他并不需要传说中的劳伦斯的诡诈和心机，只要有一副牌桌上的面孔，能把谎话当真话说就行了。那次他和我会见也没有穿中国服装，只不过一套日本式的西服；他的中国话似乎并不十分高明，为了不致把话说错和听错，他还是用了吉田忠太郎充当我们的翻译。
他那年是四十八岁，眼睛附近的肌肉已出现了松弛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他向我问候了健康，就转入正题，先解释日军行动，只对付张学良一人，“因为他把满洲三千万人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任何保证，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我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我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这国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
他的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分，完全不容我再用对待罗振玉和上角利一的眼光来对待他。陈宝琛所担心的——怕罗�
